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05反腐六大特点

特点一：渎职犯罪危害更烈

矿难、禽流感、水污染在2005年成为令人胆寒的词汇，重大事故背后的官员渎职事件隐含的巨大社会破坏力日益凸现。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对记者说，过去官员的腐败主要是揣腰包（单纯的贪污贿赂金钱）的腐败，现在主要的是渎职。高检院经过对比分析发现，渎职枉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贿赂更为严重。仅以数字为例，1998年至2002年间，平均每件贪污贿赂案件造成的损失是18万余元，而同期每件渎职犯罪造成的损失是245万余元，二者相差接近15倍。渎职犯罪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不可逆转的资源损失、人员伤亡、社会不公、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混乱等等，有时不亚于天灾。有鉴于此，惩治腐败特别是惩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已成为检察机关日益加强的工作重心。

统计显示，在渎职犯罪的42项罪名中，以、、和侵犯人权发案最多，占到总数的97%。从去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严查侵犯人权专项活动，今年则集中查办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渎职犯罪。

特点二：行业部门犯罪高发

日前刚刚开庭的王小石案的主角颇为典型，论职务，一个副处长在中央部委里只能算个“办事员”的级别。但王小石所在的部门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恰恰位于发审委上市审批流程的末端，是上市信息的汇合点。

王小石案揭示出了股市隐藏其后的“潜规则”，著名学者韩志国把“潜规则”归纳为：融资为制度之本、包装为登堂之桥、公关为制胜之道，三条规则合璧，才能称之为潜规则。

不知道什么时候，潜规则成了国家法律规定之外的另一种力量。这些潜规则滋生的领域则集中在一些垄断的权力部门。通过近年检察机关的分析摸排，医疗卫生、交通、国土管理、金融证券、教育和电力六大行业和部门是串案窝案最为高发的部门。同时“三机关一部门”（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发案率不断升高。而其基本手段不外乎基本建设招投标、设备和物质采购以及行政审批权力中进行权钱交易。

据调查，全国医药部门的年药品销货总额为400亿元，医疗单位每年从中获得的回扣就有70亿元。在交通领域，目前已经有18个省的交通厅长先后落马。电力系统中，仅2005年查处的陕西农电案一案，检察机关就立案46件，其中大要案27件，涉及厅、处级干部20人，49名领导干部先后被立案查处或判刑，涉案资金高达4000余万元，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6.4亿元。日前银监会对2005年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作出通报：检查发现问题涉及金额5885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03家，处理违规人员799人。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就对新时期的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有责任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防止行政、司法专断和腐败，同时通过程序性的权力行使，为立法、行政、司法权之间的制衡架设桥梁。

特点三：“亲、情、友”群体性腐败势头不减

综合2005年各类反腐案件显示，“亲、情、友式群体性腐败”给案件的侦查和查处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类案件主要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亲友勾结腐败。以家庭成员为基础形成紧密的犯罪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案发后能“舍己为人、丢卒保帅”，如北京交通局毕玉玺家族案、长沙市商业银行张烨案、伊利郑俊怀案、中国邮电器材王立山案。第二，上下勾结腐败。一些行业性、部门性、系统性和相关性的单位，下级向上级层层行贿，“上下一条线、案件连成串”，如国内影响巨大的马德案、案、王文学案。三是内外勾结腐败。一些官员与当地不法分子勾结贪污，挪用公款、侵吞国有资产，如航天功臣厉建中案、郑州胡志忠案。

特点四：“智能化犯罪”隐蔽性增强

这里所谓的“智能化犯罪”是指在这两年持续的高压反腐态势下，腐败手段日益技巧化、隐蔽化的犯罪案件。记者将主要的技巧归并为三招：

1、“百变金刚式”。即利用身份复合性与职权多重性实施和掩盖腐败活动。如一些党政领导利用兼有的事业单位领导或企业管理者、技术性或学术性职务身份，暗中进行非法活动。这一类案件在今年查处的“官煤勾结”案件中最为典型，如兴宁矿难的矿主曾云高，大兴煤矿老板，商人，也是政府公务人员，兴宁市、梅州市两级人大代表，还有个隐蔽身份--黄槐派出所的挂职民警。

2、“暗渡陈仓式”。即利用合法手段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通过订立假投资协议或投入干股，以分红名义掩盖受贿，或者以“借”的名义收受贿赂，一旦东窗事发，便以借据证明未转移所有权。轰动全国的蓝田股份造假事件中，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总经济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帮助蓝田股份公司上市后，为女儿购买该股份内部职工股获取巨额非法利益”。

3、“黑客式”。即在金融、证券、海关、税务、电信行业中作案手段高度智能化。2005年年初被稽查的券商中，南方证券的窟窿可能超过120亿，涉及挪用的保证金约80亿，闽发证券的负债逼近100亿，辽宁证券的资金黑洞大约40亿，汉唐证券的亏损超过10亿，德恒、恒信、中富等德隆系的券商损失估计也在100亿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德隆系的旗舰金新信托的亏空。仅立案券商涉及的资金黑洞已经超过450亿，如果加上武汉证券和大鹏证券的，数字则必定超过500亿。数额如此巨大的智能化腐败亏空，给新时期的反腐工作的科技创新提出了严峻挑战。

特点五：商业贿赂蔓延

2005年3月，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被解职，其原因是涉嫌美国一起百万美元的商业贿赂案件。案成为2005年影响最大的一起商业贿赂案件，从2004年的“朗讯风波”，到2005年的“事件”，再到最近的德普“回扣门”，商业贿赂呈现强劲蔓延之势。

商业贿赂犯罪通常是指在商业活动中，通过行贿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以及相应的受贿行为。往往发生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垄断程度高，竞争激烈的部门，如医疗系统、交通系统。

以近期受到美国司法部查处的德普案为例，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现金，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DPC公司的产品，德普公司从中赚取了200万美元。

同样在医疗行业，连云港某制药厂年利润3000万元，送出去的回扣就达1500万元。在福建南平的一起药品回扣案中，一个医院就有120名医生接受贿赂。

据世界银行的初步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2万亿美元涉及腐败的资金在跨国流动，相当于全球33万亿美元生产总值的6%。商业贿赂对社会的腐蚀性不可低估，尤其对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显得更为重要。

打击商业贿赂已经列入2006年反腐工作的重头戏。

特点六：从“59现象”到期权腐败

在陕西农电王文学案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王文学始终相信，“挣下的钱他（王亚星）先替我保管着，将来我退下来再给我，如果我不在了，也是我儿子王一正的，平时我需要就来他那随时取。”

王文学的心态就是“期权腐败”官员的典型心理状态。近年来这一趋势正在发展，这一趋势就是从“59现象”到“期权腐败”。

前些年“59现象”中落马的官员往往在职期间比较清廉，等临退休之前感到时日无多，机会不再，出现了思想滑坡，最终晚节不保。而如今的“期权腐败”官员则为规避法律、逃避制裁，放长线钓大鱼，在职为人办事不收贿赂，退休后再要求对方给予相当利益。

在2005年查处的案件中，“期权腐败”案件具有高度的隐秘性，犯罪人对犯罪证据十分敏感，往往在犯罪前已经在心理和作案条件上作了充分的准备，钻法律空子、走政策边缘、内外勾结、互为谋划、相互授意，使侦查难度增大，即使发现也很难及时惩处。

期权腐败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反腐部门重点关注的重要发案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