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贵州开发的心理准备

内容提要：明代贵州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中央政府既有大同思想，对贵州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希望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又有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情结，坚持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外来移民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离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怀；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贵州土司迫于政治形势接受开发，却又竭力维护既得利益；下层广大民众热心学习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技术，但是在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时被迫反抗。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推动着贵州的开发进程，另一方面又使开发出现停滞或破坏。

关键词：明代　贵州　开发　心理分析

明代是贵州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开发期。在开发的进程中，明代贵州社会的发展显示出许多矛盾，有快速进步，也有停滞不前；有鲜花和赞歌，也有仇杀和哭泣。这些矛盾的出现，在开发的心理准备上可以找到答案。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外来移民、贵州本地居民在心理上都有着未曾解开的心结。

在明代以前，贵州大部分地区属于“化外之区”，生产基本上停留在“刀耕火种”，“但为畲田，每岁一易”的阶段，生活上仍处在“汲流以饮，层树为巢”的状态，文化上大多数还是“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民族分布结构明显的是“夷多汉少”。在这样一种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都很不充分的条件下，明朝初年对贵州启动了大规模的开发。作为中央政府，不可能对开发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全部都有应对预案；作为从中原输入的开发大军，他们对中央的意图、贵州当地的现状、将来的开发前景一无所知；作为贵州本地居民，完全是被动地骤然接受中央王朝的开发决策，表现得张惶无措。

明代贵州社会开发的进程完全是由中央政府启动的。从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达开发命令，派驻数十万卫所军队及其家属驻屯贵州之日起，中央政府在开发贵州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个没能解开的心结。

在开发贵州的动机上，明朝中央政府的心理存在着矛盾：看到了贵州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必须加强管理，纳入直接统治，但是又感到贵州太偏远、太落后，担心大量的投入之后很难保证有最基本的利益回报。

现在留存的大量文献资料可以证明，中央政府启动贵州开发工程，既不是贵州社会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也不是贵州为争取中央政府支持而作出了极大努力，完全是最高权力当局从军事战略角度考虑，通过稳定贵州来控制云南。明太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征南将士务必占领贵州，否则，“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在贵州将元代的站赤进一步扩展，在横贯贵州东西的驿道派驻重兵，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开一线以通云南。”

由此不难发现，中央政府开发贵州有一种矛盾心理：贵州虽不对中央集权的安全直接构成威胁，但对控扼其周边省区的局势却能发挥重大作用；贵州在以农业立国的封建时代没有明显的发展前景，但在巩固西南边防上有着不能忽视的战略价值。基于这样的心理，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开发力度不是从贵州出发，而是由云南、四川和广西等周边地区的社会局势来决定；对贵州的开发内容不是满足贵州人民的根本需求，而是立足于明王朝的西南政局，主要侧重于与军事有关的交通、农业诸方面。

在今天，研究贵州历史的学者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充分论证贵州地位的重要性，证明贵州是一个应该开发、值得开发、要大力开发的地区。但是，任何开发都是要计算成本和追求回报的。一方面，贵州在地理区位上遥悬西南内陆，不会制造边疆危机，不会把战火燃烧到皇城脚下，即使发生不测，周边省区可包围解决。后来贵州出现的几次动荡，无一不是用此对策。从这一点而言，贵州不会对中央政府的局势直接形成威胁，因此在中央的财力还不充盈的时候也断然不会对贵州有很大的投入。另一方问，贵州在地质地貌上是高山深涧，土地贫瘠，在那个时代，看不出发展农业的广阔前景。从中央政府以农业立国的执政原则来看，贵州的经济地位不可能超过周边省区，中央对贵州开发的投入，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驻军的生活问题，而没指望贵州来充实国库，更不是以此探索一条新型的农业发展之路。然而，从明朝开发贵州的事实中可以揭示出一个道理：周边地区发展了，它们在中央政府的地位提高了，也相应地会抬升贵州在执政者那里的关注度；周边地区实力增强了，它们对贵州的“协济”就能更多更准时的提供，缓解中央在贵州开发上的财政困难。周边地区富庶安定，不仅在物质上能给予贵州支持，而且无形中刺激着、促进着贵州前进。指望中央政府对贵州特殊的关照是不现实的，指望周边地区在自己的经济不景气，或者社会不安定的时候仍然慷慨地支援贵州也是不现实的。

既然要对贵州实行开发，就不可回避对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贵州人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明代中央政府同样表现出矛盾心理：竭力体现其华夏一体的胸怀，又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思想。

