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摘 要：刑事政策研究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随着“非犯罪化”思潮的发展，从微观角度具体研究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结合该犯罪类型的固有特点，进而探讨相应的刑事立法、司法、执行政策，对维护我国社会治安、树立法律权威具有不不容小觑的作用。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刑事政策 立法 司法 执行

针对刑事政策的研究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我国刑法学界分别从刑事政策的宏观架构及微观政策进行探讨，诸多见解已在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体系主要立足宏观视角，可以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生活对不断发展，从微观角度研究具体犯罪类型的刑事政策也是十分必要对，而在诸多犯罪类型中，相较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类型而言，无被害人犯罪受重视的程度还不够。因此，本文将结合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和特点，探讨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

一、无被害人犯罪概说

（一）无被害人犯罪的研究背景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的发展与世界刑法学界中的“非犯罪化”潮流密不可分，更有学者认为“无被害人犯罪”研究是与“非犯罪化”运动相伴而生的。随着道德与刑法关系的讨论日趋热烈，“无被害人犯罪”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其立法政策也引人关注。这一立法政策以多元化的宽容社会理念（自由社会）为背景，认为以基督教对道德观念为基础的犯罪（如成年人之间基于合意的同性恋行为、近亲行为、堕胎行为等）都应从刑法中删除。由此，那些危害轻微、往往不存在直接被害人甚至无被害人，或者所谓“被害人”并非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犯罪，成为“无被害人犯罪”涵盖的范围。笔者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一个法治国家谋求社会长治久安不可忽视的一种犯罪范畴，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为何，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整体犯罪防控的效果。

（二）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1.无被害人犯罪的概念

由于刑法学和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不尽相同，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犯罪”概念亦需要进一步确定。笔者认为，鉴于刑事政策视野下首先要考虑的是刑事立法政策，我们对“犯罪”的界定宜采广义上的犯罪，它与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基本一致。刑事立法政策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导立法者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进行评价，判断其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以及是否应受刑罚处罚等，从而确定哪些行为及情节会被写入刑法条文。因此，笔者认为，在没有经过立法者的判断之前，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都是刑事政策语境中的“犯罪”，由此本文所言“无被害人犯罪”不限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

同时，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视野理解的“被害人”，应当是其合法利益直接受到该犯罪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社会”或者间接受到该犯罪不利影响的其他主体不能称其为“被害人”，因为倘若笼统而模糊的定义被害人的范畴，将不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研究现存的犯罪现象，也有将犯罪范围扩大化之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所言“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直接受到法益损害的被害人的犯罪行为或越轨行为。基于此，笔者更倾向于在现代社会中，符合前述定义的主要包括、非法吸食、非法赌博、非法传播物品等行为。

2.无被害人犯罪的特征

明确了无被害人犯罪的定义后，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主要特征。

（1）社会危害性

社会危害性是所有犯罪共有的本质特征，只是不同的犯罪存在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差异。笔者认为，无被害人犯罪虽然没有直接的利益受损者，但不代表其行为就能够被认同，也不能抹杀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无被害人犯罪对社会秩序、善良风俗和伦理道德的冲击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2）犯罪界限难以确定

由于无被害人犯罪的情形十分特殊，非犯罪化思想的浪潮也曾席卷各国，因此世界各国对于同性恋、、赌博、吸毒等行为的评价态度差异较大，直接纳入其国内刑事法律条文作为犯罪对待的情节也多种多样。面对诸多的判断标准，使得原本就模糊的无被害人犯罪的界限更加难以确定。

（3）犯罪情形特殊

笔者认同，与传统犯罪类型相比，无犯罪被害人的犯罪情形有自身特殊性。具体而言，其一，从主观方面看，涉及无被害人犯罪行为的所有人都是自愿的，因而他们的行为并不侵害他人；其二，从客观方面看，无被害人犯罪多涉及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者限制的物品、服务；其三，从危害结果看，无被害人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小，同时缺乏社会危害性的明确载体。

（4）犯罪防控难度和成本较高

一方面，无被害人犯罪的犯罪人数较多，同时这些犯罪由于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因而发现犯罪活动的线索难度较大，犯罪行为发生时多具有隐蔽性，这增加了犯罪防控的难度。

另一方面，由于前述诸多原因综合作用，司法机关在惩处无被害人犯罪时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对司法和执法资源造成的浪费是不可估量的。

二、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

（一）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研究背景

1.理论基础

（1）非犯罪化思想

如前所述，非犯罪化思想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所言的非犯罪化，主要是指将原来被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一些备受应否入刑争议的行为，予以合法化或者予以行政处罚，而不施以刑罚处罚的处理。非犯罪化的意义，首先在于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文明社会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正常发展的，对于有着轻微犯罪行为的人们我们可以采用别的方法予以惩罚和教育；其次在于这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如此有利于警察和司法机关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犯罪中。同时，非犯罪化思想是能够体现一个民主社会在文明进程上的进步的，片面地衡量暴力方式解决犯罪问题的数量并不能够真正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法治。

