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台江施洞“子母船”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

摘要：黔东南台江施洞苗族的“子母船”不是一般的民俗龙船，它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边驾艇独木舟”在形态结构、连接方式、船舱形态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都是出于基本相同的抗横摇摆的设计理念，是世界舟船体系中非常特殊的类型。施洞“子母船”为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它很可能就是消失了几千年的华南土著航海舟船“边驾艇独木舟”的原型，在太平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施洞子母船；边驾艇独木舟

中图分类号：K875.3.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5-0157-11

中国东南土著越族与东南亚、太平洋“南岛语族”海洋文化关系是近年国际民族、考古学界关注的共同课题，“南岛语族”从华南向东南亚、太平洋群岛扩散的海洋交通工具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疑点。2006年，笔者在美国学术理事会及Luce基金的资助下实地调研了波利尼西亚人的双体与边驾艇的航海独木舟，重新整理分析了中国东南舟船的民族考古资料，提出史前华南土著可能使用类似于“南岛语族”之航海用“边驾艇独木帆舟”的民族考古线索，但这一看法始终缺乏明确的实物证据(吴春明，2008)。在美期间，“太平洋艺术网()”负责人刘俐向我展示了她在黔东南台江县施洞发现的一组“龙船”照片。由于刘俐不是在龙船节期间造访施洞的，因此她看到这些“龙船”实际上只是拆解后安放在“龙船棚”内的一大两小的三只独木船体。但根据刘俐转述的苗民介绍，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施洞龙船节期间，两小独木舟是作为“边艇”捆缚在一大独木舟两侧而成为一艘完整的龙船。我当时就预感到这处施洞龙船的极端重要性，她与千百年来“南岛语族”劈波斩浪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的形态结构非常相似，它很可能就是在华南海域消失了二三千年的史前土著远洋舟船的“活化石”。

为考察这一重要的舟船形态，2008年6月27～29日(农历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施洞苗族龙船节期间，笔者专程赶赴黔东南台江县施洞镇，调查、勘测了完整的施洞龙船的形态、结构与建造工艺。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这一称为“子母船”的施洞龙船果然与“南岛语族”的“边驾艇独木舟”异曲同工，毫无疑问地它在太平洋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施洞“龙船节”及其“子母船”的土著文化内涵

台江县施洞镇是黔东南州重要的苗寨，位于清水江上游，依山傍水。清水江为沅水的上游水系，是黔东南重要的河流之一，东行沅水最后汇入湘江，曾是古代苗族先民逆水上行进入黔中的主要通道，清代民国间施洞码头仍是黔中山货木柴中转运输湘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水路起点。

农历五月划龙船是黔东南苗民的重要民俗活动，清乾隆徐家干《苗疆闻见录》载：“苗民好斗龙船，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20多人。短挠激水，行走如飞。”(徐家干，1997)施洞苗族龙船节源于“恶龙祭祀”：相传远古的一天，施洞清水江边的苗民父子保与九保两人在河中打鱼，突遇狂风巨浪，水中恶龙把九保拖进龙洞杀死，保就放火烧了龙洞、烧死恶龙。被烧死的恶龙灵魂作祟，导致清江流域大雨滂沱，洪水四溢。此时，一个苗妇女带着小孩到江边濯衣，小孩无意中用她母亲的捶衣棒划水嬉戏，嘴里念叨着：“咚咚多，咚咚多”，顿时天上云消雾散，太阳升起，恶龙的尸体浮出水面。那恶龙还托梦给苗民，希望苗民们能用杉木仿照它的身躯，造成龙船，每年在清水江边划上几天，仿佛它活着时在水中嬉游一般，它就能保佑苗寨消灾除害、五谷丰登。于是，各苗寨纷纷伐木造舟，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划龙船竞赛，果然获得风调雨顺，苗寨划龙船的习俗因此流传下来。