明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是程朱理学。它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大同思想，对各民族施行怀柔政策，使天下归心，形成四海一家的气象；二是等级观念，在四海一家中，牢固地树立汉族正统地位，“明华夏之别”、“谨夷汉之防”。

基于程朱理学而形成的以上两大特点，在明代中央政府开发贵州的问题上，具体体现为对贵州本地的各族人民一方面竭力作出宽厚仁爱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心存傲慢，高度警惕。在洪武初年，明太祖亲自接见了进京朝贡的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向他阐明了中央政府的德化主张和四海一家思想，认为“天下守土之臣皆为朝廷使吏，人民皆朝廷赤子”，“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后来普定的土官者额入朝献礼，太祖在他临走时再次重申：“王者以天下为家，声教所暨无间远迩。”明成祖反复告诫驻黔指挥官顾成：“蛮夷仇杀，自昔而然，必务杀之，则非柔远之道。虽其犷戾难比，然鸟兽之性，亦有可驯，姑尽扶绥。盖天道好生，人情恶死，体天之道，念人之情，则中心恻隐，自有不能已者，卿其慎之。”宣宗嘱咐贵州总兵官肖授：“蛮夷当宽以抚之，但得其安则已，不足深究也。”宪宗曾经对贵州官员清楚表明态度：“蛮夷滑(猾)夏，自古有之，要在边将羁縻得宜，使不敢越境为乱而已，曷尝以殄灭为快!”其他执政者或多直接表达过贵州少数民族得宽容、安抚思想，或用减免租赋、赏赐物钞、宥罪减刑等行动体现其皇恩浩荡。这样的圣训和事实在《明实录》中还能找出许多。

但是，浩荡皇恩，宅心仁厚却掩盖不了其高高在上的等级观念，流露出对包括贵州在内的少数民族蔑视和偏见。从洪武年间军队开赴贵州之日起，太祖就提醒将士：“行师用兵，须昼夜防，慎毋轻视蛮人。深入其地，虽来降者，亦须审查，慎毋轻信。”“群蛮虽称归顺，内实狙诈”，“我军当愈加严谨，不可托以心腹。”以后历代统治者，他们怀柔、绥抚、羁縻、训导贵州少数民族，其目的只有一个：“必使蛮夷怀恩服义，安生乐也。”换句话说，就是使他们“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实现“王者以天下为家”的政治理想。

明代中央王朝在开发贵州问题上的这种心态，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便没有必要大加指责。当初起兵反元，他们树立的旗帜就是将蒙古等族统治者赶出皇廷，就是要重新确立汉族的正统地位。一个刚刚找回汉族自尊并且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王朝，其等级观念不可能消除，其蛮夷与华夏界限不可能完全冲破。

把贵州纳入中华大家庭，在贵州推行“王化”政策，结果是使贵州走向中原式地主经济的康庄，沐浴了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思想，人员更加频繁的交流来往，增进了解，扩大共识，“衣冠服饰盖同华风”，“表祭礼乐不殊中土”，“渐革言语，稍如华夏”，“通汉人文字”。正因为把贵州视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即使在政治混乱、经济困难的时候，中央王朝也没有抛弃贵州。景泰年间有关贵州的一段讨论，否定了抛弃贵州的错误主张，就是以这种思想作指导基础的。

对贵州存在偏见和歧视，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贵州重视不够，尤其是对贵州的人文精神、发展前景认识不足，妨碍了开发贵州的激情。也由此导致在处理贵州问题上作风武断，遇有动乱之时惯常采用武力镇压，夷汉之间发生矛盾则往往偏袒一方。但也要承认这种心理对开发贵州有积极的一面。例如：贵州土司向中央朝贡，几乎每次都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即使供品数量不足或者朝觐延期，通常是不予处罚。这种偏见之中包含着体恤与原谅，贵州土司反而获得实惠和荣宠。贵州不能按时足额缴纳赋税和供役，统治者有时候没有像对待中原地区那样进行强征，以为“蛮夷之人，其性无常，不可以中国治之，但羁縻之足矣，其供赋之负者悉免征。”这种偏见在客观上给贫困的贵州人民减轻了经济负担。朝廷官员犯罪、中原百姓违法，政府将他们贬谪到贵州以示惩处，这种偏见却能给贵州输入文化传播者、生产劳动者。贵州城镇兴起后，出现贸易，产生市场，很多官员建议贵州通行钱钞交易”，奏请“禁止民间以布、帛、米、麦交易，朝廷竟斥之为“俗吏之言”，允许当地人民“持货交易”。这种偏见实际上尊重了贵州少数民族的习惯，给予了他们活动的自由空间。

