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的“胎记”

摘要：身份政治是美国华裔文学的规定性特征。美国华裔文学作为华裔身份想象、表征和构建的场所，其阐释和接受是富于政治性的，是民族性和族裔锋的延伸。本文以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女勇士》为例，分析该作品在接受过程中所遭遇的阐释政治，从而阐明后现代族裔作品实现族群身份建构的道路。

关键词：身份政治； 美国华裔文学 ； 《女勇士》； 阐释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49-05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于1976年出版的作品《女勇士》——一个女孩在群鬼中的回忆开创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新纪元。汤亭亭运用典型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融成长经历、中国传统符号资源、代际冲突、中美文化价值抵牾等多重叙事于一体，写出了具有哥特和魔幻色彩的“成长故事”，其虚构性几近滑稽。然而，该作品在被美国社会的接受过程中，一开始便有偏颇之处，它被定位为“非虚构类”作品是富于政治意义的。

一、《女勇士》的文类及其影响

《女勇士》在出版之际，其完整英文标题为“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其中“回忆录”（memoirs）一词无疑有极强的暗示作用。在西方文学传统中，这个词常与“自传”和“忏悔录”相提并论；在基督教教义和实践中，“忏悔”意味着回忆录作者、传主、忏悔者能从自己坦诚的忏悔中得到救赎。在今天，一些文学理论家质疑回忆录、传记、忏悔录等文类所期许的真实性，如诺斯罗普·弗莱认为：“自传是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大多数自传是被一种创造性的、因此也是虚构性的冲动所激励……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1]这里弗莱所说的“通过一系列难以察觉的等级同小说合为一体”似乎有混淆“忏悔录”与“小说”的文类界限之嫌，但之后的“把这个非常重要的散文虚构的形式称之为忏悔录形式”说明，“忏悔录”并不能因为其在叙事手段上与小说有类同而失去其继续作为一种文类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认为，虽然可能因为传主记忆的不可靠、主观选择等原因出现“自传谬误”（autobiographical fallacy），使得过去自传、回忆录、忏悔录中所标举的“绝对真实性”不复存在，但这只是回忆录和传记书写的次要方面；而“真实性”仍应继续是支撑这几个相近文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点与菲力浦·勒热讷所说的“自传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体裁”，“自传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契约’关系”[2]（P14）是一致的，勒热讷所说的“信任”和“契约关系”必然以“真实性”为前提。

琳达·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运用历史元小说理论，充分地肯定了《女勇士》作为“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的文类，拥抱了不同阐释者对该作品做出各种解读的可能。但尽管如此，在一般性话语中，《女勇士》标题中“memoirs”一词终究能给读者合法授权，让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该作品当成富于真实性的自传来读。难怪该作品一出，即被赵建秀等男性华裔作家大加挞伐，质疑该作品文类所承诺的“真实性（authenticity）”，留下“赵汤之争”一段著名的文学和性别、族裔政治的公案。

《女勇士》在发行当年即荣膺“非小说类国家书评奖”；1979年被《时代》杂志列为历史上最佳10部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之一。有评论者把《女勇士》称为“一个天马行空的神话、回忆、历史的混合体”而同时也强调其“几近恐怖的‘明晰性’”（a wild mix of myth， memory， history and a lucidity which verges on the eerie）。[3]这里所谓的“lucidity”恐怕不只是语言表达层面的明晰，而更可能是“authenticity”的近义词或同义词。由此可见，文类标签“memoirs”对《女勇士》这部作品在阅读接受上可能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东方主义趣味始终有市场。

卡林内斯库概括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一种更灵活的、更富阐释性的和‘对话’意识的态度”在不同阅读阐释群体中的实践。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以固着为特征的逻辑确定性和不具包容性的、“方法论强势”（methodological strength）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要试图超越现代主义的原因。要么∕要么的逻辑让位于“既∕也”的逻辑。[4]（P283）无论是从《女勇士》显见的后现代叙事“拼贴”、“挪用”、“改写”手段的运用还是作品人物的关系处理，该作品力图包容斜线两侧所有的关系。这些关系有过去∕现在、中国∕美国、母亲∕女儿、娘家∕夫家、甚至男性∕女性等。体现了“我学会了让我的思想放宽，如宇宙般，那样就能容得下种种矛盾”。[5]（P29）而且，事实证明，汤亭亭试图调和斜线两端的后现代叙事无疑是成功的，能使不同立场的读者达到皆大欢喜、各有所得的效果。《女勇士》在学术、政治等意义上的成功即是对这种包容力的最佳说明，程爱民等学者曾对汤亭亭的作品获奖和受欢迎程度情况做过充分的论述。[6]（P256）

