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波动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指数化调整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CPI波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生活水平造成的不利影响,建立一个分收入等级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CPI联动的调整模型,从而有效地缓解了CPI波动对纳税人生活水平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负面效应。

关键词:CPI波动 个人所得税 免征额 指数化调整

对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问题的探讨,通常是在不涉及物价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实际情况是,在存在CPI上涨因素的前提下,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对纳税人税收负担和收入分配格局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会被扭曲,这种扭曲主要是由CPI波动造成的实际免征额的下降所引起的,从而必将对政府利用个人所得税获得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以及纳税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造成不利影响,同时也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因此,研究在CPI波动条件下如何对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进行动态化设计就显得尤为必要(谷成、梁金兰,2004)。

我国实行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CPI指数化调整的背景

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指数化设计在国际上并不鲜见,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调整免征额以克服通货膨胀造成的实际免征额下降;二是如何避免通货膨胀造成的名义收入(Nominal Income)从而引起的提高纳税人纳税层级爬升(Bracket Creeping)的现象。例如,英国的指数化政策始于1982年,下一年的免税额根据上一年的零售物价指数进行调整。而在美国,早在1985年就开始进行税收的指数化调整(1981年立法),用税率表的放宽来阻止层级的爬升。并在此后的1986年、1989年先后将劳动所得抵免(EITC)、标准扣除额(Standrad Deduction)以及免税额都纳入到指数化的体系中(刘军、郭庆旺,2001)。在一定范围内,指数化调整免征额使得人们在实际收入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因为通货膨胀而迈入纳税人行列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上扬,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很大。同时由于CPI的波动使得各收入阶层的纳税负担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价格波动的背景下,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着CPI的波动而变化,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基本生活消费以及各不同收入群体税收负担所受到的影响,就显得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CPI指数联动模型设计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设定与居民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免征额的设计必须将消费支出情况考虑在内。汤贡亮、陈守中(2005)曾使用公式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等于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城镇居民就业人员人均负担人数的乘积来描述这种关系,也可以用字母表示为:t=N×C。黄洪、严红梅(2009)在此基础上,根据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定基CPI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建立了协整模型以说明免征额该如何随CPI的波动而调整。

本文对以往的研究模型进行如下改进:

一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收入等级划分情况,对不同收入等级消费支出对定基CPI的敏感程度加以区分,从而最终区别不同收入等级的免征额随CPI波动的调整幅度。

二是根据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对象主要是城镇居民中的工薪阶层这一特点,将总体的定基CPI、城镇居民CPI以及农村居民CPI加以区分,从而使得模型更加准确和规范。

三是对不同收入等级群体负担人数的区分,以往以就业人口平均负担人数来代替的做法忽略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一)人均消费支出与CPI波动的关系分析

人均消费支出的变化与CPI的波动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的趋势,这里采用格兰杰和西蒙斯(Granger,1969;Sims,1972)提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格兰杰的方法是基于这样一种原假设,即模型中序列xt的系数βi全部为零。构造F统计量:

该统计量渐进服从F(k,N-2k)分布(N为样本容量)。如果检验结果显示系数βi不全为零,那么说明序列xt对于yt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下面利用Eviews6.0软件对1994-2008年各收入阶层人均消费支出与城镇居民CPI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除最高收入阶层年人均消费支出与定基CPI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明显外,其余各收入阶层年人均消费支出都与定基CPI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定基CPI的变动是引起年人均消费支出的Granger原因。实际操作中可以将最高收入人群的免征额指数化调整和高收入人群统一起来。

(二)人均消费支出与CPI波动间的协整关系

上文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了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的消费支出与CPI之间具有单项因果关系。下面以最低收入阶层为例,说明建模过程。分别对ZDSR序列和定基CPI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ZDSR序列和定基CPI序列经过二次差分后在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ZDSR序列和定基CPI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即ZDSR～I(2)和CPI～I(2)。按照恩格尔和格兰杰(Engle & Granger,1987)提出的E-G两步法,对ZDSR序列和定基CPI序列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关系:

ZDSRt=-848.8683+7.581015CPIt+εt

(-3.752458) (13.50728)

R2=0.892392

对上面回归模型残差的估计值()进行ADF检验(不含截距和趋势项),结果如表4所示。

显然,残差估计值～I(0),这就证实了ZDSR序列和CPI之间的协整关系。

重复上述过程,可以分别得到DSR、ZPXSR、ZDESR以及ZPSSR与CPI之间的协整模型如下:

DSRt=-1305.880+10.42029CPIt

R2=0.853908

ZPXSRt=-1819.882+13.38078CPIt

R2=0.825168

ZDESRt=-2498.546+17.23536CPIt

R2=0.795573

ZPSSRt=-3394.138+22.14054CPIt

R2=0.769248

高收入阶层(GSR)与CPI之间OLS回归后的残差估计值未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不能确立协整关系。但是,这并不影响问题的最终结论。CPI的波动对于高收入阶层、最高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影响本身并不大,收入等级越高,R2的值也越小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指数化模型可以将其排除在外,对于这类人群的征税仍可按照既有方案进行。

