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阜阳汉简《诗经》异文看汉初的《诗经》流布

摘 要：《诗》分四家。有汉以降，几成定论。然而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发现，使我们不得不对汉代初年的《诗》学体系做重新的探讨与研究。《阜诗》大量异文、尤其是意义与《毛诗》不同异文的出现，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其与《毛诗》及其三家《诗》并非同一体系的《诗经》传本，而是四家《诗》之外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一部《诗经》著作。汉初不同《诗经》版本在不同地区的流传，显示了汉初《诗》学系统的多样性。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初诸侯封国在先秦典籍保存与传播方面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诗经》；阜阳汉简；三家《诗》；汉初封国

一

阜阳汉简《诗经》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随葬的遗物。汉简《诗经》有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残损严重。与今本《毛诗》比照，知有《国风》、《小雅》两种。《国风》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残片，只有《桧风》未见，共有残诗六十五首（有的仅存篇名）。《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四首诗的残句，包括《鹿鸣》、《四牡》、《常棣》、《伐木》。由于竹简残损严重，随葬时是否为一部包括《风》、《雅》、《颂》的完整的《诗经》，今已不得而知；是否包含《毛诗》以外的佚诗，也难考知。从残简看，似乎每首诗后都标明每篇字数，所记字数与今本《毛诗》比照，有些篇目相同，但大多数篇目字数比今本《毛诗》字数要少。阜阳汉简《诗经》和今本《毛诗》及三家《诗》相比有许多异文，为便于进一步探讨，列表比照如下：