二、何谓阐释

阐释（interpret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inter”意思是在中间介入，是意义传递和沟通的实践，广泛存在于人的认知活动中。基于这种认知的普遍性，尼采从本体的角度提出“我们的需要是解释世界”；“没有事实，只有解释！”[7]（P507）然而提到阐释，不得不探究一下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它与阐释学（hermeneutics）的关联。赫尔墨斯“Hermes”是希腊神话中向人类传达天神旨意的信使，是人神沟通的纽带。因此，“hermeneutics”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神秘性和功利性，在文化研究者应用之前，首先指的是一种解经实践。在《圣经》的解读中，因为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使得基督教世界教派纷呈，而相应地具体的神职人员在传教的过程中，对具体教义的理解普遍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即什么对教派有利，即宣扬什么。

《圣经》阐释批评学的开创者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对此有敏锐洞察力，他认为，《圣经》的阐释分为两个基本面：一是以文本为始终的、较封闭的对文本语义的研究；二是开放的、可由不同时代和文化的阐释者进行的阐释和再置。是否能够实现第一个层面的阐释，使“上帝的意指”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扰也许终究只是一个理想，无偏见（bias-free）的阐释者也许从未存在，“上帝的意指”将永远保持其神秘性；而形而下的第二个层面上的阐释才是阐释的真谛所在，即“以他人之酒杯，浇我心中之块垒”的功利性应用。

然而，对于这种注定泛滥的功利性，桑塔格犀利地指出：林林总总的阐释不过“是以修补翻新的方式保留那些被认为太珍贵以至不可否弃的古老文本的极端策略。”[8]（P7）“这种方式的阐释暴露出阐释者对作品的不满（有意或无意的不满），希望以别的东西取代它。”事实上，“阐释者并没有真的去涂掉或重写文本，而是在改动它，但他不能承认自己在这么做。他宣称自己通过揭示文本的真实含义，只不过使文本变得可以理解罢了。不论阐释者对文本的改动有多大，他们都必定声称自己只是读出了本来就存在于文本中的那种意义。” 为了抵制这种忽视、歪曲、强加文本意义的阐释实践，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她认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在艺术作品中去发现最大量的内容，也不是从已经清楚明了的作品中榨取更多的内容。我们的任务是削弱内容，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作品本身。”

从以上对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所提出的标徵性观点来看，可以看出在她极力标举的“作品本身”背后，本质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回归，避免以任何政治、话语、权力等功利态度来理解和阐释文本，造成过度阐释。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审美的态度。然而，如果在提及“阐释”时，对像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一概也抱“反对阐释”的态度，那将是得不偿失的，甚至有可能忽略族裔文学的基本命题。因为正如周郁蓓所说“包括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在内的美国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貌似服务于民主理念的文化创建和文化改造工程，实质上就是国家的权力工程。”[9]作品，尤其是“族裔性”作品只能在“被阐释”的过程中完成其与主导文化的对话和交锋而逐渐上升为具有“民族性”标签的文学作品。

三、族裔性与美国华裔文学

在对族裔文学的功能、性质作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探究一下“族裔”概念。族裔性首先指的是对建立在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命运基础上的群体归属；它相对于其他族裔群体而存在。它既可以作为个体的特征使个体得以从其他个人中区别开来；也可以作为一种群体特征使群体找到一个共同的位置。族裔性在“我们—他们”的互补（reciprocal）关系中使群体的个体被标签，整个群体也在文化和社会意义形成的“边界”中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文化标签因为能区别“群内”、“群外”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社会学的观点认为，族裔性在群际交往中─在对重要社会、经济、政治资源的竞争中体现得最明显。[10]（P377）

