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小人物”到中国“小人物”

已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旧事重提，从2011年9月21日到2012年4月下旬，在9个月的时间内，《中华读书报》连续用4个半整版的篇幅，先后刊载了王学典与李希凡两位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的三篇长篇争论文章，后来，徐庆全先生又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对王学典的论据作了若干补充，进一步证明，被《文艺报》“置之不理”的信为乌有。笔者以为，这几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已基本廓清了事实，证明这次争论是有益的：从这次大批判运动“缘起”的一个重要细节——“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有无，做微观考察着手，把运动“缘起”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笔者作为一位苏联意识形态斗争史的研究者，没有专门深入《〈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的深层细节，原本是没有资格对这一问题发言的，但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斗争问题的关注者，置身《〈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研究之外，也处在目前《〈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争论旁观者的地位，来观察一下这一事件，遥望一下这巍巍“庐山”，或许能望见、窥破一些“此山”的真容实貌。

并非“题外”的题外话

提起《〈红楼梦〉研究》大批判，使我想起了1986年春夏，在时任总书记同志的直接指示下，理论局组织了两个研究课题，一个是我国建国后历次思想政治批判运动研究；一个是苏联意识形态批判重大事件考察。这两个课题，分别由国内问题和苏联问题两个小组承担，总的精神是，分别从苏联和中国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笔者当时被推荐参加了苏联问题小组，承担的题目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大转变”。稿子很快出来后，《光明日报》当时急于配合这一中心，被主持“理论版”的编辑马上拿了去，很快一连打出了两次清样。从当时理论版主任抓紧同笔者研究、修改，紧锣密鼓的样子，看来文章将会马上见报。但此后过了多天，就没了下文。后来传出消息：形势有变。这样，我们这个苏联问题小组就被叫停了。至于国内问题小组的进度如何，不得而知。

我本人此后就到苏联进修去了，没有再了解此事。但我将有关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些课题带到了苏联，就此收集了不少资料，这就为我后来写成的两本专著《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96）、《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2004）和有关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组文章提供了资料基础，也走上了苏联意识形态斗争史的研究道路。

对于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以及苏联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我深感同志高瞻远瞩，思想敏锐而深邃。新中国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这一系列思想理论批判和政治运动，与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是一脉相承的。耀邦同志当时虽然不可能一一了解其中的具体细节，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视野和敏锐洞察力，看到了从苏联到中国这条意识形态斗争线索之不可分割、密切相关的联系。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档案材料还没有解密，鉴于我国当时的发展阶段，有些问题那时还不便展开论说，然而，从他提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斗争课题，就说明了许许多多问题。

现在，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苏联问题已经大白于天下。人们明白了：苏联自上世纪20年代末放弃新经济政策，实行意识形态“大转变”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从批判德波林学派起，一直到战后的文艺批判、《西欧哲学史》批判、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批判等等，包含了从文学艺术到社会科学，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甚至技术科学，几乎无所不包地、面面俱到地进行了各种大批判运动。每次批判的结局，几乎都是对有关刊物和学术机构的改组，对被批判者的行政处理，轻者撤职，重者抓捕。批判的极端性，甚至到了连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有机化学都遭否定的地步。这造成了苏共思想理论的严重僵化和苏联学术文化的停滞不前。在思想理论僵化到登峰造极，批判斗争达到最高潮之时，恰逢战后初期，即1946—1952年期间，这正是我们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向苏联“取经”之时。在50年代，我们又全面学习苏联，包括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方方面面。为在思想理论、意识形态方面取得苏联援助，在斯大林的亲自推荐下，1950年访苏时亲自邀请尤金到中国来，担任俄文版《选集》的定稿人，实际上也充任的理论问题和意识形态顾问。尤金以此身份曾两次到中国来，第一次是1950年7月到1951年1月，第二次是1951年7月至同年10月。在这期间，把尤金当作理论顾问和私人客人，两人互相登门拜访，“关系日益密切”，成为可信任的朋友。据有关资料介绍，主席有什么想法，甚至首先同尤金谈，两人尤其就一些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畅谈甚欢。尤金作为私人顾问回国两年后，又以苏联驻华大使身份来到北京，一直从1953年履职到1959年期满。在此期间，毛与尤金仍然保持着朋友关系。

