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征信权益保护风险点分析及制度框架构建初探

摘要：本文结合以问卷调查方式开展的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调查，从实证角度对我国当前个人征信活动各流程环节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进行了深度剖析，并在积极借鉴国外个人征信实践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扬利抑弊，于征信业务良性发展与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益、实现法律制度层级设置可行性与具体操作制度的无缝衔接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征信；权益保护；风险；制度框架；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3－００80－０2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18

一、引言

现代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征信在切实缓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便利个人融资行为的同时，也对个人征信的权益保护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征信业务良性发展与最大限度实现个人权益保护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实现法律制度层级设置的可行性及与具体操作制度的无缝衔接，是一个理论及实践上都必须直面的课题。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通过自行设计《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调查问卷》自主开展专题性调查的方式，在借鉴国外个人征信实践与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适合我国个人征信现状的权益保护及其制度框架构建这一实践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业务探求与思考。此次调查共发出《个人征信权益保护制度调查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11份。通过111份调查问卷的汇总分析，结果显示：针对当前个人征信的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救济权等系列权益，征信活动各环节存在着潜在风险点，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个人征信权益保障风险点分析

（一）信息征集范围不明确，存在征集来源任意扩大化风险

基于对个人隐私权的尊重及保护，国际上普遍认为个人敏感信息的征集应当受到特别法律的保护。如欧盟法令明确规定，除非取得个人以书面或其它方式明确授权的“明示同意”，不得征集和披露有关信息主体种族、政治观点、宗教及哲学信仰、健康等个人敏感信息[1]。当前，我国个人征信业务的开展仅依托《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管理暂行办法》这一部门规章，其中仅对信息数据的报送、整理及查询进行了规定，并未对不能采集的敏感信息、非银行信用信息的征集范围、征集方式等做出明确、关键性界定，致使基层央行在非银行信息采集过程中，为凸显成效一味贪大求多，将电信、水、电、燃气欠费、计生处罚、醉驾等公众存在较大争议或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一一纳入，未考虑仅凭人民银行与被采集单位的采集协议实现信息的征集入库是否合法、是否应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认可，入库信息来源呈无法可依、任意扩大化趋势。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3.66%的受访者认为“电信欠费信息”及“水、电、燃气欠缴信息”属公众争议较大、可能助长垄断行业霸王习性的信息数据；69.41%的受访者认为“计划生育”、“醉驾”等信息属消费者个人隐私，均不应征集入库；而对“公积金”、“社保”及“诉讼”等信息，由于其有侧面佐证个人还款能力及意愿的参考价值，92.32%的被调查者对其入库持积极及肯定态度。

（二）信息征集授权未规范，存在征集流程不合法风险

作为个人征信的重要权益之一，同意权是指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原则上须经信息主体授权并同意。对于同意权的行使，日本及法、德、意等欧盟国家采取的是必须获得信息主体的书面或其它方式明确授权的“明示同意”；美、英、澳及加拿大，采用的则是虽无须获得信息主体的明确授权，但应尽事先告知义务，若信息主体未在规定期限内对信息征集行为提出异议则视为同意的“默示同意”原则。当前，由于处于征信体系创设初期，我国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强制性推进的征集模式，所有信用信息的征集入库均不需要经过信息主体授权及同意，这种未告知即征信的信息征集模式受到社会公众一定程度的质疑，征信机构可能因未切实履行负面信息告知义务而给个人融资行为带来损失而站上被迫应诉的被告席位，当前因信息征集流程不合法而可能造成的个人征信权益受侵犯的隐存法律风险点值得关注。

调查显示，111位受访对象中，认为“所有信息”及“贷款、信用卡透支逾期、水电费欠缴等部分信息”入库前应征得本人同意或授权的占比分别为49.55%和27.93%，仅2.7%的受访者持“无所谓”态度，更有72.97%的被调查者认为“征信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而征集个人负面信息会对个人造成损失”。

（三）信息使用标准不统一，信息保留期限未明朗，存在“征信不公”风险

由于《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未能对拒贷逾期次数、还款宽限期限、异议修改条件及“履告”义务等作出规范性的条款界定，商业银行的执行标准不尽相同。如辖区农业银行对连续3期或累计6期以上的逾期客户不予放贷；建设银行则执行最高逾期次数超3期、累计逾期次数超6期且近24个月连续3期出现逾期状态的拒贷标准。未统一标准却意图通过拒贷、减少授信、上浮利率等信贷政策运作，实现对信息主体金融活动及融资行为的惩戒性影响及威慑性震慑，效果自然有限；加之目前由于《征信管理条例》迟迟未能出台，信用信息保存期限未有明朗化预期，信用信息一旦进入征集系统可能只能长期保存。

上述因素对信息主体而言无疑有失偏颇及公允，极可能通过示范效应让潜在的优质借款人对贷款望而却步甚至失去信心，产生因“征信不公”而诱发“劣币驱逐良币”的隐性风险。调查结果显示，按由高到低的认同度排列，公众心目中的“征信不公”现象依次为“信用报告的使用标准（如拒绝贷款的逾期次数）不同”、“还款宽限期限不同”、“异议修改条件不同”及“‘履告’义务执行情况不同”，占比分别为69.37%、47.75%、44.14%及34.23%[2]。