“族裔性（ethnicity）”作为一种先验标签并不是具有族裔性的个体能随心所欲去除的。与处在族裔等级顶端的民族性（nationality）不同，族裔性首先内含了“从属性”，带有族裔性标签的个体必须通过与占主导地位的族裔的意识形态认同，才能获得主导族裔的承认，从而分享相应的优势地位。阿希里·多恩认为，除非存在一个所有人同属一个族裔的社会，否则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个群体能是“非族裔”的。在本质上，民族性也是一种族裔性，但由于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获得了主导地位，这一主导地位能够在日常行为层面将族裔标签加以隐藏，成为“隐藏的族裔性（hidden ethnicity）”美国在族群认同上以盎格鲁·撒克逊为宗，由于该族群在美国历史中的最早的奠基作用及在国家立法工具使用上的优势，使得该族群的族裔性上升为民族性，该族群的意识形态在族裔交往中起到示范统一的作用，其个体在认同上不会因为族裔性而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对他们而言，民族性才是他们身份认同的依据，而这种特性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证自明。

民族性有着宽泛的包容力，能把不同的族裔群体包含于内，指向特定的疆域和政治国家。这可以解释，“美国人”这一民族性概念在历史中表现出的弹性。美国民族性本质上是一种在民主、平等、显然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基础之上的政治身份。任何支持以上理想的人，无论其族裔背景都能获得成员资格，成为美国公民。而同时，美国主流社会也会用“被上帝选中的人（chosen people）”等概念来拒绝或阻碍少数族裔对美国民族性的认同，从而达到保护本族群既得的文化政治优势地位。所以，从政治权力来看，族裔性与“少数（minority）”和“从属（subordination）”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对于少数族裔而言，族裔性像一个天生的“胎记”，从一开始便把被标签者推向了文化、政治的边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民族性面前，族裔性的显然或隐蔽、所属族群权力的增强或削弱都取决于民族性和族裔性的博弈式“对话”，族裔的边界变动不居，难以捕捉。

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与身份不证自明的“纯粹的（unhyphenated）”美国人相比，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其借助于文学所进行的身份想象、表征在本质上是身份的证明过程。因此，在族裔文学中，话语、身份、权力等典型的政治概念，不是文学作品的和副产品，而与该文学体内的作品文学性融为一体。文学性不再纯粹，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性的宰制。这一点，可以从赵健秀所提的“亚裔感性”和金伊莲在编著《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和社会背景导读 》一书时采用的作品选择尺度窥见一斑。[9]在选择与美国民族性认同的态度上，赵健秀的措辞是纯政治性的。他认为，要想成为真正的亚裔美国人，首先必须要有“亚裔美国感悟力”（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而要具备这种感悟力的具备条件是：生于美长于美；对欧美主流文化持抵抗态度；对亚洲本土文化持非亲和态度；而金伊莲则把关心“自我认同”作为美国民族性的具体表现，这种认同首先从写作语言的使用上加以界定。因此金伊莲把非英语写作的作家排除在《导读》之外。她认为：“亚裔美国作家生存在他们各自所属的边缘群体的边缘上”，他们既被“霸权文化”所排斥 ，又无法与“对自我界定漠不关心的非英语群体”沟通。可见，金伊莲认为美国华裔作家必然是以“自我界定”为写作依归的，文学性和身份政治诉求在族裔文学中高度重叠。

四、再现的身份与政治的身份

再现或表征（representation）在后殖民研究和族裔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被殖民者还是少数族裔，他们内在的“从属性”决定了其在自我历史叙事和总体表征上必然被压制，遭受“抑郁的崇高”。而这种“抑郁”以及随之产生的“沉默”对被殖民群体和族裔群体而言是危险的，对这种沉默必须加以反抗和抵制，否则就会出现“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天使的种族”。（法侬）[6]（P255）而发出声音、对“刻板印象”说不、以主体身份构建族裔或建立族裔的英雄传统成了少数族裔用以对抗主流权力话语、构建身份的必经之途。

