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工具化:理论探讨与中国现状

【摘要】西方社会学界较早关注族群工具化现象，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族群并非简单的文化群体，而是一种社会群体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中国也存在族群工具化现象，部分地方、群体精英有意识通过对族群意识的操弄，以实现自己特殊的社会目标。族群工具化现象的背后，有着许多方面的诱因。族群工具化现象对中国政府重视区域间、群体间发展差距有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族群工具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甚至危险的，过度工具化的族群会导致社会成员日益碎片化，社会矛盾冲突激化。

【关键词】族群工具化；中国；民族问题

【作者】卢小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3-0079-006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治事象，族群在理论上令人充满困惑。为什么人们会形成一个个族群，会对某个族群有着非常深的认同？想要在理论上解释清楚，非常困难。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有一派研究观点认为，虽然族群意识与族籍身份可以从其他许多视角去分析和解释，但在现代社会，族群意识和族籍身份更多时候被当作社会竞争的工具来操控，而与特殊的文化、传统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这类观点虽然未必全面反映族群现象的本质，但却能较好地解释部分领域的族群现象与族群运动。在中国，由于社会竞争与公共政策设计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也出现了部分群体，将族籍身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族群认同、族群文化当作一种争夺社会资源的工具来运用，进而出现族群庸俗化、工具化的现象。这种现象，需要引起重视。本文将结合西方社会学领域的相关探讨，分析当前中国族群工具化、庸俗化现象及其可能的社会影响。

一、对族群工具化的理论探讨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部分社会学家在观察美国城市外来移民现象时，就注意到族群具有流动性，族籍身份与族群认同会被部分移民主动利用，以便在参与现代社会经济竞争过程中谋取更有利地位。例如社会学中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研究中就发现，新移入美国城市的少数族群，因与不同的的人群竞争而团结一致，并因此而进入政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为了减少冲突、控制敌对活动和保障个人安全而组织起来［1］(pp36-42)。几乎与此同时，其他少数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有关族性问题的创见，但当时并没能引发热烈的讨论。

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艾伯纳?科恩（Abner Cohen）通过对非洲城市的风俗与政治的研究，提出族籍之所以具有召唤力，主要是因为它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并且只有关注这些政治功能，才能解释为什么族群意识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情境下会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他认为，在非洲那些从殖民者手中独立的新兴国家中，传统部族之所以具有号召力，正是因为部族对于人们争取资源、权力而言，是非常有效的组织工具。实际上，当前存在于非洲的许多部族，与其说是文化延续的产物，不如说是一种对社会关系和文化习俗所做的再安排，真正的部族习俗与社会结构形式，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pp112-115)。

无独有偶，保罗?R?布拉斯（Paul RBrass）也被视为族群工具论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有关印度族群与政治关系的论著中，布拉斯提出，作为一种人群范畴的族群和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族群是有区别的。作为一种人群范畴，族群是指那些客观上存在文化差异的人群；而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的族群，则是有明确的主观族群意识，并利用文化符号来增强自己的内聚力，进而将自身区别于其他族群，以要求某种社会地位或社会承认。族籍与阶级一样，具有场合性和可改变的身份。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确实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将之归类于某些客观族群，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会有族群自我意识，也不会提出族群权利要求。只是在当地精英与外地精英，当地精英与行政当局，或者当地精英内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社会精英才会从传统文化中挑选和操弄一些他们认为能增进其群体团结和利益的某些因素，以推动族群运动，进而利用族群成员的原生情感获得竞争优势时，族群自我意识、族群要求和族群冲突才会发生［3］(pp134-147)。

二、中国当前族群工具化现象及其成因

欧美学者们关注的族群工具化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并且在市场经济体制和针对部分群体的特殊政策等多种力量的推动下，还有蔓延趋势。

1中国族群工具化现象

为了以更低成本获取在政治、经济、社会竞争中的优势，中国部分地方也出现了在族群认同旗号下的群体结合，通过对族群问题政治敏感性的渲染，主张利益的情况。将族群作为工具利用，在三大领域尤其突出：

（1）对政治、行政权力资源的争夺。艾伯纳?科恩、保罗?R?布拉斯等人在其著作中，都对以族群的名义，要求政治、行政机构中的部分岗位定向供应给特定群体，进而使得自认为是该群体代言人的部分社会精英在争夺政治、行政权力资源中获取有利地位的现象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在中国，这种现象也部分地存在，中西部一些地方在干部选拔、培养、晋升过程中，干部的族群身份往往被置于较为突出的位置考虑，而干部的能力、品行、工作绩效等因素的作用相对弱化。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中国民族政策因素外，其背后的另一个重要推力，正是当地部分社会精英，对族群意识进行了一定的工具性操作。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社会精英获取相关岗位的机会相对较小，但通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过强调自己的族群身份，则能够较好地吸引部分选民或人大代表的关注，同时给具有选拔、任免权力的党政机关施加较大的压力，进而使自己在竞争过程中处于更有利地位。

（2）对市场进入机会的争夺。这方面的族群工具运用，多发生在东部非民族地区的大中城市。由于经营方式和理念方面存在的局限，流动少数民族商贩在正常的市场管理规则管制下进入当地主流市场的机会较少。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群体倾向于忽略甚至无视当地正常的市场管理规则，而是以族群意识为纽带组织利益联盟，以特殊族群身份作为向市场管理机构甚至政府主管部门施加压力的工具，以获取进入主流市场的机会。在北京、浙江、广东等地，都出现过部分群体忽视当地市场管理规则，利用特殊族群身份聚众向会展组织者、贸易市场管理者，政府城市管理、工商管理部门施加压力，要求以特殊方式在当地进行市场交易活动的情况。例如广东省民宗委调查发现，“外来少数民族……一旦形成某些群体利益，他们就会强调自己的民族习惯，要求城市、企业的管理者予以照顾。……广州拉面馆的办证问题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广州的拉面馆数量众多，但是严格按照广州市相关规定办了营业执照的却很少。当有工商、城管部门来查处他们违规经营的时候，他们都竭力抵制管理部门的查封和处罚。”［4］(pp81-84)这种现象在其它地方也多有出现，一份对全国范围流动少数民族商贩的调查显示，“一些少数民族人员不服管理。来自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有些是无证开业；有些流动商贩则常常在商业中心区集中沿街摆摊，强买强卖，违章经营。而在执法检查中，他们常常又不服从管理，有的还故意制造伤、病，诈称钱物丢失，借机高额索赔，甚至聚众上访、阻塞交通，极力把问题升级和复杂化。有的还以民族风俗习惯为由携带管制刀具，动辄持刀相向，制造事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