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骨印记:贵州小说的地域根性

摘要：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在贵州境内，山地面积占据了87%，丘陵占据10%，剩下的平地仅占3%。山地自然生境是形成贵州文化特色的基础，从文化心态、身份认同到小说的书写模式上都影响了贵州20世纪小说的面貌，从这个起点入手应该更利于发掘贵州小说的文化个性，拓展贵州小说研究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山地；区域特征；贵州小说

一

新世纪以来，无论省内外，从人类学、民俗学、旅游文化等层面挖掘贵州文化资源的研究日渐趋热，相比之下贵州文学的研究似乎一直没有突破，甚至有沉落寂寞的状态。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从大背景来说，在大众文化消费的时代、读图的时代，文学整体相对边缘化。不过对贵州文学研究而言，更有其自身的瓶颈。以20世纪文学的中心文体小说为例，一直以来我们的研究都是以全国文学主流话语为重要参照，我们一直欣喜地去发掘偏远之地的贵州小说如何在积极回应中心的呼唤。到上个世纪末，这一模式的研究有一批可观的收获。贵州新文学大系的小说卷、何光渝先生的力作《20世纪贵州小说史》等都将贵州小说发展及成就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空间里进行叙述，特别是后面这部专著，“作者在论述20世纪贵州各个时期的小说时，并非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全国小说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与同时期省外小说家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1]此后的小说研究在这种模式下已难超越这部专著的成绩。这是新时期以来贵州小说研究相对沉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相反促进了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对多元的地方文化的关注，应该说也能给贵州小说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贵州小说有没有值得去发掘和总结的独特现象，有没有自我的个性特点，带着这样的问题重新审视贵州小说的发展史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蹇先艾堪称贵州小说第一人，也是贵州乡土小说的先驱。然而探究贵州之于蹇先艾的意义，绝不同于湘西之于沈从文、川北之于沙汀、山西农村之于赵树理那样深刻和饱满。14岁，蹇先艾就被父亲送到北京读书，得以进入到新文学的中心地。从童年的人生体验是很难看到蹇先艾与贵州的深度联系的。被鲁迅选入《新文学大系》的《水葬》被评价为“最能代表他的贵州乡土题材特色”[2]的作品，然而这部作品乡土的内容并不厚实，对水葬这一习俗的关注度也不如王鲁彦对浙东民俗的细致，这篇作品之受重视，不过是因为作品表现了当时代表中国的乡土的落后、闭塞和人性的冷酷。正好符合了五四在现代文明和西方文明立场下对中国乡村（传统）文明的反思与批判，这部作品无论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并没有把“贵州”作为一个独有的元素。无论从主题取向上还是从语言风格上《水葬》明显的可以看出《阿Q正传》的影子。五四之后，中国文学随着社会变革潮流主流话语几经转向，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背景下，小说的批判风向，而中国小说也走向繁复和发展，而有意思的是贵州小说却出现了长时期的空白。抗战时期，蹇先艾返黔，文化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贵州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出版物出现从未有过的活跃，但是此期无论是贵州作家的创作还是以贵州为题材的创作，也未见新的起色。相反蹇先艾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心话语”成为全部述说的内容，所谓的“贵州”符号只非常表层的停留在对方言的零星运用上。沙汀的返乡让他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题材，有了《在其香居茶馆》这样充满地域风情的作品的出现，何以蹇先艾真正回归到这块土地之后却丧失了对这块土地的述说呢？

建国后，1950年代贵州涌现了一批本地作家和作品，这是贵州小说第一次显示出自己的规模，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的积淀，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建国后与国家意识形态相扣合的农村小说成为小说的主脉之一，农村和社会改造给贵州带来了很多变化，为作家们提供了可以回应的文学材料。如较有代表性的石果的《风波》《铁马乡跃进曲》。此后贵州小说几乎是以一种更加自觉地服从地姿态追求“中心”话语。1980年代初，贵州小说迎来了再次辉煌。1980年代初，何士光的两部小说《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相继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贵州文坛又一次在全国舞台的绽放。贵州是新时期包产到户的的先行者，作家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巨大的历史变革。人们便都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其中人物的意义——“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3]。但随后在思想解放的大洪流裹挟下，全国文学迅速恢复元气，贵州文学很快又鸦雀无声了。

从中国20世纪小说的文化批判气质、城乡对立格局、政治文化的书写等方面审视，贵州体验提供给作家的写作资源显得似乎并不丰厚。其实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重角度来看，贵州都是一块资源宝贵丰富的地方，故有“民族文化千岛”之美誉，但是，“我们发现，贵州作家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挖掘，远不如人类学家们来得深入和地道。”“他们几乎都是从乡土文学民间叙事中走出来的，遗憾的是这种民间叙事几乎都不是本土化的叙事”。[4]原因何在？

