芭蕾舞者:从飞蛾到天鹅

2011年奥斯卡获奖影片《黑天鹅》，犹如一面练功镜反射出芭蕾舞者鲜为人知的隐痛：对于完美的盲目追求，为获得黑白天鹅角色而栽赃陷害、明争暗斗，以及少不更事的少女所遭遇的犯。

主人公妮娜在饱受身心折磨后，产生幻觉――“黑天鹅”的羽毛，在她的意念里破肉而出。代表自己的“白天鹅”，随着谢幕慢慢死去。

现实的芭蕾舞台中央，也永远只有一只白天鹅。为了破茧成蝶，芭蕾舞演员们也会像妮娜一样选择飞蛾扑火吗？

不公平，早在大幕拉开前！

领舞演员胡甜甜，身高一直是最困扰她的问题，老师曾告诉她，只要再长4~5厘米，就能跳主演。为此，她吃了两年增高药。

群舞演员李怡燃，易发胖体质，为控制体重，长期节食减肥，后果是：20多岁的女孩已停经。“干吗要这么糟蹋自己，除了一身病，我得到了什么？”这是她的哭诉。

领舞演员刘爽，爱芭蕾，但不被芭蕾爱。对他而言，芭蕾的残酷就在于，身体条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自己不能演王子。

芭蕾舞对舞者的身体要求非常苛刻。一方面，身体的韧性、柔软度、弹跳力要好；另一方面，对每个部位都有要求：头小，脖子细长，脚背有弧度，身体比例好。而达到这种条件的人少之又少。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为例，每年的招生考试，老师不仅要目测，还要用尺子准确丈量身材的比例，淘汰率极高。即使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生，也很难有二十个理想的苗子。在经过7年的学习后，他们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二可以毕业，仅3~5人能进入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在整个舞者生涯中，身体条件都是影响他们命运的决定因素。

不公平又如何？

自己是自己的魔法师！

――傅姝 （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的自身条件不算好，个子不高，直接影响了身体线条的美感，这很致命。在中国的芭蕾舞演员中，女演员的完美身高是165厘米，男演员要180厘米以上，可我从舞蹈学校毕业时才160厘米。校长劝我留校，因为即便进入舞蹈团，以我的身高也当不了主要演员。舞蹈团有不成文的规定，主演必须个头偏高，这样才能从群舞中凸显出来。但我还是坚持去了，已经学了七年，就算当不了主演，能上台就好。

我相信只要加倍努力，靠舞技和表演能力也能弥补自身的缺憾。事实的确如此，我用五年时间跳到主演，当然，这背后的付出只有自己知道。

除了身高，体重也是演员的悬顶之剑，一旦增重，一两天内必须减掉。我属于易胖体质，尤其在生理期时，喝凉水都能变胖。对于平常人，重两斤也许不会很明显，但芭蕾舞演员的增重是按两计算的。胖了几两，上台时你身体的线条就已经受影响，芭蕾舞演员都是皮包骨的，167厘米的个头，体重可能仅80斤左右。

瘦不意味不健康，控制体重也不是就要节食。合理的控制方法是，在活动量较少时，相应少吃，胖的时候，靠增大运动量、大量排汗减肥。平时的饮食没有特别规定，我现在早餐就一片面包；中餐吃水果、酸奶或面包，不会吃带油水的东西。因为中午只有一小时休息，吃饱了会有困感，而且腹部会有负担，动作幅度大时，甚至有反胃的感觉。晚餐要吃饱，补充一天的体能消耗，夜宵是决不能吃的。平常人们说健康的饮食是：早餐吃好，中餐吃饱，晚餐吃少。我们为了跳舞要完全违背健康规律。

还是不公平，机遇落在了谁的头上？

首席主要演员孙欣，宁可待在机会较多的广州芭蕾舞团，也不愿去声名在外的国家芭蕾舞团。对她来说，在有限的艺术表演生涯里，尽可能争取上台的机会，才是唯一的选择。

首席主要演员张剑，每一次排新戏都希望能做女主角，但最终发现，跳好每一部戏着实不可能，芭蕾舞者要面对太多不可控因素：随时会来的伤病，随时会走的机会。

普通人的职业寿命大概是35~40年，而在芭蕾这一行，除去学习的时间，真正的职业年限不超过15年。通常情况下，一个芭蕾舞演员需要跳三年群舞、三年领舞、三年独舞后，倘若表现极为出色，才有可能升至主演。可当你终于找到跳芭蕾舞的感觉时，你的职业生涯也快结束了。机遇，就是芭蕾舞演员的金苹果。它会砸在谁的头上？