尤金是何许人物，其根底如何？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了解有关《〈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的缘起，可以说不无关联。尤金原是一位哲学家，40年代升任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以学者身份跻身社会政治活动，不仅在苏联人文社会科学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而且在社会政治以至外交领域滚爬数十年。他之在苏联发迹，源于1930年在批判德波林运动中首先向德波林发难，成为一夜走红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当时，他尚是在红色教授学院就读的一名学员，同刚刚从该校毕业的另一位“小人物”米丁，两人合作撰文，在《真理报》编辑部，实际是斯大林的支持下，向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最高领导人”、著名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主编德波林，发起批判。他们认为，德波林没有“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同“现在所面临的迫切政治问题”，即反对布哈林的斗争“脱节”（张念丰、郭燕顺：《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198页。），因而其行为具有“性质”（同上，第99页）。一篇文章天下知，顷刻之间，闻名全苏联。自从靠批判德波林起家成名后，在30—40年代，他与米丁立即从“两个小人物”，摇身变为了不起的大权威，利用在苏联哲学界的“斗士”地位，插手文艺批判、史学批判、语言学批判，甚至还涉足生物遗传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批判，成了苏联学界斯大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尤金以其“理论修养”，深得斯大林赏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9页。），可以说得到了斯大林意识形态斗争模式的“真传”，所以，他能肩负苏联意识形态“传经人”和特派员的重大使命，被派到身边，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理论和意识形态顾问。

尤金来华期间，不仅把苏联30—40年代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而且把苏联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模式，传授、介绍到了中国，应该说他出色地完成了在华的“传经”使命。这从他得到极高礼遇并被要求延长在华时间就可得到证明。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从1950年9月、11月、12月的连续报道，尤金来华期间，对其接待规格极高。第一次来华时，刘少奇亲临晚宴欢迎；在北京举行首次讲演时，刘少奇又亲临主持并致欢迎词，还介绍了尤金“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人民日报》，1950年9月22日）。陪同他到各地讲演的，则是部长陆定一。第一次来华原本定于三个月，即从7月至9月，后由亲自写信斯大林，申请延至翌年1月。回国前，毛在颐年堂宴请尤金，时有刘少奇、、等前来作陪。（《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76—479页。）由此可见，他来华期间完全是被当作最高国宾对待的。尤金在北京工作期间，曾被特意安排前往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哈尔滨和长沙等地作政治理论报告，报告主要集中在三个题目上：一是《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二是《论苏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三是《东欧和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从题目上看得出，他是从广义上，在大范围推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东欧各国接受苏联模式经验的。至于理论和意识形态深层次的问题，看来是内部私下深入交谈的题目。从毛与尤金就一些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畅谈甚欢”的情况看，苏联意识形态斗争是绕不开的题目。加上30年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常驻莫斯科期间对苏联那些年代经验的介绍，以及40年代日丹诺夫关于苏联文化艺术和哲学问题的讲话刚一发表，很快被我党前领导人翻译出版，作为重要文件介绍到解放区来。这一切，就使我们党对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政策法规，甚至具体做法，有条件做到深入具体的了解，并“照抄照搬”过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建国后，从1951年起，就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发动了《〈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从此，又开启了一连串声势浩大的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以至发展到肃反和反斗争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思想政治运动，直到。把我国导向了几乎经济崩溃的边缘，按邓小平的说法，若没有改革开放，我国将会步苏联的后尘。

怎样看待《〈红楼梦〉研究》大批判运动，怎样看待我们建国后其他一系列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恰恰正是应该从这一整个总的背景中，从苏联到中国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中，从这一连串事件和整个情势中，来了解并评判它们。

切入题目的实证和逻辑分析

现在，让我们切入本题。

从上面总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发展线索来看，建国后，我们是长期认真地学习了苏联的经验，采取了与苏联基本相同的思想文化方针和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并且从中可以看到具体的学习途径，“传经”方式和沟通渠道。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来说，在建国后，特别是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要展开一系列政治思想批判运动，包括《〈红楼梦〉研究》大批判，可以说是经过长期酝酿，业已形成了一个既定方针，也就是说，是一定要坚持进行一系列思想政治批判的，关键是怎么选定突破口，从何处入手发起动员，制定批判的步骤等等具体问题。