施洞苗族划龙船、祭恶龙的传说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彰显了清水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土著性。首先，这一传说与华南社会常见的端午节祭屈原、赛龙船的民俗故事截然不同。施洞苗族龙船传说主体是恶龙灵魂祭祀，属于“万物有灵”的广义的原始宗教范畴，具有鲜明的华南底层文化色彩。而屈原是历史时代真实的公义人物，华南社会的祭屈原、赛龙船属于缅怀英雄的儒家道德教化，具有鲜明的上层文化色彩。从民俗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华南社会普遍的祭祀屈原的赛龙船传说应是龙船文化中后生的、附加的内涵，从祭恶龙到祭屈原，体现了华南龙船竞渡文化从基层的土著文化到上层的楚汉文化的变迁过程。其次，施洞龙船传说中“保”与“九保”父子，属于典型的父子连名，透露出施洞苗族古代文化中曾经实行的父子连名制，父子连名制是古代华南土著社会重要的氏族世系制度，凌纯声先生在《东南亚的父子连名制》、《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等文中，列举了“父子连名制”在内的五十种华南土著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从华南到东南亚海洋地带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 (凌纯声，1952，1954)。清水江流经黔东湘西，是沅水上游的重要水系，从文化圈的“中心－边缘”关系理论上说，“失之礼而求之野”，清水江流域民族文化的土著性，应是在周汉以来华夏、汉民人文南迁后，华南土著文化西渐的产物，这为理解施洞龙船形态与结构的特殊性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史背景。施洞龙船节中，施洞镇十里八乡苗寨多派出龙船参赛，笔者考察、测绘了平地营、柏子坪、塘坝、塘龙四个村寨的龙船，发现各村龙船形态与规模都大同小异，以一大两小独木舟组合的“子母船”为特征。前引徐家干著《苗疆闻见录》有语“其舟以大整木刳成”，施洞现在所用的龙船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建造的，因大型原木的缺乏，一大“母船”已不用整木建造，而采用多件木材拼合而成，但仍然保持“刳木为舟”的独木舟楫形态与结构特点。

平地营村位于施洞镇区东南部，隔清水江对岸的台地上，笔者调查时子母船已从江边坡地上的“龙船棚”中搬运到江边安装就绪。经勘测，母船全长23.6米，舯部横断面近圆形，舯部最宽处0.6米，舱内艏部深度0.54米，舯部深度0.46米，艉部深度0.38米，舱面从艏到艉平铺五列横板，横板不及舱内，船内不分舱。两侧子船等长14米，宽0.38米，舯部深度0.37米。两侧子船与中部母船之间通过母船舱面五列横板上方的五列横杆连接，连接处采用全榫卯栓扣结构和竹青篾条捆扎，不见螺栓、铁钉以及船体穿孔等合定方法，凸显其原始性。母船船艏以栓扣和篾条捆扎方式安装带牛角形耳的木雕龙首(图一)。

柏子坪村位于施洞镇区北部的清水江岸，笔者调查时子母龙船也已从村边江岸上的龙船棚中移动江边安装就绪。柏子坪龙船的形态与结构完全相同于平地营村，规模也约略相当，只是子船与母船的连接工艺有所差别。经勘测，母船全长23.26米，舯部横断面近圆形，舯部最宽处0.67米，艏部深度0.53米，舯部深度0.44米，艉部0.36米。舱面从艏到艉平铺五列横板，横板不及舱内，船内不分舱，但在横板位置各使用扁铁套箍加固船体一周。两侧子船等长14.53米，宽0.28―0.37米，舯部深度0.36米。两 可知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原初形态是一致的。此外，施洞“子母船”的双边子船是紧贴着中间的母船的，横向阻尼力比较小，而太平洋的“边驾艇”与中间的主独木舟间有都有一定的间隔，横向阻尼力更大。这点差别应与两者所处的不同的水上环境有关，施洞“子母船”更适合相对狭窄和相对平稳的江河环境，而太平洋“边驾艇”无疑更适合宽阔但更多风浪的海洋环境。 第二，连接方式。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都是通过若干连接横杆，将双边或单边舟艇附加于主体独木舟上，这是两者的基本共性。细微的差别表现在，施洞所见的子、母船体之间都是固定的五列横杆，横杆与母船、子船船体间以榫卯栓扣、绳索捆扎固定。而太平洋上连接边艇的横杆有二～四根不等，横杆与舟、艇的连接方式多样，有船舷穿洞嵌入式、船舷穿孔捆扎式、船舱内横杆套槽捆扎式、舷上平台结构式以及边艇上设置垂直式、V式、X式、Y式等不同形状的桩柱连接等(图六)，太平洋边艇连接方式的多样性与这类复合独木舟在海洋环境中的航行实践与长期发展有关。第三，船舱结构。不管是施洞“子母船”还是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舟体均为通舱形态而不见分舱结构，均处于舟船发展史上的早期阶段。施洞“子母船”的船舱狭小，与竞渡龙船的特殊功能有关，据施洞塘龙村的苗民介绍，施洞古旧时候载货“子母船”的船舱就较大，可以装载乘客、货物、家畜等物。太平洋上的“边驾艇独木舟”上就常见船家生活起居、搭载货物的大小平台，既有露天平台，也有封闭的舱房建筑，甚至还有圈养家畜的栅栏等。