表征的政治离不开正确的命名，而正确的命名来自于族裔主体意识的觉醒。后现代主义的大潮迎来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华裔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表征的黄金期。亚/华裔文学选集相继出现，如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亚美研究中心编选的《根：美国亚裔读本》（1971）和赵健秀等编的《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1974）等。其中的《哎呀！美国亚裔作家文集》受到后来华/亚裔美国文学编选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被称作“新亚裔美国文学意识的催化和根本的文选”、美国亚裔文学的“独立宣言”。 “美国华裔”和“美国华裔文学”这两个专有名词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出现本身就是美国亚/华裔在身份政治上的一大胜利。

程爱民把美国华裔文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为开创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转折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为走向繁荣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主要是以显然的自传体来写作，而且一种迎合的，内化了的东方主义视角来书写的话，第二阶段从文类的“变形”与诸如“以错误的书写纠正错误”、“挪用”等具体叙述策略来看则是充满了自觉的身份政治意识的。不管《女勇士》被当作自传还是小说来读，其中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曾经“在群鬼中成长的女孩”最终变成了近乎女神的英雄。毕竟，表征的层面是充满自由的，它允许叙述主体以任何的方式来体现其美学，建构其“主体”身份，这即是当下斯图亚特·霍尔以“流动”为特征的散居族裔身份理论得以形成的原因。霍氏对这种复杂的“流动身份”做过描述：“身份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1]（P208）霍尔对身份的定义是开放的、不定的，富于后现代主义色彩。

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拒绝民族国家政府所代表的主导族群、利益群体所设定的以固着为特征的在意识及行为上的边界。自我定义的，或以族群、或以性别、或以政治利益集团等为单位的众多小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使现代主义体系中主导族群的整一性利益被迫让位于局部的、众多小群体利益。但在与国家、民族立场密切相关的官方接受上，后现代性自然不是那么“无界”的，它并不能如它所预示的一样能在一切语境中破除边界。后性可以肆意地渗透到文化当中，但对于作为文化语境的生产者操控者政府权力机构而言，后性并不能无限地影响一部作品的官方接受，而是反过来，即由政府机构决定一部有充分后性特征的作品可以被后性解释的限度。

汤亭亭成名以来一直被作为美国少数族裔研究的重点之一，被《剑桥当代美国文学史》收录，被普遍认为已跻身主流作家之列，成为在美国和中国两地被研究最多的美国华裔作家。然而，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罗杰·丹尼尔斯在2001 年12 月7 日发表的《美国亚裔历史迟来的展现》一文中对美国的亚裔研究进行了回顾。他指出：亚裔在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重要历史作用受到严肃的学术关注还是相对晚期的事，而之前亚裔从来都被当作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看待。像美国黑人史和女性史一样，亚裔/华裔研究是以学科分支的形式存在的。为了满足这一学术关注，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西海岸的大部分院校和其他地区的科研机构出版了大量与亚裔相关的书籍。[12]但这些学术论著和教科书的出版是以“亚洲研究”、“中国研究”和“族裔研究”为导向的。包括《女勇士》本身主要也是作为人类学中族裔研究的文本使用的。换言之，如果用美国文学的文学典律来看，虽然《女勇士》成为研究热点，但并非是文学研究的热点。林涧也尖锐地指出：不应简单地看待“主流”，华人作家在美国的地位只是一种“象征性地点缀”。[13]可见，少数族裔作家虽然可以一心一意地以一种看似以超越沉重的“身份政治”的后现代态度进行族裔表征，但美国民族国家在对他们做出评价和定位并分享其一直占据的优势地位时，态度更可能是三心二意的。

结语

《女勇士》作为华裔美国文学在20世纪70、80年代进入转折期的标志，其在叙事上的特点具有鲜明的琳达·哈琴所说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然而，汤亭亭所应用的近乎荒诞的戏仿、拼贴手法并没有改变美国主流社会对该部作品的文类界定。虽然后来一路有美国华裔批评者为其助威呐喊，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影响力的作品，但这样的努力始终是限于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的族裔圈层之内。族裔文学由于族裔作家先验的“族裔性”标签，而始终被放在边缘的位置，所以族裔文学注定是以反抗主流文化政治权力，以一种符合美国文化传播“共谋”的商业逻辑，逐步地让美国社会在继续着东方主义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对抗刻板印象，最终如其所是地建立华裔族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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