明代开发贵州的主体力量不是千百年来就生活于斯的少数民族，而是以中原各地迁徙而至的外来移民。这是客观历史事实。其二，土著少数民族长期封闭在贵州，他们的视野和知识积累决定了其自身不可能在短期内推动社会全方位地发生快速变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的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突飞猛进，必须有外力发挥推动作用。其二，明代贵州的人口虽然不能说移民已经占据主体，但是数十万户军人、源源不断涌人的普通移民在文化知识上、在生活技能上都比贵州土著人强得多。其三，贵州社会变化后的特征表明，它是中原封建文化和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贵州土著人在促成这场变化中只是充当着配角，主要是向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学习。

中原各种移民作为开发贵州的主体，他们在心理上存在两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到贵州求生存谋发展而又疏离贵州，生活在贵州却又有着强烈的故乡情结。

明代先后人黔的外地移民，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一是“奉教南征”的卫所军人；二是“调北填南”的普通百姓，即“移民就宽乡”的农村劳动者；三是因触犯刑律而贬谪、流放的罪人；四是政府派往此地做官的流寓之人；五是贸易的商人、做工的技艺之人。这五种人，前四种都属于国家政策性的强制移民，占大多数；第五种是随意性移民，他们一般生活在前四种人之中，不可能独立其外。无论“奉教南征”还是“调北填南”，亦或贸易、手艺，他们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生存，拓展发展空间，其本身地位不高，但是，或因受中央政府派遣而拥有了一个可以炫耀的政治身份，或因来自发达的中原地区而戴上了一个可以陶醉的文化光环。他们有的凭借武力去侵占土著人的利益，有的依靠汗水和技能开辟一块生活天地，有的玩弄奸计骗取他人一份资产。他们移居贵州，要么是王命在身，势不得已；要么是生计所迫，情不得已。总之，没有谁是对贵州心向往之，踏着轻快的脚步走向移民的征程。贵州有可供开垦的土地，有勤劳朴实的人民，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不仅能够安身立命，而且有图谋发展的前景，所以他们到贵州后大多能停留下来，会在贵州较长时间、甚至永久地定居下来。一旦定居下来后，就不忍抛下这份自己创立的产业。更何况，移民通常是结群而来，聚族而居，在四周被少数民族包围着的生活区内生活习惯相同、语言相近、心理相同，在移民区内完全能感受到故乡的原有文化氛围，因此，流落异地的移民也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心灵慰藉。另一方面，贵州的历史文化、现实生活环境毕竟与中原差距很大，在客观事实的对比中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激发出情结，滋生出对贵州的排斥态度。于是，他们用高墙重门把自己包围在里面，将当地少数民族阻隔在其外，他们一般不与少数民族通婚，血脉只在本团体中延续；他们在家谱中巨细不漏，甚至旁搜侧寻、编造故事，记录下一段光彩辉煌地祖先业绩。在今天的安顺市大溪桥镇和平坝县的天龙镇等地，当年的许多汉族移民至今服饰不改，生活习俗依旧，还在门前的庭院用高亢的江西弋阳腔演唱着六百年前的军傩，收藏着修纂了多少次的家谱族牒，讲述着他们想象中的祖籍和祖先的美丽图景。历史在现实激荡下生成的这一幅幅画面，分明还在倾诉着先辈到贵州建立基业的心声，那是一种对家乡亲人和故土的深深眷恋，是与当地少数民族疏离而产生的心灵孤独。

开发者对贵州的疏离，最直接的悲剧是造成双方之间多次发生不应该出现的情感摩擦和文化碰撞，曾不止一时爆发过少数民族攻城堡、杀汉人的惨祸，也曾不止一处发生过汉人欺凌当地土著的事件，血泪、仇恨、战火一次次破坏着开发的成果。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外来开发者对汉文化的钟爱、对故土的眷恋、对贵州的疏离也不尽是消积作用。他们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为显示自己文明的优势和生产的先进，努力传播汉文化，从而推动着贵州封建化转变。他们不论来自何地，不论来黔的时间先后，都因为对文化的认同而聚集在一起，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困难。他们在钟爱自己的文化和向往自己的故乡情节支配下，保存了文化血脉。他们执拗的汉文化情结和故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与土著人的平等交往，却又坚定地将中原封建文化深植于黔中大地，没有重蹈以往汉族移民被“夷化”的覆辙。贵州少数民族不断受到开发者的文化浸染，学习开发者的生活方式、语言、生产技能等，提高了征服自然和社会交际的能力。

