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形势分析与展望

“十一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投资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保障我国经济快速协调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未来五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总体将较“十一五”有所放缓，但随着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投资增速将呈现出前低后高的态势。

一、“十二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环境的总体判断

未来五年，我国将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民生改善的条件下，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留出空间。中央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的条件下GDP保持在7%左右，为未来五年投资发展奠定了基础环境。

第一，城镇化发展在加速阶段，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束和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我国将由企稳向好逐步向稳定增长过渡，随着改革的深入，长期城乡隔离的二元结构将会改变，影响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逐步消除，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期。

第二，工业化进程仍将继续，但工业比重将有所下降。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未来五年工业化将由以提高工业生产比重为主转向以提高工业化的质量为主，工业化的支撑动力由资源能源为主转向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走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国当前工业占比是在全球贸易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实现的，在外部需求难以复苏至以前的条件下，未来工业占比将难以维持近年来的高位。

第三，人口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从人口年龄结构看，“刘易斯拐点”将在“十二五”中期出现。我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慢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逐步消失，这一变化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影响。首先，由于人口抚养比上升，储蓄与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经济失衡的格局将逐步改善，但经济发展速度也将有所放缓；其次，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格局将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也将随之上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第四，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经济社会转型。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我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将之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及其后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另外，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目前的仅为8.3％，提高至2015年的11.4％，作为一个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这就给未来五年的节能减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并对投资乃至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约束。

二、“十二五”时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趋势预测

综合判断，未来五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十一五”将有所放缓，预测未来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在20%左右。投资运行的重点将由保持快速增长向结构调整转变。

1、投资率向合意水平回归，投资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未来五年我国投资率放缓是后危机时期顺应经济周期规律、实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理性选择。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三大周期重叠均处于低谷阶段，决定了投资将有所放缓。目前，我国传统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新兴战略性产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新兴产业设备投资机会还没有出现，预计至少在未来一两年还不会出现世界性企业新一轮固定设备更新投资高潮，因此未来五年我国将处于朱格拉周期的低谷向复苏过渡阶段。我国房地产从1999年房改后也经历了连续11年的建筑周期上升期，未来几年可能仍然需要经历“库兹涅茨”周期的调整期。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刺激“红利”已经退潮，新一轮科技革命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正处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降阶段。

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看，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决定投资与消费比例需要向合理的水平回归。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率保持了高位运行，2006～2009年平均达到43.7%的高位。长期高投资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产能，与社会的消费能力日渐脱离，进而导致总供求之间严重不平衡。在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外需保持低速发展的条件下，要求投资有所放缓，投资与消费比例向合理的水平回归。另外，我国投资长期保持高增长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为支撑，以“大进大出”为发展模式，形成了大量附加值低、污染重、资源消耗大的生产能力和产业体系。因此，原有发展模式所支撑的高投资率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极为不利，必须有所降低。

但同样需要看到，未来五年，我国城镇化仍将处于加速期，每年将新增900万人就业，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改善民生、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鼓励民间投资的“非公36条”、深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区域发展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等政策措施，都将对投资发挥支撑作用。根据模型测算，到2015年，投资率将由2009年的47.5%下降到45%左右，投资增速将由“十一五”平均26.2%左右下降到20%左右。未来五年，我国仍处于危机后经济复苏期，前期由于政策刺激力度逐步减弱导致投资增速下滑较大。随着经济复苏进程推进，经济自主性增长动力不断增强，投资将逐步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投资增速将呈现出前低后高走势。

2、投资结构调整是未来五年主要特征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未来五年的核心主题之一，投资结构调整作为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也必然成为这一时期投资运行的主要特征。

第一，三次产业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格局，2006～2010年的三次产业投资平均结构为1.4:43.0:55.8。未来五年，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一系列鼓励“三农”政策的扶持下，一产投资增速将稳步提高。随着工业化由规模扩张逐步向质量提高转型，同时在节能减排目标的严格约束下，二产投资也将由于高载能行业投资减少出现相对放缓。在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规划的支持下和“十二五”规划目标中提出的服务业占比提高目标的约束下，三产投资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根据模型测算，未来五年，三次产业投资结构将进一步优化，达到1.7:39.1:59.3，平均增速分别为21.6%、17.1%和23.2%。

第二，中西部地区投资加快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从投资分布看，2006～2010年东中西三大板块投资平均占比为48.4:22.3:26.6。在中央一系列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的政策下，中西部地区投资快速发展，与全国经济增长的差距逐步缩小未来五年，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仍将快于东部地区。一方面，目前东部地区城镇化平均水平已经超过60%，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仅为40%和45%，因此，中西部地区房地产、基础设施等投资将增长更快。另一方面，产业转移也将为中西部地区发展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根据模型测算，到2015年，中东西三大板块投资比重将为37.0:25.8:34.1，五年平均增速为16.7%、23.5%和24.9%。

