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三畏向西方介绍的中国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是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一位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43年，1833年来华传教，1833年至1851年在广州参加编辑了《中国丛报》，1855年至1876年先后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代办和公使。1877年回美国后任耶鲁大学中文教授。与其在中美关系史中扮演的角色相比，他的汉学研究，他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对西方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包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汉英韵府》等。其中，《中国总论》在西方不仅在汉学界深具影响，更成为许多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一部重要著作。

《中国总论》是卫三畏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综观性的著作。这部著作，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对当时中国（清朝）的地理物产、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与风俗、对外交往、宗教与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论述与介绍。这部著作初版于1847年，1883年有个修订本。

卫三畏在《中国总论》初版序中称，自己为了回答美国人关心的一些中国问题，曾经在美国一些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演讲，许多人强烈要求将演讲稿出版。于是，这些演讲的讲稿最终成为《中国总论》一书的基础。卫三畏认为他的演讲与写作此书将有助于在中国更好地传教。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确立了两个目标：一是涵盖演讲中论述的所有主题，并进一步详述和阐明其中的内容。为了这一目的，他为著作选取了一些“最确实、最重要、最新近的信息”，二是“要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奇特的、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要破除那些嘲笑和讽刺造成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认识。1

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参阅了常丰富的文献资料，文风朴实，阐释详尽，具有明显的学术著作特征。这一特征大大增强了这部著作的可信度。

关于“天朝”与“天民”的说法

卫三畏指出，当在西方国家常常听到将中国称为“the Celestial Empire”，是来自“天朝”（天上的帝国）一词，至于称该国人民为“Celestials”（天人），则完全是外国人的杜撰。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往往戏称中国为“天朝”，戏称中国的首都为“”。由此可见，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另一个时代，会在特定语境中，成为一种反讽。但是，当年卫三畏的客观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自我定位。

Celestial一词，在英语中是指天空的、天上的。因此，该词给人带来的联想，是“高高在上的”、“超越凡间的”。这无疑是西方人关于中国想象的一部分。这种想象，呼应了当时许多西方人心中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自大、高傲。

根据卫三畏的记载，当时的中国，约占亚洲大陆的三分之一，占全球有人居住的地方近十分之一，是世界上仅次于俄罗斯的最大的帝国。他提醒美国人，幅员广阔，比美国疆域更宽广，人口比美家多出几千万2。中国的“大”和人口众多的特征，是卫三畏特别强调的。这被他用来解释为何这部《中国总论》篇幅如此巨大。他的这种强调，在无意间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人传输了一种“大中国”的印象。对于当时处于上升期的美国来说，当时的中国，或者说“天朝”，已经成为了一个太平洋彼岸的巨大的存在。

关于中国人的文明程度

尽管卫三畏写作《中国总论》的目标之一是想要为中国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一些可笑印象，尽管他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但是由于他的宗教情节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优越感，使他在去努力实现上面那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西方人相对于中国的宗教优越感。类似的宗教优越感，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许多西方著作家的著作中都有强烈的表现。当今西方人的宗教优越感，不是雨后突然冒出来的春笋，而是历史积累的产物。

比如，卫三畏写道：“著作家往往习惯低估《圣经》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对欧洲文明和亚洲文明作一比较，这一因素就会作为前者优越性的主要原因而引入注意”3。还有一段更加直白的论述，其宗教优越感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他写道：“我们相信，中国人在生命财产安全、国内生活艺术、大众福利方面，较之迄今为止存在的异教徒与穆斯林国家，都居于较高的地位，在文学智力上也有更高的水平，甚至比自称为基督教徒的国家，如阿比西尼亚，4 也高出一筹。不过，也许他们已经竭尽所能，无需福音之助，达到自己的最高点；在不远的将来，基督教的引进，以及伴随的影响，将改变他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在人类中如此强而有力的集体能够取得这一革命的兴起和进步，将成为19世纪世界史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将解决是否可能提高一个民族而不在中间步骤上出现瓦解和重建的问题。”5 在这段话里，卫三畏确实对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给予了高度肯定，但是源自其强烈的论述，使其对西方入侵中国的行为进行了很大程度的美化。在关于中国对外交往、鸦片战争的论述中，卫三畏也有许多美化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6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段，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是在卫三畏的论述中，却被描绘成了“世界史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当然，卫三畏在一定程度上预感到中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是他错误地将中国可能发生的变革归结为基督教的引入，而没有剖析出其他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原因。

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复杂评价

卫三畏对于当时中国和中国人的评价，是非常复杂的。在论述中国的法律、政治、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国宗教等主题时，其评价的复杂性表现得更是明显。

卫三畏认为，“中国政体的长期延续，证明了它适应人民的习惯和条件，也证明了它的治理一般说来还是可以的……看到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不幸结果，或公正的治理而带来的有益影响，都是如此重大，我们最初怀有的好奇感觉，逐渐变成敬畏心理。”7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段话理解为卫三畏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赞誉与肯定，那就错了。实际上，在这段晦涩的语言之后，卫三畏继续写道：中国的文明是亚洲的而非欧洲的，是异教的而非基督教的，“中国的制度是专制的，有其缺陷，它建立在错误原则的基础上。”8 在这里，他的宗教优越感再度呈现。他对古代中国政体的专制的指责，形成了他对古代中国法律、政治进行评价的基调。因此，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读者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古代中国政体稳定的赞誉与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政体的尖锐批评。他并非刻意去制造这种复杂的结论，实际上，在这部书的很多部分，他是通过大量的文献和自己的观察，印证着这种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