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蒂芬·柯维遇到孔子

史蒂芬·柯维1932年出生于犹他州盐湖城，于今年7月16日不幸离世。他是一位虔诚的摩门教徒，早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并在家乡的杨柏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以来，他致力于两项研究，一个是对他的摩门教的研究，另一个是对人类如何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研究。这二者的结合让他坚信，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些普遍的法则，这些法则不受文化与宗教差异的影响，也不会受到时间的侵蚀，它们客观存在、历久弥新，并年复一年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柯维将这些法则称为人类基本的品德，它们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与传承下去的基础。

在研究中，柯维发现美国早期的杰出人物，尤其是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无不是对人类品德的遵循者，但是，一战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工业革命导致的组织行为理论的诞生，让人们从对品德修养的坚守转到对个性、行为和态度的完善方面，即对“个人魅力”的追求。在这种趋势下，很多急功近利的人开始抛弃道德底线，仅靠行为技巧去获得成功。柯维认为，这种成功方式不可取，也不可能长久。那么，如何在现代组织中，通过对品德的坚守依然获得成功呢？他发现富兰克林等人并没有给出系统的回答。

于是，柯维得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高效能的体系，它由七个习惯构成，但它必须基于一点，就是以原则为核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必须坚守正道，通过对七个习惯的反复练习与实践，就可以获得成功。

2000年，该书被引入中国，如同在世界各地引发的效应一样，这本书成为国内职业人士首选的必读书目，它的培训成为诸多企业的必备课程。可以从某个侧面说，在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中国商业人士的职业成熟度方面，这本书功不可没。

其实，我国的道德教育并不少，尤其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人生修养的传承，影响到每一个人。如同富兰克林一样，中国的先贤们虽重道统，却并未在具体的执行层面给出系统的解答，尤其针对现代组织，我们空有“修身齐家”的人生追求，但对人生该如何规划管理时，却是一片茫然。

中国人重命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易受外界环境的渲染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多愁善感，他们虽在文学史上留下诸多精彩绝伦的诗句，但也留下很多悲怆无奈的人生。因此，当很多人看到柯维提出的第一个习惯“积极主动”时，人们感慨万千，原来人生可以这样自主。

中国人注重对品行的砥砺，“首孝，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言行中去磨练意志，修养人性。至于功成名就，那是功到自然成的事情。况且，中国自古通过道德文章对人进行考核，这让众多仁人志士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人生目标可循。

中国人惜时，却没有时间管理的概念。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理解，主要是“天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或时机、时运。这种宽泛的时间观念大概与我们自古以来农业立国有关。

因此，当史蒂芬·柯维提出“效能”的概念，并提出“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等习惯时，这不但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也为我们在现代社会该如何安身立命，获取发展提供了明确、切实可行的通路。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伟人，他们受时代所感，提供时代所需，不断引领世人前进。这些伟人虽处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有共性，有共鸣。正如孔子与史蒂芬·柯维，他们的不同是时代责任的不同，他们的相同却是道德本质的相同。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柯维有言：“To live（活下去），To love（爱下去），To learn（学下去），To leave a legacy（传承下去）。”正因为有了这种传承，也才有了我们的不亦乐乎。再次缅怀史蒂芬·柯维博士。

1989年，史蒂芬·柯维（Stephen R.Covey）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首次在美国出版，该书一经问世，便成为美国企业员工、公务员、军队的必读书，从而掀起一股全民阅读与职业培训的热潮，也使它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达七年之久。20年来，这本书在全球72个国家以38种语言畅销发行，总销量超过2000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