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时代”的中国挑战

作者简介

金灿荣，本刊编委。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学教授。主要学术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详见P64）

戴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11月11日至12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五次峰会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本次G20峰会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首次在欧美之外召开，在地理上走出欧美中心主义，世界经济环境转移意义突出。既肯定了亚洲的重要性，也凸显了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协调中的积极作用。

首尔峰会的中国剪影

就在G20首尔峰会前，汇率和贸易摩擦引发全球焦虑。一些国际观察家担心，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会不会引发汇率大战，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会不会反弹……这使首尔峰会与此前召开的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和多伦多首脑峰会时共同应对危机、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相比，显得颇为特殊――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危机时代”，各国已从危机应对转向长效经济治理、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而G20自身也面临转型。由于内部目标分化，G20逐步形成以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经济过热型国家和以欧美日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乏力型国家。这两种不同类型国家，目标的差异、观点的分歧，刺激经济手段的不同，使得双方合作达成一致立场可能比以往要难，峰会一度陷入僵局，呈现多边外交角力，但最终也没有出现谈崩的局面。最终出炉的首尔宣言，淡化了货币问题，在汇率上达成妥协。

与以往峰会相似，G20首尔峰会议题设置主要由东道主韩国协调确定。11月1日，韩国总统李明博提出，G20首尔峰会将以汇率、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和发展为四大主要议题。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汇率争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最终的《首尔宣言》体现了这些议题。该宣言表示，与会各方承诺，汇率应反映各国经济基本面，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同时，G20支持全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可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大发言权。

毫无疑问，分别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是本次峰会最吸引眼球的关注焦点，两国的政策动向、秉持立场牵动着各国的注意力。

美国依旧想发挥在国际事务中设置议题的能力，奥巴马在峰会上提出稀土议题、人民币汇率、经常项目设限、限制贸易失衡等议题，但鲜获响应，也没有形成一致共识，反而广受批评。对此，《华盛顿邮报》慨叹，“一年前的G20匹兹堡峰会，各国首脑争先恐后地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欢心。但在此次首尔峰会上，谁也不想帮助奥巴马消除忧愁。”究其原因，一个是美国财政部会前提出为经常项目设限，将差额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4.0％以下；另外一个则是美联储提出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此举将推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热钱”流入新兴市场，恐出现输入性通货膨胀，造成经济过热加剧，这两项“利己损人”的自私政策招致绝大部分成员国围攻，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形成G19对抗G1的局面。

反观中国，由峰会之前的“被迫”应对美日等国咄咄逼人的汇率问题，到峰会最后的二十国联合公报中避免了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还承诺“努力减少贸易不平衡”，最终得以“优雅离开”，中国的外交策略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峰会前英德领导人访华和主席访法、葡，穿插外交和良好的沟通，使得对中国的施压被消解于无形。同时，在接受法、葡两国媒体采访时道出了中国关注的议题方向：一是继续本着同舟共济精神和互利共赢原则，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向市场发出二十国集团成员团结一致应对世界经济重大挑战的积极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二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三是推动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政治支援。四是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实现发展回合目标。对这些议题，英国《金融时报》的评价是：中国目标更实际。可以说，正是靠着这种务实精神和广结善缘的外交策略，中国在峰会上的表现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不过，与外界形成的中美激烈对抗印象不同，中美之间的互动非常频繁。峰会开幕前夕，中美元首在首尔举行双边会谈，这是主席明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元首的最后一次会谈，也是两年来的第七次元首双边会谈,会谈频度之高非常少见。这次双边会谈气氛非常坦率，开诚布公，讨论问题的成分在增加，客套务虚的成分在减少，对问题直截了当，对观点直接摆明，成为近年两国元首会谈的新动向。

中国应如何看待G20

G20首脑峰会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特殊事件的产物，也是各国经济上获得大国身份的一个象征。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回暖，G20在“危机时代”的号召力也在减弱。更有一部分西方媒体质疑G20解决问题的能力，声称无法达成一致共识的G20要之何用，对G20的前途表示出悲观态度。由此引发G20会走向何方的讨论。不过，笔者对G20的发展前景抱有充分的信心。

首先，G20比较好地平衡了代表性和效率的这对矛盾关系，增强了合法性。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间政府组织，截至目前共有192个会员国，囊括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然而由于成员众多、协调一致困难，其行事效率不高。素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西方八国集团决策效率很高，但成员仅8个且代表发达国家利益，代表性严重不足。G20成员人口占全世界的2/3，经济总量更是占全球的85%，其中成员不仅有发达国家，更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占成员总数的50%，具有很强的代表性。G20在应对危机方面所作的努力效果显著，对话机制更全面、更具开放性、包容性，较好地兼顾了代表性和效率。

其次，G20的出现是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交织发展的产物，客观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权力的现实变化，其基本结构更加趋于合理。近年，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推动着全球决策机制向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这一结果必然导致G8的失落。

再次，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中等经济大国是热情支持G20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中坚力量。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世界主要经济论坛之外，缺少发言权。G20提供了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有助于这些国家充分表达自己独立主张，努力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对应的世界经济政策话语权，能够有效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所以，新兴经济大国乐于推动G20进一步发展。

再有，在G20框架内，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能以更加对等的姿态参与对话和合作,表明中国已经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G20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又一个里程碑，因此中国对G20的对话协商机制比较满意，愿意投入大量外交、经济资源，积极推动有关协商安排，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争取利益和发言权。

最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工具性态度也给予G20较大的生存空间。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未结束，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对话、协商、合作与治理安排的需要仍然存在，西方迫切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借助外部力量来摆脱困境，而IMF、世界银行、G8和联合国等机制力量存在固有缺陷和治理困境。相比之下，G20具有很强的工具价值，另外，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综合来看，G20具备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重属性，继续发展的确必要。

笔者在以前文章中指出，今天世界已经进入“G时代”，未来国际政治与经济游戏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形成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若干国家集团或峰会, 它有别于历史上相互对立和敌视国家集团，兼具开放性和灵活性。进入集团化（Group）时代的国家，都在积极寻找利益上的合作伙伴或潜在盟友，这一趋势导致国际政治与经济的Gs化,如G2 (中美)、G3 (中美欧、中日韩、中俄印、俄德法)、G4 (金砖四国、中美欧日、基础四国)、G5（中美俄英法、展望五国）、G7、G8、G8+5、G8+N、G11（新钻11国）、G20等各种形式。笔者相信，在这些种类繁多的“Groups”中，G20将会是充满希望和前景光明的一个，有着强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它将对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变化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