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深化认识“三个规律”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那么，如何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呢？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必须防止两种偏向

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理论和实践历程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探索，包含着政治方向、观念碰撞与学术探讨的三个向度，是三重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三个向度的展开都有丰富的内容。由于这三重问题的交织，我们在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就需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或者把观念碰撞、学术探讨都混同为政治方向问题，以政治原则取代或压制观念碰撞和学术研究；另一种偏向是以学术研究、观念碰撞而否定坚持和把握政治方向。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不可能没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这两种偏向都妨碍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道路，这既是政治原则，更是已经被当代中国的实践证明为唯一正确的方向。但是，对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应该可以展开不同观念的碰撞，而观念的有效碰撞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说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打开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学术空间的。而深化认识“三个规律”，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不断深化认识“三个规律”，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及规律探索问题

“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庄严宣布的。任何一个重大思想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当邓小平提出“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中国以“”这样的全面危机形式，宣告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破产。“社会主义在中国出路何在”？这样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摆脱苏联模式，因而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那时我们主要是从政治层面上去思考和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中去认识去思考。

从那时至今，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走了将近30年。将近30年的改革建设实践越来越表明，仅仅从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200年来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这种文明转型，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文明形态转向现代商品经济文明形态。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步伐。

从总体上说，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从自然经济文明形态转向现代商品经济文明形态，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发生这种文明的转型。如果我们不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原则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是：中华民族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去经历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完成了的文明转型过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既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然要走过的文明进程，那么现代化进程就必然有它的基本规律，在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必然会面对着一些共性问题。努力把握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积极汲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是执政党提高执政领导水平必须做的功课。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开始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政治对立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规律作用必然会有的不同表现，由此不同国家在走向现代文明时必然各具特点，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这是人类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特殊表现。这种特殊性就是“中国特色”。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国情。中国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影响（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政治传统、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个实际不仅是指当下的实际，也指尊重中国的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二是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时所处的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重大政策的选择。三是由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决定，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之后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还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正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而我们又处在文明转型过程中，因而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血腥性野蛮性同样在我国有所表现。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力求减少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以牺牲社会大多数人来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痛苦代价，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

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了我们以往所遇到的和所经历的任何问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切实按规律办事而不是凭政治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是我们党能否领导好中国推进文明转型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这里，任何企图简单地用政治概念和口号原则来取代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遵循，都必然误党误国，贻害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由此，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尽可能少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政治概念束缚，多一些科学求真的精神；尽可能少一些政治雷区的禁锢，多一些宽松的内部研究争鸣氛围。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保护思想自由的权利，给探索者多一些爱护和宽容，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条件。但同时，这种探讨不是简单地从学术概念出发，而需要充分正视我们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任何简单地从学术概念出发，以学术概念来取代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同样会误国误民。

三、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问题

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宽广”两字如何讲？这是耐人寻味的。文明的转型既然是全方位的，那就不是“经济发展”四个字所能完全涵盖的。政治发展是任何一个社会文明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民族的文明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可以说我们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上找到了、打通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至今仍在艰难破题之中。

邓小平同志自改革开放初就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问题，1980年他又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到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与经济生活的变化不相适应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与计划的上层建筑并存。权力的过度集中而又缺少有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体制弊端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转化为社会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三个快速”的现象：经济的快速增长、腐败的快速蔓延与社会财富享有的快速分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矛盾冲突就呈现出逐步激化升级的征兆。

这在相当程度上要求我们党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我们党努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首次提出“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实际上是认可了人类的政治发展也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也可以汲取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和成功做法。

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艰巨性、难度、风险，大大超出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究竟怎么搞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尽管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但对于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得很清楚。

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我们党领导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载体。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深化认识执政规律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执政规律，它包含着深入认识党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执政的规律。因此，研究执政规律，就要研究政治文明转型中一般会遇到哪些共同问题？会经历哪些基本阶段？如何既避免可能的风险与陷阱，又能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今天，既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又要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为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这一重大课题在检验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胆识和胸怀。因此，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必然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现在显得越来越紧迫。

但同时民主必须有序。“”时期的“大民主”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在如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我们不只是需要批判和否定性思维，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更多地讲科学、求真理，寻找怎样才能切合实际地有序推动民主进程的有效方式。同时，目前一些地方在基层民主的探索实践中事实上存在着以人治力量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现象，仍然逃脱不了“人在政举，人走政息”的阴影，这就更需要我们探索如何以法治有效保障民主，使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不可逆转性。

四、解放思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这是否也可以看作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解放思想首先是对执政党的要求。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努力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但这种解放思想只是在一个个观点的转变层面上，解放思想最为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转变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思维，一是破除对西方学说的教条思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念激烈对峙的双方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质都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以教条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圭皋，或者顶礼膜拜西方学说。

解放思想最关键的是发展党内民主。解放思想是深化改革的必须条件，党内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必须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党组织内，解放思想的推动机制不是民主机制而是权力机制。一个观点，基层党员干部先提出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而当握有权力的主要领导、领袖说了，才得到认可，视作为发展创新。这就可能使党员干部思想沉闷，不敢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探索实践，不利于充分激发全党智慧，深入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