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者群像

相对于器官移植，角膜的移植的成功率很高，一年、五年存活率都在80%以上。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目前约有400万因角膜病致盲的患者，其中，70 万患者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由于供体角膜匮乏，每年仅能实施3000例角膜移植手术。而在角膜捐献大国斯里兰卡，志愿捐献角膜者超过500万人（该国总人口为1500万），不仅满足斯里兰卡本国需要，还向57个国家捐献了5万多枚眼角膜。

国内规模最大的眼库、同仁眼库的潘志强向《Lens》介绍，同仁医院每年施行500例-700例眼角膜手术，其中来自捐赠者的仅有二三十枚——其登记在册的5万名捐献志愿者中，92.7%的人小于30岁。而那些有条件实施角膜捐赠的人，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

下面这11位角膜捐赠志愿者，有的已离世并完成捐赠，有的仍然健在、有的因为某种原因最终选择放弃。他们的故事，除了那份善良初衷之外，都有着现实困境和复杂心路。

拍摄这张照片时，朱小艺在床上坐着输营养液和吸氧气，虽然周身无力，呼吸相当困难，但是看到爱尔眼库的工作人员，她眼中还是露出一丝欣喜。

朱小艺43岁，曾经是个美人，细细的柳叶眉，大大的眼睛，不过因为病痛的折磨，她脸色很差，昔日风采不再。因为有不孕症，她没有子女，后来又不幸患上了子宫癌。前年，为了不拖累丈夫，她逼丈夫和自己签了离婚协议。

朱小艺对自己的生活一向很有主见。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她决定捐献眼角膜。当爱尔眼库工作人员前来请她签署捐赠志愿书时，父母仍然表示反对。当时场面比较激烈，很多乡亲围过来看热闹，有的人支持父母，让爱尔眼库的人赶快回去；有的劝她父母，让父母帮助她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朱小艺听到父母的意见后，急得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手臂打床打自己身体，以示抗议，完全无视仍插在手上的吊针针头。

2011年6月17日上午10点，朱小艺离世。母亲在女儿临终前终于答应了捐献角膜的事情，父亲虽然仍不支持，但最终沉默不语。

（右页图）2012年2月27日夜里11点半，51岁的陈彪离开人世。陈彪为原湘潭电缆厂职工，近20多年来，一直在跟病痛顽强战斗：1985年，陈彪因工负伤，被评定为六级工伤；1996年，因病做了胆、胃切除手术；2003年1月，他突患肝硬化，并出现肝腹水等并发症。

2006年，陈彪肝硬化复发，但他仍然忍痛骑着自行车赶往深圳，去见已病危的爱心大使丛飞。五年后，陈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想像丛飞一样，死后捐出自己的眼角膜。

“现在只能捐眼角膜了，其他器官没什么用了。”陈彪解释说，他想捐给两个学生，觉得他们是希望和未来。

出院后，陈彪租住在别人资助、借给他的小房子里，一间小平房，不到10平米。7月的大夏天，别人都热得满头大汗，但他仍然盖着被子。

陈彪没有捐赠成功属于意外。据他儿子讲，父亲去世后场面比较慌乱，很快人就被送去火化了。

张艳平是湖南攸县人，肝癌晚期。她很想捐赠角膜，她的儿子目前12岁，“想留下这双眼睛，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丈夫理解她的想法，作为委托人签了捐赠志愿书。签署捐赠志愿书时，一讲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不舍，张艳平哭得很伤心。

后来母亲知道女儿要捐角膜，从老家跑到医院里，跪在病床前，求女儿不要捐。

张艳平去世之前，就向母亲妥协了，表示尊重母亲意愿，放弃捐赠。

湖南新化人高雄飞给儿子取名为高振和，但是出生才五天的振和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肠神经发育不良，手术后医院遗憾地通知高雄飞，孩子的病已无法治疗，高雄飞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同时决定在孩子走后，眼角膜将进行捐献。“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将来他的眼角膜捐给了谁。”高雄飞一再强调。