等不及机遇，就去争

――梁菲（香港芭蕾舞团演员）

1997年初，我刚进香港芭蕾舞团不久，团里打算再排芭蕾舞经典剧作《天鹅湖》。那时我还是群舞演员，但这部剧中的黑白天鹅是我一直想演的角色。我就“自告奋勇”，跑到港芭艺术总监办公室，直接对谢杰斐总监说：我喜欢《天鹅湖》，想演奥吉塔，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结果就让总监笑话了：你只是刚进团的新演员，在你前面还有那么多比你资深的舞蹈演员，怎么都轮不到你演奥吉塔啊。

的确，世界各地芭蕾舞团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演员必须从群舞跳起。这一条，很难逾越。但我始终都抗拒不了奥吉塔的诱惑，一有空就去主演的练功房偷师。当时的我只想圆自己未曾实现的梦，根本不在乎别人的不解与嘲笑。

结果，到《天鹅湖》的排练后期，艺术总监终于发现了我，看了我的表演后，就决定让我在学校教育场的演出中饰演白天鹅。后来又破例让我在3月的正式演出中饰演全剧黑白天鹅。就因为这次演出，我在港芭不到一年便从群舞演员升到了领舞演员。

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朱妍（中国国家芭蕾舞团演员）

2005年，我们团排演《卡门》，请了芭蕾舞大师罗兰•佩蒂作指导。外国人选角，不会考虑你是群舞演员还是主演，大家就一起跳一次，由他从中选出他觉得合适的演员，所以这仅有一次的表演特别重要。

当时，团里原定的主角是我，但就在还有三小时要表演给老头（指罗兰，下同）看时，我扭伤了脚。团领导带我去医院拍片――骨裂，当晚肯定跳不了。领导当即决定让孟宁宁替代我完成主演，她上台跳的时候，我就在侧幕边看，心里五味杂陈。作为主演，我已经习惯了被关注，当所有人忽然开始关注别人时，那种失落真的挺可怕我努力了，但现实中很多事不由你控制。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

休息调整了几天，我听说老头要再看一场演出，突然觉得还有机会，就赶紧带伤去练功房准备。晚上我表演的时候，伤痛全抛在脑外，能用的力全用上了。哪知，那天罗兰临时有事，根本没来。我是一场空欢喜。

《卡门》的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女主角是张剑，我和孟宁宁备选。排练中，孟宁宁最先放弃，改跳《卡门》的女强盗。而罗兰基本没看我几眼。

编排完全剧，老头就回国了，留下我们自己练。等他再回来，就是检阅我们表现的时候。罗兰回来的第一天，先看了张剑表演的卡门。刚跳完，老头的助理就冲上台质问：卡门在哪儿？显然罗兰不满意，临时决定下午看备选的表演，也就是我。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看完我的表演，老头竟然说“非常非常棒”。 第二天剧组就贴出了新的表演名单，我成为女主角，张剑变为替补。

这就是芭蕾无情的地方，它若即若离，有时候你觉得可以控制它，但有时，你越想那么做越达不到。那天张剑状态不是很好，罗兰就觉得她不合适。但假如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出现了不到位的表演，一定也会像张剑一样被毫不犹豫地换掉。《卡门》选男主角就出现这种情况。先是由团里同事担任主角，罗兰不满意，回国后带来一位美国的舞者替掉了我们的演员。但就在彩排阶段，老头突然觉得我们团的余波更合适。结果，美国演员在临上台时被告知不用他了。我们当时觉得他特可怜，大老远从美国来，练了那么久不能上台。大家看着他坚持上妆，穿好演出服，一个人孤零零地在一旁拉筋，希望能有备演的机会。但罗兰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个安慰都没有。

伤痛――那些躲不开的

独舞演员腾树源，十个脚趾全部被僵硬的足尖鞋磨得淤青红肿。有时，晚上睡觉一蹬脚，指甲盖就翻掉了，直到最后十个脚趾全部没有指甲。她每天要先用皮筋把脚趾绑紧，让它血液不通，没了痛感才能跳舞。对她们来说，只要脚没崴着，没残，都得继续跳。

领舞演员刘洋，曾经脚伤疼痛难忍，在母亲的陪同下去医院，被医生告知将来可能会坐轮椅。母女二人一路哭着回家，母亲说：不跳舞了，改别的行吗？她说：不行，不跳舞，我就去跳楼，我去死。

主要演员冯英，因跳芭蕾舞，肩部变形，胯部变形，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穿裤子时，总是一条裤腿被自己踩得很脏。

