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化“竞争”后患无穷

中国人有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结”,在一次又一次失望和落寞之时,却很少有人反思当下学术界肤浅的“竞争”对深刻、抽象的科学精神的窒息和摧残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竞争,但是并不是什么领域引进竞争都好。中国在经济领域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不加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竞争机制引入到一切领域,推崇“竞争万能”,整个社会弥漫着惟有“竞争”才能发展、惟有“竞争”才有出路的氛围,从而造成文化、教育、科研领域的短期效应、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泛滥,“数量主义”居高临上,SCI、SSCI崇拜盛行。

实际上,深刻的学术研究不同于生产商品、买卖商品,最需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学者的独立思考和深邃的创造,需要慢火炖豆腐,容不得“竞争”的喧嚣和思想的。深刻的学术研究的基本动力不是在竞争中取胜,而是研究者对学术探讨的无止境的好奇心。伟大的科学和思想是无法通过竞争获得的,事实上,历史上绝大多数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的成就都同竞争无关,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斯密、凯恩斯等的伟大思想和发明,都是在自我身心的巨大放松中,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环境下获得的。

竞争依赖可比性,需要排序和评比竞赛的机制,通过评比和竞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给工作最有成效的人最高的奖赏和回报,但这往往与需要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背道而驰,甚至矛盾冲突。因为可评比的、可排序的、可竞争的内容通常是相似的,不相似的东西之间很难竞争,很难排序。如果把科学研究都压缩到相似的领域,或者类似的领域来比较、竞争,就会引导许多人做相似的、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对深刻的科学道理的揭示需要的是抽象,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说,根本不依赖当时流行的工作的直接可比性。

斯密的《国富论》是在家闲赋10年后获得的结晶。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为什么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被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就在于它们同当时时髦的理论没有可比性,无法竞争。竞争同时髦、迅速成功之间有紧密联系,而深刻的抽象同时髦、迅速成功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中国人有挥之不去的“诺贝尔奖情结”,在一次又一次失望和落寞之时,却很少有人反思当下学术界肤浅的“竞争”对深刻、抽象的科学精神的窒息和摧残。

当下的中国学术界,单纯以数量的多少乃至字数的多少论英雄,而不是质的高低来衡量学术单位和个人的水平,助长了学术研究“垃圾化”,导致人们过分关注科研的“果实”而忽略果实生长的过程,从而导致一些人常常在利欲的驱使下从事科研和学术活动,急功近利,作风浮躁,贪慕纷华,甚至欺骗造假。这种“竞争”,只会催生学术泡沫,生产无用的“文字垃圾”,追求一朝一夕的“突围”,从而耐不住终年累月的苦守和寂寞,又怎能产生得出兼具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的巨匠呢?

真正的创新是需要沉淀和发酵的,伟大和深刻往往是充满戏剧性的,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慢火炖豆腐熬出来的,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工作根本无意于竞争诺奖,他们长期淡泊名利,甘心寂寞,在科学的一步一步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故当告知他们获奖的喜讯时,许多人都淡定自若,心如止水。(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