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金融中心几个争论问题的思考

2003年，国内关于金融中心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非常热烈的讨论，其中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是否有必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问题；首都能否建设金融中心问题；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中是否应该发挥推动作用问题；是否可以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金融中心的相互竞争问题；建设金融中心是否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问题等。下面本文就以上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中国是否有必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问题

有观点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都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那么，中国有必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吗？”

笔者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拥有若干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或区域金融中心。也就是说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城市功能进一步提升的必然结果。回顾20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大大加快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如：美国除了作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外，有芝加哥、洛杉矶等区域性金融中心，还有旧金山、休斯顿等国内金融中心；英国除伦敦这一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之外，还有西北地区的曼彻斯特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是重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大阪、名古屋则是知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横滨也是日本有名的国内金融中心（见表1）。无庸质疑，这些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不仅在国际金融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对本国和所在地区发挥着重要的金融支持和经济幅射作用。

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金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资金分布，更需要国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融通和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笔者认为，在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带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参与国际竞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关于首都能否建设金融中心问题

有观点认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再提出建设金融中心，可能不利于首都的稳定”。

笔者认为，首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其特殊的地位、优良的经济基础、畅通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通讯系统，汇集、传递着全球丰富的经济和金融信息。这种优势既能为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决策参考，又能为国家间经济和金融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同时，由于首都所特有的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往往具有本国或地区一流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语言环境，在多方面、多层次的国际交往中，比其他城市更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

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约近40个，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所在国的首都，如：英国首都伦敦、法国首都巴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日本首都东京、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城、韩国首都汉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卢森堡、巴林、巴哈马、开曼群岛、巴拿马等等。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中有2/3是首都；在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中有约1/2是首都；在国内金融中心中4/5是首都（见表2）。

由此可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实践证明，首都建设金融中心，与是否会产生不稳定因素，没有必然联系，相反首都作为金融中心的条件可能比其它城市更优越，政治基础会更稳定，对经济的控制力会更强。比如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又是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其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目前已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格局。到200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已占GDP的61.3%，这一指标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见表3)。在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又是发展最快的行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5.25%，占整个GDP的15.5%，这说明金融业已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另外，2002年，北京市人均GDP达到了3355美元。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10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将进入加速成长与高速增长时段，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会大大改善。根据人均GDP规律的客观要求和北京产业结构特点，北京金融业将进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再加上北京已形成的全国金融管理中心地位，具备发展金融中心的许多主客观条件，因此，北京完全可以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

三、关于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中是否应该发挥推动作用问题

有观点认为，“金融中心是在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中形成的。政府没必要行政干预过深”。

考察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大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即：自然形成模式与政府主导模式。

自然形成模式的金融中心是指金融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发产生了对金融业的需求，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为适应这种需求产生相应变化和发展，金融制度与法规也随之完善，最终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形成金融中心。

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其发展轨迹一般是：首先，随着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一城市或地区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然后逐步成长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随着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和交往的不断发展，那些能够在国际层面上为各种金融业务活动提供最大便利的国内金融市场就逐渐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像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就是这样发展形成的。

政府主导模式的金融中心是指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特定的水平，但是抓住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调整的某一契机，利用相应城市或地区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某些优势，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推动，实行优惠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超前发展和形成的功能性金融中心。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堪称这一模式的典范。

1965年，新加坡独立时，国内经济低迷，金融发展水平落后，金融管理法规陈旧，银行经营效率低下，金融市场结构单一，并不具备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但此时恰逢美国为缓和国际收支逆差，准备在亚洲设立离岸金融市场。面对天赐良机，1968年，新加坡政府毅然决定开放离岸金融业务，并宣布废除离岸外币存款利息税，并特准美国银行在新设立离岸借贷业务的“亚洲货币单位”，以低税收、提供便利等来吸引和鼓励外资银行在新加坡营业。同时新加坡政府积极加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构筑内外分离式的金融管理体制。于是外资银行纷纷登陆新加坡经营亚洲美元业务，亚元市场及亚元债券市场逐渐形成。金融的国际化带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得以完善和发展。进入80年代，新加坡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国民经济也在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高速增长，在短短的20年间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两种模式的金融中心产生方式不同，因而在目标任务、作用发挥和政策取向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见表4）。自然形成模式的金融中心是以强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作为前提和基础，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自然形成，如伦敦、纽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政府主导模式的金融中心是依靠国家或地区政府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通过政策推动而形成，如苏黎士、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开曼群岛、巴拿马和巴林等。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中心大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形成的。