伤痛是芭蕾舞演员职业生涯中躲不过的梦魇，如饮鸩止渴。美丽的芭蕾花朵，需要无数年轻的生命用肉体去浇灌。美之极致，飞蛾扑火，只求绚烂……

前半生立脚尖，后半生“坐轮椅”

――黄怡（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从上海芭蕾舞学校毕业时，膝盖软骨磨损，只能走平路，没法上台阶。2000年，从上海芭蕾舞团调到广州芭蕾舞团，还是团里的大夫带我去广州体院、二沙岛中医院做理疗，这大概用了四年时间才慢慢好。

现在身上最严重的伤是腰椎间盘突出。2006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桃李杯”芭蕾舞大赛，临行的前一天，突然趴在床上动不了了，那是第一次发现腰有问题。后来，我把腰部的X光片拿给医生看，医生问这片子的人呢？我说我就是，医生说你还能站在这里啊，这片子的主人应该是坐轮椅的。医生让准备手术，可我跳舞不能停啊，就这样一直拖到现在，出了问题就靠打封闭来解决。

到去年，我的脚也出问题了。腿上这条韧带，打过八九次封闭，已经脆了，一使劲就可能撕裂，后来只能静养。今年我做了微创手术，医生用小刀片戳进40几刀，把韧带和骨头的粘连刮开，这才好点。我们这些跳舞的，老了可能就走不动了，五六十岁都得拄拐杖坐轮椅。

可以痛，但不能不美

――孙欣（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这双脚，光封闭就打了十几次，明明知道打了封闭后韧带或肌肉就越来越脆，但你等着上台，想要脚伤短时间内恢复，就只能打针。记得第一次打的时候，可以管三个月不痛，后来就慢慢的只能一个月不痛，一个星期不痛，最后效果就越来越差。刚打完这针不久又痛，痛得比之前还厉害。前年，我再去找医生，他不给打了，他说已经不能再打了。

伤是好不了的，它只能越来越严重，可只要你想跳就得坚持，但有时痛得特别厉害，没法跳。我不想让别人说你状态不好，就开始自己吃止痛药。连续吃了近三年，一直吃到胃出血，溃疡，进医院。医生才知道我是每天都在吃止痛药，演出前甚至要加大药量。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在每天晚上12点睡前吃药，那时胃里早已消化空，一吃药就刺激胃。但只有睡前吃，才能保证晚上休息好，第二天上午能正常排练。

谢幕――走下舞台，生活继续

首席主要演员傅姝，今年31岁，希望自己还能多跳几年，等不能跳了就去当舞蹈老师。

首席主要演员黄怡，对于“不跳了能干什么”一脸茫然。郁闷的是，国家艺术演员同国家运动员待遇差别为何那么大！

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因伤退团后，哭了五年，始终舍不得离开芭蕾，最后进入芭蕾舞团从事行政，直到成为团长。

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舞台中心，甚至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舞台上，无论在舞台上赢得了多少掌声，谢幕后的寂寥只能一个人承受。

把芭蕾种在心里

――王志伟（广州芭蕾舞团演员）

我有个朋友在惠州开舞蹈学校，有五六百个学生，一个月的收入颇为可观，远不是现在的我能比的。他也曾经是广芭（广州芭蕾舞团）的演员，和我一样，当时都是团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平时一起上课，一起排练，暗地里两个人还互相较劲，谁都不愿落后。很难说这样的选择谁对谁错，于我而言，我在舞台上得到的东西，是他永远也得不到的。

不过，对于芭蕾舞演员来说，离开，是个永恒的话题。到今天，我跳芭蕾舞已经20年。从12岁开始为期六年的专业芭蕾舞学习，至今，一起入学的12名男生只剩下我。我没有走，是因为相信它能成就我对舞蹈，对美的追求。

在广芭的13年，目睹了很多同事因伤病，或怀疑自己能否获得好机遇，而纷纷离开。而对于我们这些坚持下来的人，剧团也会为我们考虑好后路，就是让我好好跳，等将来真正退役了，可以把我转为事业编制，在团里当个芭蕾教练。

我跟妻子在芭蕾舞台上跳了十几年，一起面临伤痛、挫败，也将一起面对跳不动的那一天。就像妻子说的，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出路，尽管这么多年，我们很少接触社会，尽管从小到大除了跳舞，我们别无所长，但我们依然相信，就算有一天，一切要从头开始，我们一样能做得很好。

（感谢广州芭蕾舞团提供采访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