向来对《红楼梦》兴趣有加，曾细读多遍，可以说是有相当研究的；而在1953—1954年期间，俞平伯正围绕《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各种报刊连连登载，大量转发，一霎时，引起学术界一股空前的红学热；俞平伯本人也在我国学术界声名鹊起，文学界一些刊物、作者，对他的研究又充满赞誉之声。而他的有关《〈红楼梦〉研究》，又同胡适思想一线相牵，而胡适本人又与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紧相联系。对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建国前夕，早在1949年八九月间，就连续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文章，在抨击艾奇逊之流的同时，已经对它均有论及。这暗含着、也预示着日后对这个知识群体是要进行清算的，这里实际上已给建国后的运动埋下了伏笔。

这样看来，选定从《〈红楼梦〉研究》开刀，矛头首先对准俞平伯，接着牵出胡适和这个知识群体，是有一个总的战略意图和具体战术安排的；这表明，从《〈红楼梦〉研究》开刀，在当时最高峰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着眼点和突破口。选定这个突破口，应该说表现了特定的政治洞察力。有了这个突破口，从当时学界的情况看，可以说已基本具备了发动批判的条件。但是，从战术完美角度，似乎还欠一点点火候，尚缺乏几缕“东风”。然而，刚好在1954年秋天，突然冒出了“两个小人物”在《文史哲》刊文，向俞平伯发难。这真是天外送来的“东风”，机遇太好了！这类批判对于“小人物”的需要，是否受到了斯大林发起批判德波林、借用“两个小人物”一事的启发，这应是有迹可循的。首先，从1950年到1954年，与尤金已有诸多密切交往，不仅对苏联意识形态斗争的状况，而且对尤金本人的仕途经历，已有相当的了解。而且，就是在1954年当时，尤金就在北京，不时在与交往中，激起对这个最早向苏联哲学权威德波林发难的“小人物”的记忆。

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并特意说明“作者是两个共青团员”；在另一处批注中还特意指出，“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六岁”，又一次强调“不过是小人物”。这样在信件和批示中反反复复，特别着意于“两个小人物”，并凸显他们受到“大人物”压制一事，还特意用引号把“小人物”加以标注、突出出来，这足以表明，他早已知道“两个小人物”的故事。

看看下述紧凑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当时对学界批评俞平伯动向的密切关注和他急于了解“小人物”的情况：刊登李希凡、蓝翎批俞文章的那期《文史哲》，是在1954年9月1日出版发行的；看来刚一出版，就在这月中旬发现此文并向作了汇报。于是，主席便立即委托去了解作者情况。据说是连夜找到《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紧急向他传达主席指示的。邓拓奉命立即打电话到山东大学，了解两个“小人物”的联系地址和有关情况，于9月18日夜就紧急约见了蓝翎，第二天又约谈李、蓝两人。我们无从知道是如何向邓拓转达最高指示，又是如何提出具体约谈要求的，但从李希凡先生回忆约谈他们的情况看，邓拓奉命找到蓝翎，首先向他提出的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这样提出问题本身，显然就是意味深长的，具体地说，是有启发性和诱导性的：显然是想用这个诱导性的问题启发对方，期望从其口中得到某些所需要的情况。可以推断得知，这里若没有向邓拓口授机宜，有具体所指、有所诱导的要求，邓拓不可能这样有目的地、马上向蓝翎提出这样一个有明显指向性的问题。由于蓝翎没能满足邓拓所需要的回答，于是，第二天又立即约见另一个作者李希凡。在我们今天看来，对两个青年初学写作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匪夷所思的：对青年作者来说，文章哪里容易发表就寄到哪里，这是很自然的事；在母校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个地方性刊物发表文章，当然比在北京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容易得多；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写文章，向全国其他凡有适合刊物、易于刊登的地方，哪里不可以投稿！这样一个无需回答、十分自然的问题，从邓拓这个《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口中提出，其本身就显得有些蹊跷；况且，这样一个自不待言的问题，又被邓拓作为重点问题，首先提出来，反复再三，更显得另有一番深意。可以设想，若非没有具体要求，出自十分了解发表文章成规的大总编邓拓本人，是断不会如此“小儿科”，提出如此“外行”的问题。显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开始就是具有诱导性质的，就是有意要启发这两位青年作者谈出可能受压情况的。从李希凡当时的投稿经历来看，自然而然，在言谈中不可避免地就流露出了抱怨之声：这里不给发，那里又拖延，等等。自对邓拓有所授意，邓拓又采取这样的约谈方式开始，到作者的抱怨，再向上层层报告，最后上达天听，这一连串的环节，都起着逐渐的放大效应。在这中间，因为是抱着目的来了解“小人物”情况的，上面层层都希望得到一个合乎预想的结果，自然到最后，这个结果，果然就出来了。就是在所有这些环节上，从“小人物”回答邓拓的源头上起，最后到1954年10月16日主席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出现了有“被置之不理”的信的说法，这是一个层层不断放大“小人物”被压程度的过程。事情就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小人物”即使没有说出过有被拒信函之事，在往上逐层“放大”的过程中，也能“冒”出这样的信来；如果有信的影子，那放大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里尤其不能忽视的作用，从她向来的做派和为人来看，在这一个个环节中，她很可能起着由蚊子变飞机，由影子到实物的放大镜、扩大器的作用。对此是不能忽视的。除此之外，在各个环节上，都避免不了这种放大效应。上有所好，下有效者，此之谓也。