(三)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CPI关系模型的建立

现在回到汤贡亮、陈守中(2005)给出的关系式:T=Ni×Ci (第i个收入等级的群体与该收入等级每个就业人口所负担的人数),结合最低收入等级与定基CPI之间的协整关系:ZDSRt=-848.8683+

7.581015CPIt,可以得到对于最低收入等级而言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指数联动模型:

TZDSR=NZDSR×CZDSR=-848.8683NZDSR+

7.581015NZDSRCPIt

类似的,可以得到其他收入等级的免征额指数联动模型:

TDSR=-1305.880NDSR+10.42029NDSRCPIt

TZPXSR=-1819.882NZPXSR+13.38078NZPXSRCPIt

TZDESR=-2498.546NZDESR+17.23526NZDESRCPIt

TZPSSR=-3394.138NZPSSR+22.14054NZPSSRCPIt

(四)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CPI指数化联动模型应用举例

上文得到了各收入等级的免征额指数化模型,下面以实例说明该模型在实际中如何运用。前文已经指出,该模型注意到了不同收入等级就业人数所负担的人口的差异,反映在模型中就是Ni对免征额变动幅度的影响。以最低收入等级2009年的免征额调整幅度测算为例,根据以往的统计资料首先推断出该收入等级就业人口人均负担人数,然后再代入上文的模型中进行计算。最低收入等级就业人口人均负担人数如表5所示。

利用Holter-Winter非季节模型能够非常方便的完成对2009年就业人口人均负担人数的估算。该模型将序列yt的平滑后序列表示为:

+k=at+btk k≥1

截距at和斜率bt分别用以下递推公式给出:

at=αyt+(1-α)(at-1+bt-1)

bt=β(at-at-1)+(1-β)bt-1

平滑参数α、β∈[0,1]可由Eviews6.0软件自动生成。运行后,可以得到2009年最低收入等级就业人口人均负担人数为2.63人(α=0.85,β=0.17)。

由此,就可以得出对于最低收入等级阶层来说,2009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CPI的变化而变化的模型:TZDSR=-2232.524+

19.93807CPIt

对CPIt求导,得到:

dTZDSR / dCPIt=19.93807

现在假定2009年的城镇居民定基CPI为590.0,环比上涨了4.7%,那么对于最低收入阶层的月免征额就应该上调为:19.93807x(590-563.5)/12=44.03元。也就是低收入阶层的月免征额应该相应向上调整2.2%,为2044.03元。对于其他收入等级,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测算出免征额随CPI调整的幅度,从而建立城镇居民分收入等级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与CPI联动的指数化模型。

结论

上文事实上设计了一种存在通货膨胀因素(或者说CPI波动因素)时免征额的指数化调整模型。这种模型最大的优点在于充分考虑了价格波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到了纳税人内部的收入高低不均所导致的消费支出的差异性。具体说来,本文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通过对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理论的应用,我们认为不同的收入等级的基本消费受CPI波动影响的幅度是具有较显著的差异性的,因此,以往将各收入等级混合在一起进行免征额调整设计的思想是有一定缺陷的,对免征额随CPI变动所必须的调整幅度加以区分有充分的必要性;同时,在现实中,就业人口平均所负担的人数具有明显的随收入等级的升高而递减的趋势,因而,在模型设计时,还要考虑到就业人口所负担的人数随收入等级变化而产生的差异性。

即使在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收入等级中,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价格变动因素对基本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缺乏显著性。在国家统计局划分的七个收入等级中,高收入等级以及最高收入等级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随CPI的上涨进行调整并没有太多必要。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理论共同否定了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可能性。

最后,以最低收入阶层为例,说明了在CPI发生波动时,该如何使用指数调整模型计算免征额进行变动的幅度。上面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指数化模型核心的一点就是如何导出dTZDSR/dCPIt,也就是免征额随CPI变动的幅度。在已知当年的定基CPI的前提下,通过将年变化幅度折算成月度的数据后与前面导出的微分相乘便可以得到最终的免征额调整幅度。在计算其他收入等级的调整幅度时,只需要将相应的协整方程与利用Holt-Winters加法模型所预测出的相应负担人数相乘,然后再利用与最低收入群体的免征额调整幅度计算同样的方法,即可得到相应收入等级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指数化变动测算结果。

参考文献:

1.汤贡亮,陈守中.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调整的测算.税务研究,2005(9)

2.黄洪,严红梅.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实证研究.税务研究,2009(3)

3.刘军,郭庆旺著.世界性税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谷城,梁金兰.个人所得税的指数化调整研究[J].涉外税务,2004(7)

5.徐国祥.统计预测与决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6.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张晓峒.计量经济学基础[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郭剑川,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数量经济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