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4 05:23:51
季先生是非常慷慨的,他有时候慷慨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中国当代内地最大的一笔捐赠就来自于他。但他又是“吝啬”的,唯一一个“吝啬”的方面就体现在书上,他把自己最最珍爱的书,非常严密地锁在铁皮柜子里,钥匙挂在腰上。
在这篇文章中,我要谈论的是读书生活。读书生活居然要谈论?!这似乎也说明读书已经和我们生活的年代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百多年前、科举制度还没有崩溃之前,甚至说在科举制度崩溃以后不久,这个问题是不会拿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谈论的。因为读书,恐怕是当时中国人心目当中唯一的正道,所以不必谈论,就像我们活着一定要吃饭,今天没有人谈论我们的吃饭生活。
唯一的“吝啬”体现在书上
与其在尚未读书前,就问读书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还不如先去读书。不能否认我们的读书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加以改善呢?我想,很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去看看老一代学者的读书生活,看看他们是怎样读书的,看看他们是怎样在生活中安放读书的,看看他们是怎么样来体会和认识读书的价值。我坚信,这能够为处于迷茫当中的我们以一种深刻的启示。所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生活。毫无疑问,读书是季先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季羡林曾经说过,他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最贫困的一个县、最贫穷的一个乡、最贫穷的一个村中最贫穷的人家。季先生的父亲好像是识字,但肯定是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而季先生的母亲毫无疑问一个字都不识。而且,季先生的母亲一辈子走过最远的路是五里路,就是从季先生的村庄走回她的娘家。而季先生的母亲名字都没有,季先生不知道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后来,由于季先生的叔父没有儿子,就把他接到济南。他的叔父通过自学具备了一定文化水准,在送季羡林先生到学校之前,他自己也教季先生。但是从季先生本人的回忆来看,他获取和积累知识的主要方法,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几乎不加选择地读书。他小时候看闲书是极厉害的,在小学里居然把《金瓶梅》给看了。他的桌子底下有一个面缸,他把《金瓶梅》放在面粉里。可以说季先生这一生基本上是生活在各式各样的校园里,他的知识来源也主要是书籍,正是书籍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学者。
而在就读于清华大学期间,季先生更是大量地买书。季羡林先生的家境远远说不上富裕,买书的钱只能从嘴里节省下来。留德十年期间,他自然也是竭尽全力地买书,买到什么地步呢?买到季羡林先生的导师觉得季先生营养不良。当然那个时候德国战火纷飞,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所以季先生有一段时间没有饱和饿的感觉。所以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别人都喊饿,季羡林先生还在喊饱,他觉得够多了。经过如此漫长的人生岁月,季羡林先生积累起在北大绝对排名第一的私人藏书。
季先生是非常慷慨的,他有时候慷慨到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步。中国当代内地最大的一笔捐赠就来自于他。他把自己收藏的字画、家具和印章全部捐出。他收藏的字画,最低限度的是齐白石,他收藏的坡、董其昌等的真迹,每人均有十幅以上;扬州八怪的书画,他每人也都有五幅以上。我帮先生整理书橱时,曾经在一个角落发现张大千的手卷!他真是漫不经心,田黄、鸡血石也都乱放。
但他又是“吝啬”的,唯一一个“吝啬”的方面就是体现在书的方面,他把自己最最珍爱的书,非常严密地锁在铁皮柜子里,钥匙挂在腰上,里面的书是他最宝贵的。还有一些比较宝贵的书,他就集中放在一两间房间里,在墙上贴上用毛笔写的“此屋书籍不得带出”,所以季先生的弟子都知道最好不要开口借这两个房间的书,更不要琢磨铁皮柜子里的书。你如果开口相借,无疑是给季先生出了一道天字第一号的大难题。不过,如果你带上笔记本到季先生的书房里去看,那是让他最最开心的事情,他会亲自把书给你捧过来,然后面带一种孺子可教的神情,似乎在说:你居然也懂得看我铁皮柜子里的书了,这个段位很高了。他会叫助手给上门看书的人沏上一杯香茶,然后随时等着你发问。当然他不会打扰你,如果你有问题问他,那是他最最开心的事情。季羡林先生对书籍的喜爱还漫延到一切有字的纸张,他从来没有丢掉过任何一张上面有字的纸,包括报纸,所以他那里的报纸是堆积如山的。所以在那些疯狂的岁月里,这就给他带来无妄之灾,几乎要了他的命。
读书是季先生生活的主要部分
我想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季先生生活的全部,比如季先生还要养猫,有时候也会散散步。但是应该说,读书是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季羡林先生生活的主要时间都是花在读书上,所以在北大的校园里,不是学者闻鸡起舞,而是鸡闻季先生起舞,他起的比鸡还早,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了,而且七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书了。
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最重要的生活支柱,读书帮助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读书使他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乃至世界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做法,我们知道《罗摩衍那》在此之前只有两个全译本,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日文,而这两个全译本都是几十位学者花费了几十年的功夫,在最好的研究条件下,带着大量的助手集体合作翻译完成的。而我们汉译的《罗摩衍那》,是由季羡林先生一个人偷偷摸摸完成的,在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那个时候季羡林先生被派到北京大学看门,主要的任务是:打铃、收发信件、传呼电话、清扫厕所。北京大学的厕所在后期达到了最干净的时候,因为扫厕所的全是教授,工作非常认真。有的教授研发了一整套清扫厕所的专用工具,好多教授是跪在厕所里擦的,季先生也是。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了怕把梵文给忘了,他每天上班偷偷拿着小纸片,抄上梵文就在那里琢磨这个怎么翻译,偷偷摸摸把这本书翻译完了。
今天我们大概不会再有类似的苦难遭遇了,可是,难道不正因为如此,老一代的读书生活才更有启发意义吗?对季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来说,读书除了获得知识、传播知识外,是一种重要的修身的方式。季先生一直爱书如命,将书籍视为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然而最终,他却将自己毕生收藏的书都捐献给了社会。也就是说,他超越了读书具体的形态,而真正从读书中达到了人生的至高点。
此外,读书还影响到了季先生的审美观。季先生在看《印度语言学》这样一本全世界都不会超过20个人看的语法书时,居然会有“动人心魄”、“写得实在太美了”的感叹。我也读这本书,但是至今未读出美感来。这当然是读书境界还远远不够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但是,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仰慕?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追求吗?(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作者简介】
钱文忠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纂委员。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1980年代中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著作:《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译作《唐代密宗》、《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绘画与表演》(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