二

何光渝先生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导言》中呼吁“就20世纪的贵州文学特别是小说而言，除地貌、气候等自然因素外，贵州建省以来近600年历史，因这历史而形成的人文环境、特别是文化生态环境，不仅影响了贵州人民的性格、气质、审美趣味和艺术思维方式，而且也深刻的影响着贵州作家作品特别是小说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5]。这是期待贵州文学研究能有一个更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但是我认为贵州文化及文学的特点的地域根性依然是在自然地理条件上。一个区域概念，不外乎指涉这样几个因素：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而其中自然地理的因素是最根本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正如列宁曾经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6]。对于文化而言，自然地理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自然生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互为影响的关系，自然生境对人的影响尤其大，这些影响会渗透到人的精神和性格中，从而构成不同区域的人在性格上的异同，这些异同就展现了不同的丰富多样的文化模式。”[7]虽然丹纳的环境决定论被后人不断修正，但作为地域文学或文化的研究，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启示意义。“贵州”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我们的研究自然要关注到贵州建省600年来政治文化的因素，但也要明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阻隔，历史上贵州政治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贵州几百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更倚赖于贵州作为一个地理区位的特点。

贵州最突出的地理特征就是“山地”。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是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地形上处于从青藏高原向江南丘陵、平原过渡的地带，在贵州境内，山地面积占据了87%，丘陵占据10%，剩下的平地仅占3%。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像这样一个几乎完全由山地和丘陵组成的地理观景在国内绝无仅有，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瑞士与之相似。云贵高原的另一组成部分云南也没有贵州如此密集的山地。明朝正德年间，王阳明贬谪贵州，途径黄平，惊叹“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当年一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也是对娄山关的真实感受。大山的阻隔把贵州掩藏在历史的褶皱里，与中原一带的较大的沟通在元、明、清三代才逐渐实现。大山的封闭使贵州长期处于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也产生安足凝滞的民族性格。

有学者这样描述巴蜀之地：“‘阔大’与‘封闭’也是一组有趣的矛盾，封闭带来了它的保守，造成了它与中原地区的某些差异，但腹地的阔大和千里沃野又赋予它勃勃的生机”[8]。这千里腹地成就了巴蜀之地的盆地文明与天赋气质。相比之下，贵州地理空间的特点应该是“封闭”与“破碎”。贵州在群山围困之中，腹地则由于喀斯特发育过程造成地形破碎，地貌复杂，呈现出“立体多样，纵横分割”的特点，“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十里不同俗，这些立体排列的狭促而复杂多样的山地生态环境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或“又杂居又聚居”等复杂的碎片似的民族聚落结构，与中原的交流困难，长期以来处于自在的发展状态，在内部，彼此间有交融却同样由于地势的阻隔而保持民族文化、聚落文化相对的独立性。碎片似的的空间布局，形成了贵州文化杂的特点，因杂而无法更进一步整合成既有内部凝聚力又有辐射度的文化体系，因杂而现个性模糊，因个性模糊而带来文化自信心的不足。贵州既有文化孤岛，又有五方杂处的包容之地，前者是由于地理的先天屏障，后者的包容里则显示了自身文化的柔弱性，所以包容多于创造，追寻他者多于自我的创新。在这种地域文化心态下，我们自然理解了为什么贵州小说对自身文化资源利用不足的问题。这里为贵州文学的创新力度的不足找到隐约的依据可以说，贵州小说环环相扣的地域特征起始于贵州独特的山地自然生境。

首先，贵州作家的区域布局是非常不平衡的，很多作家出身于遵义。这块黔北土地以喀斯特丘陵和盆地为主体，是贵州境内最为平坦、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是由黔入川的咽喉，也是贵州接受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巴蜀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这些相对的开放的丘陵坝子，有着主动向外获取的积极性，向往远方、追逐“中心”的文化姿态，远远强过对本土的关注和理解。

翻阅贵州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还能发现，他们对自身民族文化历史民俗的关注是较表层的。作家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认同不是非常强烈或者说自觉。当下创作用力最深的作家王华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虽说我是仡佬族，但在很小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后来，人家听说我是仡佬族作家，总是问我有关仡佬族的问题，我却答不上来，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追溯民族根的欲望。”[9]这才有了她的带有仡佬族符号的《傩赐》。这种身份追认在贵州作家身上比较突出的，这同样是贵州喀斯特自然生境在贵州小说创作中打下的印记由于身份认同的距离感，贵州乡土小说最常见的是外来者叙述视角，由外来者拨开大山的迷雾，审视山间人的生存现状。开创这种叙述的便是蹇先艾。