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比照表{1}

二

形成《诗经》异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字本身演变方面的原因；又有学术流派、师承家法、《诗经》传本及《诗经》传播者的文化素质和用字习惯方面的原因；同时不同地域方言俗语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分析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我们认为异文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由古今字形成的异文。《诗经》创作时代，汉字数量还比较少，其中不少用字是“身兼数职”的。随着汉字的繁衍发展，陆续创造出许多新字，于是便产生了大量异文。如《诗经·邶风·谷风》：“中心有违”之“违”，阜阳汉简《诗经》作“韦”。“韦”是古字，“违”是今字。这种由于古今字不同造成的异文在《诗经》中很多，详见上文《异文比照表》。其二，由异体字形成的异文。《诗经》产生和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于是产生了《诗经》中大量的异体字，从而出现许多异文。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贻我彤管”的“管”字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筦”。“管”和“筦”就是异体字，二字意符相同，俱从“竹”。“管”以“官”为声，“筦”以“完”为声，音符相近，故形成异体字。其三，假借关系形成的异文。“假借”是古代文献特别是上古文献中出现的字形临时借用现象。刻本以前，得书十分困难，主要依靠先生口授，靠耳治；加之《诗经》在秦火之后，主要靠口耳相授而得以保存，长期重用耳治的结果，使当时读书人养成了更加重视字音的习惯，并进而形成了“以声托事”的用字习惯和方式。所谓“以声托事”，就是在记录或引用《诗经》原文时，不太强调使用本字，而是顺手变通借用别的同音字或近音字。这是《诗经》中异文众多的重要原因。假借赖以产生的条件是语音相同或相近，据此我们又可以把假借分为几种类型：（一）音同假借。其特点是构成异文的双方是同音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字的声母和韵母在上古必须完全相同。如《诗经·周南·卷耳》“我马瘏矣”，“瘏”阜阳汉简《诗经》作“屠”，为异文。“瘏”与“屠”上古同属定母鱼部字，声韵俱同，即为同音假借。（二）音近假借。构成异文的双方具有音近关系。或者是韵部相同，声纽发音部位相同（临近）；或者是声纽相同，韵部相近即具有对转、旁转、通转关系；或者声母韵母俱相近。这种类型的假借在异文中最为常见。如《诗经·邶风·燕燕》“瞻望非及”，“瞻”阜阳汉简《诗经》作“章”，为异文。“瞻”上古为章母谈部字，“章”为章母阳部字，两字声纽相同，韵部相近（有通转关系），“章”假借为“瞻”。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还有一类特殊的假借字，我们于此称为省形假借字。其特点是异文双方内在本质联系是在字形方面。所谓省形，是指字形省略。通过字形省略实现假借，又由假借形成异文。这种假借的特点是，一般只取本字的声符作为借字。这种声符也是相对独立的字，且和本字保持着字音上的联系。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与子偕老”之“偕”，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皆”，只取其声符作借字。另外在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简帛文献所引《诗经》中（当然上古其他文献中也有），还有另一类型的异文，即通用字（也有人称之为同义假借字）。通用字严格来讲并不是假借字，假借字强调字音上的联系，“以声托事，因声求义”，要求音相同或相近而不强调其意义。而这种由于通用造成的异文，互异双方内在本质联系则是在字义方面，当然也有许多通用字音也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构成异文的两个字是同义关系，或者是语法意义相同，或者词汇意义相同。这种通用字，也许今天并不能看出它们意义上有什么本质联系，但许多古代文献都一直这样用，所以，我们也归入这类中。如《诗经·召南·摽有梅》“其实七兮”，“兮”阜阳汉简《诗经》作“也”，“兮”“也”均为句尾语气词，义近相通。此外，“非”通“匪”、“有”通“又”等皆为此种用法。其四，由叠音词的不同写法而形成的异文。叠音词是用来描摹事物状态或摹拟事物声音的叠音词的显著特点是以声表意，和汉字本身的意义没有关系。由于叠音词是以声表义的，所以也就容易形成异文。如《诗经·鄘风·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之“彊彊”，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强强”。其五，由倒文、衍夺、正讹形成的异文。倒文致异，是由于颠倒诗文次序而形成的异文。倒文的原因，可能是传写误倒，也可能是师承有自。这类异文与上述诸类异文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互异双方文字次序不同。如《诗经·齐风·载驱》“齐子游遨”，“游遨”在阜阳汉简《诗经》中作“敖游”，这就是由于倒文造成的异文。典籍抄写引用者由于不慎误添或脱落文字，或者由于对原句理解错误，师心自用随意增删文字，是衍夺致异的主要原因。如《诗经·卫风·木瓜》“非报也”，在《阜诗》中为“非报之也”，《阜诗》衍“之”字。因为《木瓜》共三章，而其他两条残简此句皆作“非报也”，以此证明“之”为衍文。另外阜阳汉简《诗经》所记各诗篇字数与今本《毛诗》各篇字数不同，也说明衍夺在《诗经》传播过程中的存在。正讹致异，也是形成异文的一个原因。