非犯罪化思想产生之后，我国学者各持己见，否定说、肯定说、折中说各有支持者。笔者认为，我国是有非犯罪化思想发展根基的，同时，非犯罪化思想也是与我国“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相辅相成的，近年来，我国有数个罪名废除死刑等慎用刑罚的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非犯罪化思想。

（2）法益保护思想

主张法益保护的思想，对我国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也产生了影响，该学说思想的提出，限制了刑法的处罚范围并且揭示了违法性的本质，从而否定了以违反伦理道德作为入罪标准的观点，这一思想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也值得被我国采纳，在确定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时予以考虑。

（3）刑法的谦抑思想

刑法的谦抑思想具体体现在其主张刑法具有补充性、不完整性和宽容性的特点。这一思想与我国始终主张刑法应当是社会治安手段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相契合的，在能够不采用刑法处理的社会问题面前，就应当交由其他部门法规制，这一思想是符合我国确定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

2.现实基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基本原则是要合理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主要针对严重刑事犯罪，“宽”主要针对的是轻微犯罪，宽与严要有度并且适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奠定了现实基础，这便对于指导立法者判断何种无被害人犯罪及何种情节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其他情形则可以采用其他手段进行规制。

（二）我国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现状

结合理论学说和我国具体国情，笔者赞同有的学者提出的“轻轻重重”政策是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应然选择。所谓“轻轻”的刑事政策，是指采用了微罪处分、缓期、保护观察等非拘禁的刑事处分来代替自由刑的开放性处遇政策；所谓“重重”，是指采取了严厉管理和处罚的措施，于形式司法及执行上“从重”惩处严重犯罪，增加罪名、家中刑罚、设置严厉的累犯制度等，加强对犯罪的遏制。笔者认为，坚持“轻轻重重”的刑事立法政策对于无被害人犯罪而言，时兼顾了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益、正义与功利等价值要素的，体现了“均衡机制”和“价值中立”的思想，因而值得在我国提倡，也符合我国未来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能够认为是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立法规定，主要存在于聚众罪、赌博罪和传播物品罪三个具体罪名中。笔者认为，在这些具体罪名实施的过程中，都没有被迫从事相关行为或者受其影响的直接被害人，因而属于无被害人犯罪的范畴。这些罪名的构罪行为是因损害了社会公序良俗而应受刑罚处罚，并不是因为任何个人或集体的合法利益因此受损。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条文在诸多无被害人犯罪的具体类型中，有选择性地采用刑罚手段规制上述三种行为，正是无被害人犯罪刑事立法政策“轻轻重重”的体现。虽然，仍有学者主张某些罪名应当非犯罪化，但考虑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国民整体素质水平，仍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予以保留，而不能冒然废除。

三、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

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应当是与其刑事立法政策一致的，因此笔者也主张“轻轻重重”是无被害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应有之义，只是在具体解释上，“轻轻重重”在司法适用上的体现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一方面，“轻轻”体现在法官在独立审判的过程中，应当根据法律和事实，对于情节显著轻微或者不符合前罪处罚情形的犯罪人作无罪判决；对于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犯罪人给予较轻的处罚。另一方面，“重重”体现在法官对于那些构成前述罪名且情节严重的犯罪人给予较重的处罚，以达到惩治的目的。

笔者认为，在司法领域同样适用“轻轻重重”思想是有其现实基础的。我国近年来一直提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指法院的裁判既要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社会公众对案件适用法律的期望。在无被害人犯罪的法律适用上，以“轻轻重重”的刑事司法政策为指导，所作出的判决更能符合社会公众的期待，这将有助于我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执行政策

笔者认为，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执行政策应重视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如何使犯罪人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防控无被害人犯罪的关键。因此，无被害人犯罪问题的刑事执行政策应当定位于将教育与惩治相结合，教育为主，惩治为辅。无被害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为轻微，其无直接被害人的特点决定了其可罚性较有被害人的犯罪更低一些，因而《刑法》规定的刑罚也较轻，因此，在此类犯罪的刑罚执行过程中，教育应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倘若仅凭刑罚处罚措施，这些犯罪人很有可能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重新回归之前的交际范围、经不住同样的诱惑而再次犯罪。

无被害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然相对轻微，但其对于我国社会治安的影响不容小觑。因此，重视无被害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研究，在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其特殊价值，值得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结合世界其他国家刑事政策的优秀成果，不断探索，以求为我国法制建设和长治久安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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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好（1990年4月），女， 广西南宁人，武汉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专业：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