第四，动力形态。施洞“子母船”和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动力形态差别较大，虽两者都有使用船桨划水，但太平洋土著舟筏常见的风帆是施洞龙船所没有的。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采用树叶、竹篾或植物纤维编制成三角形的帆面，既有原始简单的倒三角帆，也有三角蟹爪形帆，极富特色，是确保“南岛语族”自史前时代以来远航于亚洲东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的动力保障(图七)。施洞“子母船”不具备风帆动力，应是龙船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不代表其与太平洋舟船的差别。

第五，“龙船棚”与船屋。现在的施洞“子母船”已是仪式用船，除每年农历五月的“龙船节”外，都停放在专用的“龙船棚”中，施洞苗乡几乎每个沿江村寨都建有“龙船棚”，显示了这类龙船在苗民社会心理上的重要地位。据好友美国夏威夷Bishop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焦天龙博士介绍，类似的情形同样见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也常搭建类似的船屋以保护“边驾艇独木舟”，显示这一确保土著先民漂洋过海的“边驾艇独木舟”在“南岛语族”社会心理上的重要地位。

总之，保留在我国黔东南台江施洞苗族的“子母船”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的“边驾艇独木舟”，在形态结构、子母(主舟边艇)的连接方式、船舱形态等方面都具有高度的一致，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复合独木舟，而且这一复合结构都是出于基本相同的抗横摇摆的设计理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成为是世界舟船体系中非常特殊的类型。这一类型在华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三、施洞“子母船”在华南民族考古及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

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在本质上的共性并不是偶然的，它是自远古时代以来华南土著民族与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源流关系的历史反映。1930年代以来，林惠祥教授就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东南亚群岛土著马来人(“南岛语族”的东南亚支系)的起源地(林惠祥，1938，1958)。凌纯声先生创建环南中国海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理论，阐述了东亚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内在关系(凌纯声，1954)。最近二三十年来，张光直、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等中外考古学家更明确地论述了距今5000余年来“原南岛语族”土著先民从华南沿海梯次浮海抵达台湾、菲律宾、印尼群岛、太平洋群岛的海洋扩张史(张光直，1987年；Peter Bellwood，1997；Patrick V.Kirch，2000)。无论如何，自史前到上古时期的华南土著民族文化与太平洋的“南岛语族”间是一个巨大的跨界民族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一个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百越一南岛”一体化的民族文化蓝图(吴春明，2003a，2003b)。就是说，太平洋群岛上的“南岛语族”是史前时期华南沿海百越土著先民的海洋移民文化，这在中外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中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但是，东南沿海土著先民的远洋航海工具是什么?在笔者将施洞“子母船”与太平洋的“边驾艇独木舟”做比较研究之前， “南岛语族”式的复合独木舟在华南民族考古中尚无明确的发现与记载。正因为如此，人类学者一般认为“原南岛语族”离开华南沿海时并没有“发明”“边驾艇独木舟”这种即轻便又相对稳定的原始航海工具，海洋先民主要是依靠竹木浮筏漂航到东南亚群岛，之后才创造了远航太平洋的“双边架艇独木舟”(Barry V.Rolett，2007)。

