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60岁,是自由的开始

采访整理　朱慧憬

我不跟年轻人讲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忆苦思甜吗?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不一样，人的感觉是由自己的环境来决定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别人当时的感受的。

在凤凰没有固定节目要做，所以比较自由。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我基本上在现场。比如2008年，年初做“两会”，“两会”后第二天飞台湾做台湾大选，接着是地震、奥运，11月美国大选，我觉得这一年过得比较有意义。

最近几年，我的生活重心逐渐从香港转到北京。我觉得香港不再是新闻发生地了。香港回归前后，想知道各种各样的消息要到香港去，现在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了。所以我希望来北京，在北京才看得清楚中国这几年发生的变化。

我是学历史的，又一直在做新闻，总觉得中国这些年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有所经历，而且是在最前沿直接看到新闻事件的发生，为什么不去做呢?

60岁，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我已经过了60岁的“退休”年龄了，干我们这行没有“退休”一说，但是我想换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打新闻工打够了，所以快60岁时就在考虑，能不能做一点自己的事情。2005年夏天，我开始到清华教书。坐在清华的办公室里，我觉得很好，这意味着我可以把以前的经验、积累转成新的东西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了。

我在清华大学和学生分享的是做电视新闻的一些经验；去年11月我带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们到美国去采访美国大选，分享的是我对美国的了解和重大事件现场采访的经验。我对台湾一直比较了解，现在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两岸交流研究所；在凤凰做《口述历史》，于是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如果局限于原来的生活状态，只能每天上班。但因为做电视有了一定的资源、知名度，为现在做事情打下了基础，我就可以把这些资源，包括出版社的资源、电视台的资源、网络的资源集中到大学的平台上，重新盘整，重新搭配――资源重新组合。

做电台节目我很高兴，写作我很愉悦，同时互联网上也在用我的观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信息中心，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我了解的信息表达出来，用文字、视频、音频……也可以用手机报。

机缘巧合，我正在做“老曹手机报”。就是提供一些我在各方面看到的新闻，然后加上自己的评论，编成手机报。现在我每天花最多时间的就是这个事，看起来也就十几二十条，但是我要把所有的消息来源整理一遍，挑一些主流媒体、传统媒体上没有的新闻或者报道角度，挑出几十条来，再做评论。多年来，我的兴趣始终放在吸收新信息上。做新闻本身就是这样的事情，在资讯海洋当中找出很少的那一点东西提供给受众，你找的东西有没有价值，这才是最关键的。

我永远是一个对新形式、新传播方式非常感兴趣的人，做传播就应该是这样。

年纪大了自由更多，束缚更小

大家都说我在“五十知天命”的年龄去做电视。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知天命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凤凰卫视刚刚建立，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而我刚刚离开平面媒体，没有别的事情好做。离开平面媒体是我自己的选择，虽然《亚洲周刊》工资很优厚，我完全可以一期一期办下去，再办十年也没有问题，但是，那种没有刺激的疲倦是很没有意思的。我需要试试看还能不能做别的事情，就是这个想法，很简单。

60岁大家都认为是安逸的年龄?我不觉得。人和人不一样，有很多人年纪越大越不安分，年纪一大把谈情说爱的也很多，不一定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按照常规来进行的。

我觉得年纪大了自由更多，束缚更小。而20岁到40岁的阶段，人生束缚很多，大学毕业找工作，找了工作要保住这个工作，还要升迁、加工资、买车、结婚生孩子，上有老下有小，老人生病了怎么办……我一个朋友40岁左右，由于家庭负担很重，自己很难琢磨去其他地方或者有自己的生活选择。而到我们这个年龄，所有的负担基本上都没有了，只要有活力、有体力就可以自由地做事情。

香港十年，生活负担比较重。一切从头开始，工作从底层做起，收入从零开始。然后站住脚，买了房子，差不多这一切50岁之前都解决了。这是我离开《亚洲周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把生活的负担解决了，轻松了。其实我比别人解决问题的时间都短，机遇算好。

我知道我是幸运的，我跟学生说不要学我，因为我的运气是很少人能碰到的。很多人没有办法在香港这个环境生存，有人经商或者改行做其他；我当时到香港，《亚洲周刊》正好有空缺，去了一个礼拜就上班了。一上班就做writer(撰述员)，一年后变成编辑，五年后变成副总编辑，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

《亚洲周刊》是唯一一份可以让我发挥特长的杂志。我不能做英文媒体，因为我英文听、看可以，写就一般：我不能做香港本地媒体，因为当时我对香港地区性的东西不了解。只有《亚洲周刊》让我把以前在社科院积累的东西都用上去了。离开《亚洲周刊》，正好有风凰卫视。如果没有怎么办?这都是机遇。

接受现实，我不觉得有什么遗憾

其实很多80后的痛苦和压力在于比较。和我们比，和70后比，发现前辈都在很高的位置，工资都是一年几十万，自己才拿几万，当然觉得压力很大，而我们当年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下乡十年被扔到山沟沟里，没得比的。那段经历就是吃苦，吃够苦了，就觉得后来的事情都无所谓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在香港再吃苦都觉得不算什么。并不是感激那段受苦岁月，如果要我再选择当然不要，两年可以，十年太长了。

当年下乡最辛苦的就是凌晨3点还在干活，筋疲力尽瘫在那里，抽一根烟，恢复一点又开始干。休息那一点时间跑到老乡家，换点花生，买一只鸡，剩了一点钱还可以享受一下。走几十里山路，三四个小时，就是去换一点东西。我不跟年轻人讲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忆苦思甜吗?我觉得没有意义。因为不一样，人的感觉是由自己的环境来决定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别人当时的感受的。

我们这代人没有多少可以自己选择的，特别是我自己30岁以前。32岁我考大学，开始有一点选择了。选择特别少，生活也就特别简单。我们成长都是人家在安排，我们想做的事情都做不成，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读书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要下乡做农民了，就接受这样的现实安排吧，而且还觉得合理。

确实，我有一个很知名的父亲，在幼年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见不到他，这点当然会对我有影响。我跟他一直生活在一起的话，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无所谓遗憾，这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从来不觉得遗憾。

对话曹景行

问：你说过，人生不快乐，做什么。你有过不快乐的时候吗?

答：当然有，我觉得不快乐几乎天天都会碰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跟其他人完全一样。今天早上，我在清华看见一个开车的人非常莽撞，我硬是不让他过去。学校是一个骑自行车的地方，而他在拐弯的地方开得很快，逼得很紧，我就很不高兴。我觉得在社会里，如果你经历的事情多了，本身看的东西多了，情绪就不大会被那些不高兴的事情所左右。

采访手记

采访并不顺利，曹景行老师在采访中呈现的是一个典型中国老派男性知识分子的状态，谈国家大事，口若悬河；谈个人生活，讳莫如深。

采访他这样端正的人，我应该八卦什么?之前，我得到的指示是――为什么一个人在知天命的年龄能投身电视事业?为什么一个人六十岁的时候，能继续做一个资讯狂人?自称老曹的他告诉我说，人和人不一样，有很多人年纪越大越不安分。人的感觉是按照自己的环境来决定的，人是不能够理解别人当时的感受的。

人和人不一样，所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也许真的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过自己想过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