通过对金融中心的考察，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决定的，但是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初期阶段更需要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制度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前来投资和设立办事机构，从而加快金融中心缓慢的自然聚集和形成进程。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在目前改革和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更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建设金融中心可以走两种模式结合之路。一方面要坚持政府有为原则，通过政策推动，积极引导和科学规划金融中心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尊重客观规律，认真研究金融中心城市所具备的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千万不能一哄而起。

四、关于是否可以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问题

有观点认为，“国内的城市即使提出建设金融中心，也只能是建设国内金融中心，而不必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因为我们的差距太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在1998年12月13日通过的“金融全球服务协议”（1999年3月生效）有关条款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WTO，涉及到金融业方面改革与开放的主要内容包括：逐步废除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开展业务的地域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条件，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居民提供服务，加入WTO后两年，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可为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五年后全部开放，在税收、服务、监管等方面实行国民待遇（见表5）。

笔者认为，中国加入WTO，即标志着已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之中，我们将与海外金融机构处于同一竞争环境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建设金融中心不可能不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而只提什么国内金融中心建设。因为，我们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城市，必须面对我国金融业逐步开放这一现实，勇于参与国际金融业的竞争与合作，这既包括引进国外金融机构和人才，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包括我国金融机构逐步走出国门，实现跨国经营和全球化投资等，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所以，具备条件的城市完全可以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比如北京作为全国的金融管理中心，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基础，金融全面开放之后，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各国将会把他们对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重心移向这里，北京会吸引众多的外资银行、外资保险公司、外资证券公司、外资基金公司等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进入北京开展业务，这就为大幅提升北京金融市场的开放度提供了现实可能，也为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如果不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而只提建设“国内金融中心” 目标，也是不客观的，更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对北京的要求。

五、关于金融中心之间的相互竞争问题

有观点认为，“香港、上海、北京等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是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

关于金融中心之间的相互竞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首先从经济规律的角度来看，金融中心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经济中心功能进一步提升的结果。当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必然导致金融资源和各类经济资源的集中，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经济中心，经济中心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提升，推动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在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进而发展成为金融中心。而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金融中心之间的相互竞争，这也是商品经济内在规律的体现。竞争产生动力，也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推动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从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角度来看， 21世纪世界政治舞台的角逐，将主要取决于各国在全球范围经济竞争的实力，而经济竞争的核心是金融竞争，金融竞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若能成功地建立与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则是强大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也意味着在当代世界经济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这种竞争力对于置身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潮流中的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无论是面对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挑战，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还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都需要加快我国的金融中心建设。

从提高地区集聚和辐射功能角度来看，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一旦形成，必将发挥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来实现资源在本地区、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略资源，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投资繁荣，形成产业扩张和交易集聚，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1]。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建设金融中心将有利于推动本地区主动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和金融业国际分工，提高本地区的国际竞争力。这里特别指出的是，金融中心就象经济中心一样，其发展不存在排它性，不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相反在相互竞争的环境中，更有利于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六、关于建设金融中心是否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问题

有关专家曾提出，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有两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一是全球性国际金融资源开发配置的垄断性与不对称性。在全球资源开发中，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实力主导资源配置，甚至以玩金融牌来掠夺别国资源，阻滞别国发展；二是金融风险与危机的全球化倾向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风险与危机的传导更呈现出迅速而猛烈地跨国界联动、互动和传染的特征，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更加担忧经济金融全球化对一国经济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可能危及一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更有可能由此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2]。

笔者认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难度更大了。但是，海外金融中心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具备了发达的金融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才能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因为建立起较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可以为我国提供畅通的国际融资渠道和国际投资渠道，而不必过分依赖外国金融市场，这将有利于国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集中方便地控制资金（资本）这一重要的战略资源，防止发达国家利用金融资源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

同时，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还有助于我国建立起稳健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发达金融市场的运作和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建立起金融风险的预警系统和监测系统，提高驾驭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更能有效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侵袭和蔓延，从而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国家经济金融安全运行。因此，我们说只有建立起发达、完善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才能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金融资源，才能更加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参考文献：

[1] 肖林.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

[2] 王欣欣.金融全球化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