施洞苗族“子母船”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同一性的确认，为探索华南与太平洋土著民族的史前交通工具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一方面，台江施洞地处黔东南的清水江上游，为湘西沅江水系的重要支流之一，沅水、清水江水系正是苗族先民、周秦汉唐以来长江中游的苗蛮系统濮系族群西迁进入湘黔山地的重要通道。依据民族史的一般看法，华南的土著民族包含了东南的“百越系”、中南的“荆楚系”、西南的“百濮系”，虽然濮越异同、楚越异同等问题在民族史学界有激烈的争论，但从民族考古的角度看，在整个东亚民族文化体系中，越、濮均属于蒙古人种南方类型(海洋系)，自远古以来相继创造了以砾石石器工业、稻作农业等为代表的共同的史前土著文化以及历史时代以来的崖葬文化、铜鼓文化等，在族群记忆中拥有共同的“盘瓠图腾”，在华夏与汉民族人文视野中同属于“苗蛮(南蛮)”系统，濮、越是有着很大的共性。另一方面，黔东南地区自古民族文化纷纭复杂，清水江流域及西江上游水系的都柳江流域都还有大批侗族、水族等比较确定的百越族裔，他们主要是汉唐以来随着百越的消亡而部分西迁的瓯骆民族的后裔，在这一共同区域内的濮、越系裔的民族文化交流也是十分密切的。因此，施洞苗族等黔东南苗族文化不仅可以看成西南苗瑶、百濮系史前上古民族的文化遗产，同样可以从中窥见包括百越在内的华南苗蛮系统古民族文化的一般状况，施洞苗族“子母船”很可能就是史前、上古华南百越等水上民族广泛使用的同类复合独木舟的“活化石”。如果这一分析无误的话，施洞“子母船”就是太平洋“南岛语族”之“边驾艇独木舟”的逻辑原型，其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除施洞“子母船”外，华南地区迄今尚无其他明确的“边驾艇独木舟”资料，但民族考古上却有不少珍贵的线索，进一步佐证了史前、上古华南土著民族是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的首创者。比如清代台湾“番族”民族志上的“蟒甲”，黄叔`《台海使槎录》卷六“番俗六考”载：北路诸罗番 的“蟒甲，独木挖空，两边翼以木板，以藤缚之”，陈淑均《噶玛兰厅志》卷五“番俗六考”也有：“番渡水小舟名日蟒甲，即艋胛也，一作蟒葛。其制以独木挖空，两边翼以木板，用藤系之。”从字面描述看，“两边翼以木板”的“蟒甲”应就是“边架艇独木舟”，可惜缺乏实物和图像资料为证(凌纯声，1970)。而且，“蟒甲”音mangka，在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南岛语族”中“外架艇独木舟”也普遍称为wangka、waka、vakas、hakas、wanga、nawangk，与台湾番人的“两边翼以木板”的“蟒甲”几乎同音(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71)。因此，清代台湾原住民的“蟒甲”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残存下来的“外架艇独木舟”。此外，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奥地利考古学家海因?戈尔登(Heine-Gelden)也发现，湄公河、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河船，经常安装双边架艇以保持平衡和增加浮力(A.C.Haddon and James Homell，1938，P.21)。如此说来，施洞“子母船”在华南“苗蛮系统”文化地带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其实，华南史前及历史早期的考古资料中也有类似的线索。浙江萧山跨湖桥距今8200～7500年的独木舟，残长5.6米，船宽只有0.52米，船舷上侧残失，船舷两侧散布许多“木桩”、“木料”遗存，其中“木料”有圆木和剖木两类，两侧至少有6根倒卧的长木料与独木舟平行，长度达2.5～2.8米，另有一些短木料与独木舟和长木料大致垂直，这很可能就是一艘“边架艇独木舟”的遗存，否则这些与独木舟平行的长木料和垂直的短木料的作用就很难解释了(图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4，第50页)。有学者认为，跨湖桥的独木舟船舷上没有可供捆扎横杆的穿孔而否认其是“边驾艇独木舟”，其实太平洋的许多“边驾艇独木舟”和施洞“子母船”的横杆连接都通过子母口的栓扣结构，在独木舟上没有留下任何穿孔的痕迹。因此，跨湖桥独木舟不是一般的河湖船，而很可能是一艘适于海上航行的“边驾艇独木舟”。

在华南舟船考古资料中，还有一些个案也可能与“边驾艇独木舟”有关。福建连江浦口的西汉独木舟船舷上部残损，船体前部两侧舷残留一对对称的凹槽，与太平洋边驾艇独木舟及施洞“子母船”船舱内横杆栓扣的凹槽结构一致，在发掘时还在船尾的下面挖出十多截直径约6.5厘米的原木残段(卢茂村，1979)，也可能是边架艇的结构构件。广东化州县石宁村2号东汉独木舟船内舱两侧各有7个左右对称突起的“木痕”，右侧船舷自上而下斜排7个小圆孔(湛江地区博物馆等，1979)，这些结构也完全可以用于捆扎边架艇的横木。此外，笔者最近在广西钦州博物馆看到三艘从茅岭江、钦江捞出的周汉时代的独木舟，形态结构大体相同，三艘独木舟艏、艉都有1―2个保存完好的方形或圆形穿孔，茅岭江的二艘船舷一侧或两侧同时还有有不等的穿孔和凹槽，这些结构与安装边架艇横木和帆席悬挂支架所需的构造一致。

总之，黔东南台江施洞“子母船”不是一般的民俗龙船，它很可能就是消失了几千年的华南土著航海舟船“边驾艇独木舟”的原型，在太平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施洞“子母船”性质的确认，为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提供了全新的明确的方向，也为重新分析研究华南考古发现中的许多舟船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