3、房地产开发投资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近年来，房地产投资保持在高位运行，2006～2010年平均增速为24.4%。2010年上半年由于房价飙升，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达30%以上。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中央连续出台了“国十条”、“新国八条”等严厉调控措施。当前，房价与居民收入相比仍然过高，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与居民需求之间的缺口仍然较大。因此，未来五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坚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投资增长形成阻力，但考虑到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房地产需求仍然旺盛，再加上“十二五”时期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也支持房地产投资保持一定速度。根据模型初步测算，未来五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增速将保持20%左右，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仍是贡献率较大的投资领域。

4、民生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将成为投资增长的新亮点

第一，民生领域。长期以来，多方面原因决定了我国投资以重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欠账较多。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人均GDP将在4300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时期如果经济发展的导向仍然是数量和效率而不顾质量和公平，将很有可能走进“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未来五年着力解决因民生领域投资不足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是后危机时期世界各国在新的起点上展开角逐的战略高地，是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也是带动我国投资乃至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关键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五年投资增长的又一亮点。

三、未来五年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

1、地方政府过高的投资热情与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从地方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看，投资热情仍然较高，或是强调自身正处于高投资、高积累的发展阶段，或是依托“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以新兴战略产业试点为平台，大幅提高投资率，安排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另外，当前新兴能源产业正在迎来新一轮高潮，有些地方不顾发展条件“大干快上”，希望能够“占领新兴战略产业制高点”，而实际上目前新能源生产成本过高，并没有竞争优势，完全依赖政府的高额补贴，盲目扩张将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增大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此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仍然面临诸多体制和理念上的障碍。当前部分地方政府仍然热心于传统重化工业领域招商，沿海省份多数都以建立“国际级深水港――临港工业区――引进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布局钢铁、石化、化工、有色、汽车、机械等投资项目，并趁机炒作房地产行情，完全背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投资结构调整步履艰难，这反映了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理念和政绩观上仍有一定偏差。

2、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棒”是投资平稳运行的关键

未来五年，随着刺激政策力度不断减弱，投资仍然需要依靠自主性的民间投资来支撑。国务院出台了鼓励民间投资的“新非公36条”，大大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但未来五年民间投资要承担起支持投资增长的重任仍然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第一，垄断行业能否真正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部分国有企业长期占据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群体和构架，短期内打破利益结构较为困难。未来五年民间资本能否真正获得广阔的投资空间要取决于中央政府执行反垄断政策的力度和决心。第二，金融和货币市场能否为中小企业投资提供有效的支撑？货币政策松紧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国有企业。未来五年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的姿态，信贷增长将较前两年有所降低，而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中小尤其是微型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仍然缺乏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投资能否快速增长取决于能否获得资金方面充分的支持。第三，民营企业投资环境能否得到改善？当前民营企业在税收和税种方面与国有企业并不完全统一，民营企业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障碍比国有企业大，未来五年民营企业能否实现快速发展也要取决于各项体制机制的改革。

3、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与投资需求不匹配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地方政府不具有举债权力，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收入就目前看也多是“吃饭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尽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带来了巨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未来五年，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时期，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部分市县政府大多将全面解决基础设施薄弱作为工作重点，因此，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为了解决融资能力不足问题，地方政府往往通过鼓励商业地产发展、提高土地价格来获得资金，这又与中央控制房地产泡沫相矛盾。

四、未来五年我国投资调控的政策建议

未来五年我国投资调控思路是，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完善投资体制机制，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有效遏制盲目扩张和重复建设，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促进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最终需求。

1、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不断优化投资环境

规范政府审批，强化投资监管，优化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清理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政府进一步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集中抓好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资金和项目管理。将政府的投资管理职能从以行政审批为主转到以投资监督管理和为企业服务为主，强化和提高政府的投资规划和信息职能。

2、切实贯彻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促进投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第一，尽快建立起鼓励民间投资的标准和规范。第二，进一步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在间接融资方面，应鼓励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民间银行，同时鼓励大型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业务的融资服务。在直接融资方面，应支持中小企业向社会定向募集股份和发行债券，支持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平台。第三，统一税法，做到民营企业与国企、外企在税种和税率上具有相同待遇，坚决打击垄断企业对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的限制。

3、采取综合措施，拓宽地方政府融资能力

第一，按照“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的方针，进一步推进中央、省、市县三级财税体制改革，有效解决融资平台问题。第二，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效缓解基层政府财力薄弱的问题。第三，开征房产税，增加地方政府税源，允许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发债权，减小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