按照王学典先生的考证，从李希凡1954年4月13日给山东大学老师、《文史哲》编辑葛懋春的信来看，的确，对李、蓝正在写作中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文史哲》“编委会有需要”（李希凡给葛懋春的信）之意，这里明明点出是“编委会”，指明是对刊物有最后决定权的机构的“需要”，怎么能像李希凡解释的那样，是搞历史的编辑葛懋春个人的意见呢？况且，从李先生1954年4月13日给葛的信判断，该信谈到批俞平伯的地方所及，都是关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这时还在紧张写作第一篇文章，尚不可能顾及、也轮不到谈论第二篇文章。这样联系起来思考，提到《文史哲》“编委会有需要”，显然应当就是“约稿”或非正式约稿。有了这一“约稿”，是否还有向《文艺报》写“探寻信”的必要，是值得怀疑的。况且，以前又有《水浒传》稿子被拖被压之事，这对一个初试写作者而言，选择发稿容易的路径——《文史哲》，不啻是一个合情而又自然的选择。

再者，作协传达1954年10月16日《信》之后，在对《文艺报》编辑部翻箱倒柜的搜查中并未发现此信，而这时，离李先生所说的写“探寻信”的时间才仅仅半年左右，若有此信，那是很少有找不到的道理的。

从王学典提供的材料和徐庆全的补充来看，上峰没有继续追查此事，所有一切相关责任人的检查，无论王学典列举的公开资料，还是徐庆全提供的内部资料都再也没有涉及此事，由此得出结论：“从现在已经显示的资料看，中央已经认可了《文艺报》的调查结论，即他们未收到那封被‘置之不理’的信。所以，无论是《文艺报》、冯雪峰、陈企霞都没有因此信而受声讨。大概当年《文艺报》和作协的人都明白，所谓被‘置之不理’的那封信只是一个批判的由头，以后不必再提了。”这个论断，是以比较充分的事实为依据的。并且，直到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作代会上，《文艺报》几位同志仍然向作者追问“信”的有无，可见直至25年之后仍然余波未平，余怒未消，被指斥方到这时仍抱着莫大的委屈情绪。

经过多方面的资料印证，“被置之不理”的信之有无，看来史实基本清楚。这里不能忘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上述所说，这场批判运动是一定要发动的，这是既定方针；而恰好俞平伯的红学研究，联结着胡适，而胡适又关联着一个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知识分子群体，要批胡适，批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就一定要从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为突破口。