由于我国古籍文字错讹情况比较复杂，有的错讹不易识别，特别是错讹字和假借字不易区分，因之古人对此非常慎重，一般是议而不动，存而不改。于是就形成了异文。《诗经·陈风·墓门》：“歌以讯之”，“讯”在“阜诗”中作“谇”。“讯”和“谇”形成异文就是由于《毛诗》“讯”之误造成的。《广韵》引此句作“歌以谇止”{1}，清人段玉裁等指出今毛本“讯”为“谇”之误{2}。其六，由地域方言不同形成的异文。由于汉语的使用地域极广，不同地域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方言。虽然汉语书面语具有超越地域方言的特点，但地域方言对汉语书面语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诗经》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中原地区到楚地，必然要受到楚地方言的影响。这也是《诗经》异文形成的一个原因。如《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汎汎”在《阜诗》中作“苞苞”。“苞”是“泡”的同音借字。《方言》卷二：“泡，盛也。……江淮之间曰泡。”③“汎汎”、“苞苞”就是由于方言而形成的异文。汉简《诗经》异文中有许多是语气词，这恐怕也和地域方言有一定的联系，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七，意义可能不同的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有些异文很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很有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也就是说这些异文不仅仅是文字形体的不同，而且文字所表达的文本意义也不同。由此造成对整句诗，甚至整首诗的意义理解不同。《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今本“殷其雷”，《阜诗》作“印其离”。“印其离”与“殷其雷”音近，但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印”读如“殷”。《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为别离之义。《楚辞·离骚序》云：“离，别也。”“印其离”，伤痛别离也。这类异文有些在语音上有一定联系，有些没有语音上的关系。即使有语音联系的，我们也不能作为假借字来理解，而很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如《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畅”《阜诗》中作“象”。《诗经·齐风·鸡鸣》“甘与子同梦”中“甘”，《阜诗》作“敢”。这类异文在汉简《诗经》异文中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对于研究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的区别至关重要，从而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先秦至汉的传播及其不同《诗》学流派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三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的比照与归纳分析，我们发现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有如此之多的异文。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其绝不属于《毛诗》系统。那么，它和已经亡佚的齐、鲁、韩三家《诗》又是什么关系呢？由上表阜阳汉简《诗经》与《毛诗》及三家《诗》异文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阜阳汉简《诗经》和《毛诗》存在大量的异文，有些异文意义很可能不同，由此异文所属的诗句以至诗篇的意义和《毛诗》的训释亦不同。所以阜阳《诗经》绝非《毛诗》系统。（二）阜阳汉简《诗经》系统也不会是三家《诗》中任何一家。三家《诗》早已亡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仅是片言只字，阜阳汉简《诗经》也很有限，所以我们并不能做全面比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对汉简《诗经》和三家《诗》进行分析比较。虽然汉简《诗经》异文和《三家诗》存在少数相同的文字，如《周南·樛木》之“樛”在《阜诗》中作“朻”，与《韩诗》同。《周南·卷耳》：“我马瘏矣”之“瘏”在《阜诗》中作“屠”，与《鲁诗》同。但我们还发现汉简《诗经》和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都存在大量的异文，文字相同的仅是极少数。同样也有些汉简《诗经》文字和三家《诗》不同却和《毛诗》相同，如《邶风·静女》：“说怿女美”，“说怿”三家《诗》作“说释”，而《毛诗》作“说怿”和《阜诗》同。我们很难因为《阜诗》这些极少数不同于三家《诗》而同于《毛诗》的文字便认定《阜诗》属于《毛诗》。因此，我们说汉简《诗经》虽然和三家《诗》有极少数的文字相同，但它不会属于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流传于当时的另外一家。那么，主要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是怎样从中原流传到南楚地区的？秦火之后，汉代初年《诗经》的流传情况怎样？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地探讨对我们研究《诗经》及其他先秦儒家经典在汉代初年的流传大有裨益。