《盐巴客》和《贵州道上》是蹇先艾两部重要的“归乡”模式的叙述，正是多年以后的归乡使蹇先艾发现一个实体的贵州，这种发现里有以往的研究者已经多次书写过的对贵州兵匪成灾的社会现状的揭示，还有不容忽视的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的生存及性格的关系的新奇发现。这两部作品的第一重发现就是贵州险峻的地势。“多年不回贵州，这次还乡才知道川黔道上的形势的险恶，真够得上崎岖鸟道，悬崖绝壁。”[10]正是在这难于蜀道的黔道上，才有了盐巴客、轿夫的粗粝与。到1980年代，在寻根小说纷纷问世之时，贵州小说依然在延续这样的叙述。如陈学书的《山国女子》《远山》及以叶辛的《蹉跎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小说。这些外视点的叙述都是从自然空间的发现开始的。

由地理空间而及人使贵州小说有了与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批评性格中略有不同的述说。反思批判封闭保守的民族惰性是自鲁迅以降中国小说的主流话题，但鲁迅们的反思核心指向历史文化。于贵州而言，儒家形成的历史惰性不如大山的包围造成的压抑更为触目。对于贵州的地理环境与人物精神气质的关系，清人陈法有过精当的描述：“黔处天末，崇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吾以为黔人有五病，而居黔有八便。何谓五病？曰陋、曰隘、曰傲、曰暗、曰呆。”[11]而贵州小说对此作了更为丰富的诠释。类似的描写随时可见，如蹇先艾《山城的风波》：“全县是一座圆湖似的小城，被四围笔锋似的的高山环抱着，俨然是被所谓大时代遗弃下的古老镇市。因为重峦天堑的恩惠，造成一种风气的闭塞，人们的眼光渺小得喂雏鸡的黄米。大多数的人是老死也没有跨出过这古城的长垣”[12]。苗族作家伍略的《麻栗沟》小说的背景是深陷在黔西北大山中的一个小小的村庄。“沿沟而上，两岸偏坡，满眼是巴茅和蕨草，灌木丛丛，间或也有一些青冈，更多的则是那麻栗树。越进沟里，越显得荒僻、冷落……”[13]这是作家追问人性晦暗的起点，作家展示了山沟中的令人战栗的贫穷而来的蛮荒与孱弱。

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是一部值得重新品味的小说。青山屏障下的坝子，依然是偏远寂静，但作家并不峻急，而以少有的悠缓述说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宁静，述说种包谷老人那份久远的日子。《种包谷的老人》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的却是一个孤寂的老人和一片孤寂的包谷林的故事，人与自然的既和谐又对峙的复杂关系，这部作品颇有些《边城》笔法。但这种书写在贵州这块土地上难成气候。

险峻的群山、坚硬的岩石、隐藏在大山深处的矿区、山间的犄角旮旯地构成了贵州言说的主体空间，传递出与江南的温润、塞外的苍凉完全不同的粗粝、滞重感，并成为作家感知世界、理解人物、发掘主题的起点，从山地文化出发重新审视贵州小说创作特点，挖掘贵州小说独特的文学话语，是可以拓展贵州小说研究新的话语空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研究能给贵州小说创作带来更多当代自信。

地域、文化、经济发展都相对边缘化的贵州，在追随时代共时性话语中，其文学资源是相对匮乏的。贵州文学要真正有所发展，必须要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现自身文化个性的创作。就这点而眼，贵州文学资源不是说匮乏，而应该是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国青年报》记者罗强烈曾撰文展望：“贵州高原从文学的角度看，那里有众多的民族，美丽的山川河流，诗歌如海，传说如山，揿动几代历史沉淀的时代变化……这些，都决定了贵州的生活和文学是迷人的。有如地理条件类似的美国南部，只要出现了自己的‘福克纳’，便会在高原上开出文学的奇葩。这一点，许多人和我都是坚信的。”[14]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顾朴光：《一部厚积薄发的力作——评何光渝》,《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顾敏：《展现农村更多的新人物》，《人民文学》1983,03期。

[4]《坚守与创新——贵州小说创作研讨会散记》，《贵州日报》2010年8月11日。

[5]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序》，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6]列宁：《列宁选集》第38卷45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7]游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周静：《固守在故土与乡情里》，《贵州日报》09年1月16日

[10][12]蹇先艾：《贵州道上》《山城的风波》，《蹇先艾文集一·小说卷》，134页，1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陈法：《黔论》，转引自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主编《贵州读本》493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伍略：《麻栗沟》，《民族文学》1982年6期。

[14]罗强烈：《山花·读者来信摘登》1985年第1期，第72页。

本文系2010年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黔文化与20世纪贵州小说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