但因为振和年龄太小，目前角膜尚保存在眼库。而小振和则被埋葬在长沙凤凰山遗爱人间公益陵园，目前共有十几位眼角膜捐献者长眠于此，有了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陪伴，振和将不再怕黑。

生于1989年的廖群，住在黄兴故里长沙县黄兴镇。她给人的第一印象首先是她的轮椅；之后是她手上留着的3厘米多长的指甲，显示出她与众不同的一面。

因患肌无力，廖群从小就没站起来过。现在她健康状况尚可。她想开网店，想要自食其力，想要照顾妈妈，她说：“还有很多事想去做，但可能都无法完成。”2011年她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捐眼角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个世界，去看我没有看到的东西。”

但对廖群的年龄来说，捐献还是远景，更重要的是当下的生活。她的微博上给自己名字前面加的定语是“悲伤的”，在QQ和微博上她往往直抒胸臆，最常说的是肢体上的痛苦和心累。她也经历着、憧憬着爱情，她写道：“感情的事情真的好累，特别是对我们残疾人来说，特别特别的累，一开始我没有去碰爱情那有多好啊……”

才两个月大的男婴蔡玖红还没长出浓密的头发，一双眼睛水汪汪的，黑白分明，看起来很聪明，但他一出生，就被发现患有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无肛等十多项疾病。

2011年6月，蔡玖红在湖南株洲降临人世，刚出生就开始住院治疗。在花去大笔的费用后，治疗无望，8月1日，家人无奈地选择放弃治疗。

在住院期间，小玖红的父亲注意到医院的宣传栏里，有黄舸等人离去后留下眼角膜的资料，他也产生了捐献玖红眼角膜的想法。在与妻子等家人沟通后，决定“留下一些念想”。

8月1日，签署志愿书的时候，这个才两个月大的男婴，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表情很丰富。在一旁的父母抑制不住悲伤，转身悄悄哭泣。

8月4日凌晨3点30分左右，蔡玖红去世了。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角膜往往尚未发育完全，捐赠后也仅能用于科研，无法用于角膜移植，但幸运的是，蔡玖红的角膜已经发育得较好，被移植到患者眼中。

2011年4月9日凌晨3点左右，长沙爱尔眼库角膜捐赠协调员杨丽红接到长沙儿童医院病房的电话， “阳阳走了，你们快点过来吧……”

出生才六天的王铭阳，因宫内窒息脑缺氧不幸离世，40多岁得子的王爸爸悲痛万分，他替孩子作了一个决定，“捐献孩子的眼角膜，会觉得我的孩子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阳阳捐献眼角膜志愿书是4月7日签署的。那天，杨丽红在病房拍摄了几张孩子的照片，阳阳的爸爸拿着相机足足看了几分钟之久。医生不得不让他在放弃治疗的单子上签字，他反复询问了很多很多遍：“真的没有办法治好我儿子了吗？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之后，颤抖着双手，签了字。签字完毕后，他实在忍不住，在一旁失声大哭。

阳阳的一枚角膜移植给了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另一枚角膜暂时保存在眼库。

（右页图）2011年3月底，谢碧瑶和家人放弃了最后的治疗努力。一家人默默收拾行李，打包，准备从长沙湘雅二医院返回娄底涟源老家。在老家，谢碧瑶的生命如风中残烛，几天后，溘然离世。

从2000年被诊断出脑部胶质瘤开始，谢碧瑶和癌症抗争了11年，一度曾经以为治愈，但最终仍未逃脱命运之手。

谢碧瑶生前提出捐献角膜。妈妈希望女儿那双曾经生动的双眼能留在人世，毫不犹豫地签下角膜捐献书，但在谢碧瑶离世后，家人为她角膜的处置产生了严重分歧，爷爷奶奶不同意孩子的角膜被摘除，说“是孩子的东西，就让她完整地带走”，他们一度谴责谢碧瑶的父母这是想卖掉女儿。