秦统一天下，李斯倡言禁百家。秦火之后儒家的许多典籍被毁，《诗经》也难逃其劫。汉初废秦挟书令，征天下未焚之籍。而《诗》由于其流传广、应用多，加之其自身简洁、精练、押韵、重章叠句、便于口诵等特点，故遭秦火以后没有受到损缺。班固云：“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1}汉代，《诗经》的教化功能，社交功能（包括赋《诗》言志的外交功能）、礼仪功能仍然存在，《诗经》对维护统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诗经》在汉代很受重视。《诗经》在汉代拥有大量的学习者，传习规模之大是其他四经无法比拟的。《史记》记载，申公的学生“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2}。这不仅是《鲁诗》一家。《汉书》记《齐诗》《韩诗》亦曰：“皆至大官，徒众尤盛。”③可见《诗》在汉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朝廷、学术界也具有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基础。《诗经》在汉代拥有如此广泛的基础，说明《诗》学的丰富性和流派的众多。在众多的《诗经》学流派中，齐、鲁、韩、毛四家《诗》无疑是影响最大的。随着汉简《诗经》及简帛文献所引《诗经》的出土，使我们对汉代的《诗经》传播及其《诗》学体系不得不重新认识和做进一步的研究。

前人将汉代《诗经》学分为齐、鲁、韩、毛四家，只是大体而言。除此而外，四家《诗》学之下又分为若干支派。《汉书·艺文志》曰：“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1}这是包括了《齐诗》中的后氏、孙氏两家。不仅如此，《齐诗》亦有冀匡、师伏之学；《鲁诗》中又可分出韦氏学、许氏学及张、唐、褚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等等。其实我们把《诗》分齐、鲁、韩、毛，只是汉代《诗经》流派的荦荦大者，是当时影响显著的《诗》学流派。其背后还应当有其他《诗》学流派，尽管这些流派没有四家《诗》那样显赫，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这些《诗》学流派及它们所依据的《诗经》传本仍然在各诸侯封国及民间流传。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就证明了这一点。阜阳汉简《诗经》残存简片一百七十余条，拿《阜诗》的断片残简与《毛诗》及齐、鲁、韩三家《诗》比照，我们发现《阜诗》与四家《诗》有大量的异文存在。在这些异文中，有些异文我们找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可能是意义不同的异文。而对这些异文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整句诗、甚至对整首诗的理解，从而也影响到对诗意旨的不同理解。如《诗经·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之“殷其雷”，《阜诗》引作“印其离”。《毛传》：“殷，雷声也。”《郑笺》云：“雷以喻号令于南山之阳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2}《阜诗》“印其离”，我们认为不同于《毛传》和《郑笺》。“印”是“殷”的借字。《说文》：“殷，痛也。”《尔雅·释训》：“殷殷，忧也。”离，如字，为别离之义。“印其离”，伤痛别离也。此诗开首送别于南山之阳，伤痛别离也。从而我们亦可断定此诗为送别伤离之作。而没有《毛传》、《郑笺》所说的“召南大夫以王命施号令于四方犹雷殷殷发声于山之阳”及“劝为臣之义未得归也”的政教色彩。《诗经·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阜诗》引作“不我有怒”。《毛诗》《郑笺》云：“所以黾勉者以为见谴，怒者非夫妇之宜。”③由此可见《毛诗》更强调夫妇之宜。而《阜诗》作“我”更强调抒情主人公自身的怨愤。《诗经·齐风·鸡鸣》：“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郑笺》云：“虫飞薨薨，东方且明之时，我犹乐与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无已。”{4}《毛诗》“甘”《阜诗》作“敢”有“岂敢”“不敢”之义，是女主人公劝男子不要贪恋床笫。细玩诗意，“甘”“敢”不同。《诗经·秦风·小戎》：“文茵畅毂”《阜诗》作“文茵象毂”。《毛传》“畅毂，长毂也。文茵，虎皮也。”《阜诗》“象毂”对“文茵”从诗义上来看更恰当。这些异文都不能按同音或音近假借来理解，而是意义的根本不同。所以我们说《阜诗》绝非《毛诗》或三家《诗》中的任何一家。而是流传于汉初而未被《汉志》著录的另一《诗》学系统。从而显示了汉代《诗》学流派的丰富性和《诗经》传播的多样性。我们认为《诗经》在有汉一代的传播，除了文献记载的齐、鲁、韩、毛四家之外，在民间还有不同于四家的《诗经》传本传流。其实这一论断并不难理解，只要我们了解一下《诗经》在汉代的传播方式，这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诗经》在汉代的传播首先是以官学化的方式进行的。秦亡汉兴，统治者汲取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汉惠帝四年废除了秦王朝的禁止挟书的律法，招秦火以后散佚天下的典籍，文化学术由此渐兴。文帝时，申公以治《诗》为博士，《韩诗》的创立者燕人韩婴也立为博士，《鲁诗》、《韩诗》取得了官学的地位。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为博士，《齐诗》也取得了官学的地位。年轻有为的武帝即位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建元五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经学的官学地位方得以巩固。所以《诗经》可以作为官学，通过官方意识形态得以传播。

其实，《诗经》等先秦典籍，在汉代除了中央王朝以官学化的方式传播外，汉初各个诸侯封国在先秦典籍的保存与传播上功不可没。汉初诸封国之诸侯王多对文化学术事业有浓厚兴趣，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个文人学术集团，如以梁孝王刘武为中心的梁园集团、以淮南王刘安为中心的淮南集团、以河间献王刘德为中心的河间集团、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吴国集团、以楚元王刘交为中心的楚国《诗》学集团等。除此之外齐王刘肥、鲁共王刘余、中山靖王刘胜、衡山王刘赐等亦开馆延士，招揽文人。这些文人集团，或览胜咏怀，从事文学创作；或修学好古，从事学术研究。这些学术活动与文人之间的交游，对于先秦典籍如《诗经》的保存与传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阜阳汉简《诗经》就出土发现于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的墓葬中。《阜诗》的下限为汉文帝十五年（前165），由此可见，《诗经》等先秦典籍在汉初诸侯国流传普遍。藉此，也为武帝时代的儒学复兴与学术文化繁荣准备了条件。另外，民间传播也是其重要的传播方式。对于《诗经》这样一部文化遗产，它不只是属于政治，而且还属于学术，不只存在于朝廷官方，而且也存在于民间。《诗经》在汉初的流传决不限于齐、鲁、韩、毛四家，我们并不能因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而否认它的流传，阜阳汉简《诗经》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