第二个矛盾：依托贵州而又有傲慢之态，与贵州少数民族相依相偎而又心存排斥。

开发者从来到贵州之日起，他们都深知自己已成为贵州的一员。即使拥有武力并且聚集在一地的卫所军人，他们也清楚自己正处在苗蛮渊薮，“地杂百夷，环城百里皆诸夷窠穴，”交往势不可免，决不可能独立存在。他们的土地来源于贵州，开市场、设集镇需要同土著人交换产品，只要离开卫所城镇就必须与当地人交往，双方在事实上属于共生关系。但是这种共生关系始终显得不平等、不和谐，主要问题在于开发者心态傲慢，对贵州土著人民缺乏应有的尊重。统治阶层也知道“边将及有司剥削侵凌，激其为变。”正统年间的兵部尚书王骥在一份奏折中指出：“贵州地方，诸种蛮夷所居，各卫所官军欺其蠢愚，占种田地，侵占妻女，遂至不能聊生，往往啸聚为盗贼。”明初洪武三十年，太祖在遣官祭告山岳海渎之神的祭祀文中也说：“西南戍守将臣不能宣布恩威，虐人肥己，致言诸西苗民困窘怨怒，合攻屯戊，扰我善良。”每次土著少数民族的被迫反抗。都无一例外地都被武力镇压。武力平息动荡之后，双方的隔阂更深，埋下新的仇怨种子。

开发者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自我发展，而不是贵州地区的整体进步，当他们得到中央政府保护时。更多地考虑着自我目标实现，很少有人会体察当地少数民族的情感。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地方相继被开发者占领；交通要道、军事重镇都有官兵驻守；少数民族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一步步退撤到生存环境恶劣的山地。曾经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卫所官员觉得在烽火余生中拥有一块土地是理所当然，跋涉千里的中原百姓到贵州开辟一块土地认为是离乡别井的回报，至于这块土地以前属于谁，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当这些开发者被中央政府淡忘，被上层剥削阶级压迫时，不得不放弃发展自我的目标，退而求其次即重归故里，保全性命，争取生存权。然而，关卡林立，朝廷布设重兵钩捕逃军，回归故乡的希望渺茫，潜遁深山密林便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此，在他们陷入困顿之际，开始与当地人发生比较平等的交流，把斗争的矛头一齐指向统治阶级。徐问《议处地方疏略》说：“汉人与土人每每结亲往来及通彼处苗人耕种，”建议“邻近土官，今后不许与卫所官兵往来结亲、耕种、买卖。引起衅端，鞫问是实，依走透消息于外境律论以斩罪，其土官各从重参处。”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慨叹：“近自征苗以来，粮饷欠缺，军兵困苦，兼以征播，各兵不能归籍者窜人各寨潜为勾引。往年间一出没，今则无日不出劫，且一日而劫数起矣。”从当时两位官员的奏章中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向来禁止苗汉往来，苗汉之间在过去也不往来，另一方面又说明，在明朝中后期，开发者的政治地位下降，其高傲的心态也开始丧失。开发者因经济生活困窘和政治身份降低，其命运越来越与当地人民接近，其立场转变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广大开发者与当地人民在共同对敌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彼此的了解加深，友谊增进，在许多侗寨苗村出现了民族融合。

贵州既是被开发的对象，又参与了开发活动。因为千百年来贵州一直处于自我生存发展的状态下，是中央王朝不大重视的一块地方，所以在明代中央政府启动开发计划之前，贵州不曾指望，也未曾一料想会被突然大规模的开发。而当开发活动出现以后，贵州面对史无前例的大变局，其心理也同样表现出矛盾。

矛盾的一方面是欢迎中央政府的开发决策，积极配合来自中原各地的开发者，投身于开发活动，改变贵州落后面貌，并改变着自身。从上层土司而言，他们频繁地入京朝觐，向中央政府表达忠悃，愿意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在朱元璋尚未正式建号称帝之前，贵州东部的思州、西南两大土司就主动向其靠拢。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的大军尚未开赴贵州，彝族贵族统治下的贵州宣慰司、杨氏贵族统治下的播州宣慰司以及黔中的金筑安抚司等大小土司都主动交出元朝的印绶，愿意接受明朝的号令。贵州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与中央王朝抗衡的割据政权，此前也没有发生过与中原汉族的大规模，曾经出现的罗殿国、自杞国等地方政权只是保境安民，从两汉到宋元的镇压民族起义只是偶尔的、局部范围的。所以，贵州与中央、土著与汉族不存在难以消解的积怨。而且贵州是云南东出的通道，东与湖广相邻，北与巴蜀往来密切，南边的雒越各支不断从广西进入贵州，比较开放的地理区位和来源不同的各民族铸造了贵州的多元文化面貌和热心向外学习的民族性格。在贵州被纳入中央王朝管理序列的整个进程中，没有任何阻力，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中央行政管理体系在贵州建立以后，土司在自己的领地建立学校，输入儒家为主体的封建文化和礼仪，并将自己的子弟送往京师国子监研习汉文化。无论是征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平定麓川的反叛，还是镇压贵州的上层动乱和下层起义，土司都竭诚派出士兵，输纳粮草，供应马匹。有明一代，贵州土司在总体上能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为捍卫和维持地方稳定作出了贡献。有的土司还主动交出属地，接受州县管理。特别是明初水西的奢香，忍辱负重，深明大义，不仅避免了一场中央与地方的争端，而且带领当地人民开山凿道，用自己的劳动改变家乡面貌。