（四）信息更正流程冗长、救济方式操作性不强，存在法律纠纷风险

对于信息主体有权要求征信机构对其不正确、不全面或非最新信息做出纠改及补正的更正权益，现阶段提供了三种救济途径，即异议申请、个人声明及法律仲裁或复议。但在基层实践中，却因存在异议更正流程过于冗长、救济方式操作性不强等诸多因素，在影响异议更正权执行效果的同时，也极易引起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如2006年12月19日，辖区中国人民银行晋江市支行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客户吴身设在以“错误录入其个人信息，对其名誉造成侵害”为由上诉中国银行晋江市支行的同时，也以“对严重录入错误的信息汇总采集时未尽管理上的审查职责，造成错误信息采集登录至其《个人信用报告》，并于各商业银行系统中流传，对原告个人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将中国人民银行晋江市支行列为第二被告。虽经多方沟通协调，该案件得以于庭审前顺利解决，但也表明随着我国征信业的高速发展及个人征信法律纠纷的时有发生，如何发掘为信息主体的异议权及救济权提供实现保障的高效、合理现实渠道已迫在眉睫。

三、构建我国个人征信制度框架的若干建议

针对以上风险点，同时借鉴西方征信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权益保护制度框架构建应着重考虑并规范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征信立法进程的推进与加快

当前，应在坚持“立法先行”与“边探索边完善”的原则与前提下，以平衡征信业发展与个人权益保护为切入点，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及制度框架安排，最终在我国形成上层以《征信法》为最高上位法，中间为《征信管理条例》、《个人信息及权益保护条例》等基本法规，下层为《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及具体规范性、操作性制度的上、中、下“三阶层模式”、信息主体权利及义务对等的信用信息征集、应用的严谨、有序制度体系。

（二）信息征集范围的合理、严格界定

由于征集及使用信用信息与个人隐私权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及冲突，为实现信用信息的充分共享往往要以放弃甚至部分牺牲个人的隐私权为代价，因此合理、严格地界定信息征集范畴就成为个人权益保障的首先、重要一环。当前，应加快我国征信立法进程，在明确征信主体各方责、权、利的同时，对禁止采集并使用的信息作出清晰、严格界定，为征信机构合法、合理地采集、使用信用信息提供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及制度约束[3]。同时，基于上述风险点的分析，笔者认为可对我国个人征信范围应遵循的适用性原则提出导向性框架思路及实践补给：即现阶段非银信息重点应着力推动与信贷决策具有高依存度及相关性信息数据的及时、完整、连续入库，对电信、水、电、燃气欠费信息、计生、醉驾等公众争议较大的信息数据则应暂缓其入库进程。

（三）信息征集流程的切实、有效规范

针对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普遍不强的现状，建议采取英、美等国“默示同意”的强制征信模式，即以立法形式明确征信机构在进行信息征集，除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外，无须征得信息主体的“明示同意”，但对个人融资行为可能产生较深远影响的负面信息入库应尽事先告知之义务[4]。而对于征信机构意愿扩大的个人信息征集种类，可采取问卷调查、网络、电话、短信、投票、召开听证会、征求意见稿等形式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渠道，从而在尊民情重民意、实现全民参与及充分保障信息主体同意权和知情权的原则间寻求最佳结合点。

（四）信息保留期限的尽快明确

应加大立法进程，推动《征信管理条例》的尽快出台，对负面信息保留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以使信息主体的不守信惩戒时限预期得以明朗化。同时，适当考虑并吸纳一些灵活、弹性的设定原则，如可以在某一时限①对个人信用信息的数据使用进行“缓冲”或“过渡”设置，因之前征信系统不尽完善，公众信用意识普遍较为淡泊等因素，对该时点前的负面信息仅作2年保留；其后的负面信息保留则执行《征信管理条例》设定的5年时限，以此减少社会公众因长期存在信用“污点”而可能引发的对系统建设参与度及积极性降低的消极负面建设情绪，切实提升征信体系建设实效。

（五）信息查询通道及异议更正流程的有效提供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对“您认为当前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是否便捷”的调查中，认为“不够便捷”的受访者占比达69.37%，因而现阶段应积极寻求方便、快捷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途径，以确保个人知情权、更正权的合理、高效实现。为增加个人信用报告的查询便捷度，结合基层实践及金融从业人员建议，笔者认为可考虑以下几种模式：一是在金融机构自助终端内嵌查询模块，通过个人身份证号码及密码直接查询信息主体的信用报告；二是依托互联网，构建个人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同样是“身份证号码+密码”查询模式；三是通过短信服务平台，以发送短信方式，提交信用报告查询申请，平台收到申请后直接触发向原手机号码返还信用报告文本的自发事件。同时应考虑是否能将异议信息纠改权限以在线方式下放基层央行，以此最大限度地保障信息主体异议权与救济权的高效、便捷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国外征信市场个人权益保护经验及启示[N].金融时报，2010-08-19.

[2]喻敬明，林钧越，孙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李宝军.个人征信系统中的隐私权保护[J].人民论坛，2010（8）.

[4]征信前沿问题研究编写组.征信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