最后谢碧瑶的母亲放弃了捐赠。

（左页图）戴朝灿仅仅26岁，却有七年多时间在医院度过。她每天独自生活在湖南株洲市二医院的一间出租房里，一边等待肾源做移植手术，一边坚持每周做两次血透析。这间从医院租来的小小病房，既是她的全部希望所系，同时也像是一间囚室。她每天在房间里坚持自学课程，平时靠做做十字绣，和朋友们飞信聊天打发时间。

“19岁那年，突然全身浮肿，后来上医院检查，确诊得了尿毒症，而且已经是中晚期了。”戴朝灿说。“医生告诉我要治好这个病只有换肾，当时我养母就要捐肾给我，可是到医院检查后发现，不符合移植条件。”戴朝灿回忆道。

2008年，曾有合适的肾源，可是光移植费用就要近20万元，戴朝灿只能放弃。七年来治疗费已经高达20多万元，因她的经历曾被株洲媒体报道，这些费用不少来自当地热心人的捐赠。

戴朝灿签署角膜捐赠志愿书那天，养母极力反对，朝灿不禁哭泣起来，但坚持着签了字。

爱尔眼库的杨丽红在戴朝灿的病历中，发现她曾在透析过程中不幸感染丙肝（目前因肾衰和长期透析，也出现心脏病等并发症），杨丽红不忍挑明，准备将来完成捐赠后，将戴的角膜用以科研。

刘树良是长沙县福临镇人，39岁时在湖南省肿瘤医院被诊断出结肠癌中期。因为家中经济困难，刘树良最初都是靠止痛药来维持，3月份入院，治疗费几千元一个疗程，妻子都没敢告诉他。

在接受医院治疗18天后，他打算放弃治疗，并作出决定：想把自己的眼角膜、骨髓等器官无偿捐赠出去，自己的遗体也可以做医学研究。但事实上他求生的愿望非常强烈，又继续治疗了半年。他曾多次打电话给爱尔眼库，希望能够找到资助者，想尽量多活一天。

兔年春节过年前一天，43岁的刘树良去世。

长期的重病也为家庭成员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因为借了高利贷治病，家里欠了很多钱，家人对刘树良怀有怨气。刘树良20多岁的女儿，在外打工，父亲去世，又马上过年，但女儿因为他借高利贷的事没有回家。取遗体时，有的捐献者的子女会说：“你们轻点啊，我怕我爸痛。”但刘树良的妻子和上初中的儿子，并不这样体贴。“赶快弄走，放在家里怕。”母子都这么说。

被摘取角膜后，刘树良的遗体顶风冒雪被送往长沙遗体捐赠中心。

易萍萍来自四川乐至县的农村，出生时便患有布加综合征，出生40天就被亲生父母抛弃，之后被养父捡到，从此与养父相依为命。

汶川地震后，18岁的易萍萍便独自来到深圳，以卖槟榔为生，每卖出一个槟榔，能有1元钱收入。但突然有一天她发病大吐血，吐了几天醒过来，被陌生人送进医院后在抢救室内躺了一个多月。易萍萍因此有了报恩的想法。“看不见东西的人也很痛苦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美好的，一双眼睛可以看到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易萍萍说。

萍萍和51岁的养父易祖凯相依为命，他们住的房子残破不堪，一下雨房子就到处漏雨。为了给萍萍治病，养父易祖凯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留下萍萍一个人，孤独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只能养点小鸡等动物来作伴。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萍萍经常吐血，不得不卧床，易祖凯回乡照顾。吐血时萍萍常常会把棉被吐湿，易祖凯便一次次去洗。布加综合征的后期会血管痛、肠胃痛、头痛、胸口痛，易萍萍常说自己真的无法再忍受了。临终前，她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养父，她对易祖凯说，“我欠你的太多了！只有下辈子再来报答你了。”她对养父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我现在想要一碗米汤。”父亲含泪煮给了萍萍。

萍萍去世后，一只角膜捐给了长沙一位36岁左眼烧伤的病人，另外一只捐给了武汉一位43岁角膜溃烂的病人，两人恢复状况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