从下层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长期承受着土司的压迫，改变苦难的生存现状无疑是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浩荡而来的开发者抢占的土地是贵州上层领主的，中央政府推行卫所制和府州县管理的流官制，要限制或剥夺的权力也是上层领主的，他们原本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和自由的政治，故而在开发政策层面上不会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没有理由排斥。况且，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识力已经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和能力对开发政策发表意见。如果从开发的效果层面来看，新的农作物引进、生产技术的提高、粮食产量增加，他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随着统治他们的土司权力下降，因此，政治压迫减轻。对开发持接纳的态度。许多史料证明，贵州土著各民族纷纷学习中原的耕作方式，改穿汉装，改说汉语，改从汉俗。这些外在表现无一不是贵州人民欢迎开发的心理的物化形态。

明王朝有“苗蛮亦吾赤子”的情怀，存在着用开发贵州的政策来改善当地人民生活的心理，这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巩固并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在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与贵州上层势力争夺权利、土地和人民的矛盾。在这块“未经王化”的地方，土司一直拥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谁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其向中央政府臣服纳贡都是情势所迫。在强大的中央权力面前，在能够保全最大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听从指示。明太祖深察贵州土司之心，保持着高度警惕。平定云南的将士经过黔西北时，他提醒部队一定要“愈加严慎，不可托以心腹，”随时设防，“观霭翠动静。”对于黔北的播州土司，他曾含蓄地告诫其首领杨铿“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后来又派遣使臣带着敕书去指责其对朝廷侦伺观望：“尔铿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轻听浮言，易生疑贰，故积愆日深。”黔东的思州、思南两大土司归顺明朝最早，而在内心也有反叛意识，否则，明太祖就不会对播州土司杨铿说：“尔与田弘正皆世守思、播，而尔之忠勋视弘正为多。”

明代贵州的历史也证明，当中央政府有魄力，而且贵州土司既得利益有保障时，双方关系则保持正常。一旦中央政府权力削弱，政局混乱，或者土司的权利被侵犯，则往往会出现武力对抗。永乐年间，思州和思南两大土司就是为了争夺水银沙坑而公然置中央政府的劝阻于不顾；弘治之时，普安土官隆畅死后，他的两个小妾乌适、米鲁为争夺继嗣而搅起轩然大波，杀朝廷派来调停的命官，不惜与中央的军队拼杀；水西土司安贵荣在明武宗荒淫统治期间，萌生反叛的邪念，是王阳明几封书信晓以利害才放弃张狂行动；播州土司杨应龙在明万历皇帝昏庸的时候，悍然举兵谋反，导致十几年兵戎相见，血流成河；熹宗即位之初，明朝已走向衰颓，水西安邦彦与四川的奢崇明乘机而出，四处剽掠，导致生灵涂炭，省城贵阳也变成一片废墟。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贵州上层贵族主动接受中央政府的开发是情势所迫，他们接受开发完全是为了自我的私利，并且为了私利而不惜破坏开发。

下层民众也参与了对抗中央政府，攻打卫所屯堡、劫杀普通汉人的行动。固然有时是被土司要挟、蛊惑、煽动而参与的，带有被迫色彩或盲目性，但有很多时候是自发的、积极主动的。不可否认，彼此之间存在文化冲突、民族情绪，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汉族为主体的广大开发者过多的追求自我利益的实现，忽视、掠夺当地人民的利益，甚至蔑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力。政府强行征收赋税、军人贪功冒杀、官吏霸占民人妻女、普通汉人勒索敲诈，在在有之。他们对开发者的仇怨是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他们的反抗对开发造成的破坏，责任不应由他们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