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有了“小人物”的“被置之不理”，被“大人物”压制的事，这便有了发动运动的由头，有了赢得人们同情弱者、反对权势者的道义和气势，有了发起运动的强大动员力和号召力。这就意味着，在具有“小人物”批判权威的“东风”之际，最好还要具备“小人物”“被置之不理”的信这种“受压”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就站到了思想政治的制高点上。而恰好在约谈作者这一过程中，“小人物”多有抱怨之声，有过投稿被压、被拖之事，而不管是什么稿子，是何篇文章被压，只要是来自《文艺报》这一文艺界的头面刊物；有此，就足够了。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事情的本质在于，发动运动的初衷，就是要发动一场思想政治批判，在上面看来，这不是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斗争。在此要考虑到，既是政治家、诗人，又带有哲人的气质。他不是像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那样，凡事都要实证；就这件事而言，非要坐实“信”之有无不行，这就太书生气了。他作为政治家，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徐庆全披露的实际情况是，将10月16日《信》下发、在作协传达以后，才着手调查的：作协是在传达信的当天晚上，才组建调查组，在派人督导下，对《文艺报》报社翻箱倒柜做检查的；对《文学遗产》编辑部，也是在这时派人连夜作了检查。《文学遗产》尽管早在10月10日已发表了李、蓝的文章，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16日信的原件，仍然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一句话。可见，作为政治家，以毛的胆略和气魄，他不需要、也不必顾及落实李、蓝信之有无这等“细节”问题。况且，他不仅有政治家的气魄，还有哲学家的思辨，又有诗人的气质。哲学家的思辨，让他占有“东风”——“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就已足矣，因为有“风”，就会有“影”；而诗人的气质，又使他欣赏“风摇竹影动”的意境：这幅美妙的“有声画”，堪与“无字诗”——“月照梅花”相媲美啊。所以，对他这位政治家来说，有“风”必有影，不管竹影、树影，还是其他什么影，能不失时机地抓住“风”，就一定能扑住“影”。事实正是这样：先行发出10月16日的《信》并向下传达，尔后才去搜查《文艺报》编辑部，果然就发现了白盾的退稿信。

有的论者以为，没有“小人物”的信，怎么能发动这场运动呢？这就太书生气了。绝对不是如此，有“小人物”的批判文章，有抱怨压制之声，就已构成理由；更退一步说，即使没有李、蓝这两个“小人物”，也仍然会发动这场运动的；没有这两个“小人物”，还会出现另外两个、三个“小人物”。即便其他“小人物”也没有，也仍然会发动运动的，由头有的是。无非是有了“小人物”及其受压的信，如上所述，就可占据更有利的制高点，更有彩头、由头，更有戏剧的情节性。以上，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方面。

从另一方面，退一步看，就是果真如李希凡先生所说，是他在尚未完稿、在未曾同时寄出稿子情况下，给《文艺报》通讯组写了“探寻信”，对这种询问，我们做过编辑工作的，或者有过投稿经验的人都知道，编辑在尚未看到实际稿子时，是无法做实质性答复的。即使对一位有一定资历的写作者而言，也是如此，况且对一个刚刚毕业不久，即“初试”的写作者。在编务异常繁重的大报大刊，如《文艺报》者，给予回答，是敬业、周详之举；不予答复，也是寻常之事，是无可厚非的。对这一点，李希凡先生在《驳“揭秘”》一文中也是这么表示的。如果确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实，怎么上达天听以后，就变成10月16日《信》所说的：既有“小人物”“被置之不理”的信，又有“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之事呢？这就是笔者在上述所说的，从邓拓诱导性发问，到一层层加码放大，最后变形，而成了信中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原本10月10日已登载李、蓝《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而毛在10月16日写成的信中仍有“然后投《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又被拒绝”这样一句话。这不是明显不符合事实嘛？发动这样大的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对有莫大政治气魄的来说，“细枝末节”并不重要。这才是唯一合乎政治运动逻辑的解说。

话说回来，如果这是纯粹的学术讨论，那么，这封“小人物”的信之有无，就是需要查实的问题了；问题就在于，当时不是把这场批判作为学术讨论、学术争论，而是当作一场思想政治大批判。我们今天要正确评判的就是，作为政治大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是否应当肯定，这是问题的核心、实质所在；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研究、评判这一事件的几乎所有问题。王学典、徐庆全先生是从学术争论、学术批判的角度来要求关键细节的真实，他们从微观上，从学术上对“被置之不理”的信作了有价值的考证；但仍不要忘记，这场批判从“缘起”之时，就设定是一场政治批判、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细节”，哪怕是十分重要的细节，也是不重要，无关大局的。在今天看，正因为政治侵害学术，把学术问题完全混同于政治问题，才不能肯定这样的批判运动。遗憾的是，目前还有不少人不能对此加以认同，这是应该继续拨乱反正，予以纠正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