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早中期长安墓葬随葬品中的楚文化元素

摘要：秦始皇统一之后采取的一系列促使文化一元化的政治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楚文化的发展甚至有将其打压消灭之势，但是并没有阻止其在消亡的过程中逐渐影响秦汉文化。本文从西汉长安早中期的陵墓以及陵墓的出土资料着手，试分析其中所蕴含的零星的楚文化元素。

关键词：楚文化；西汉长安；陵墓；墓葬；出土资料

中途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本文所涉及的考古资料简介

1.西汉长安中小型墓葬

就中小型汉墓，韩国河先生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将西安地区的中小型汉墓分为三类，并根据随葬品将其分为四期。[1]

第一期：墓葬的时代当在秦末汉初， 最晚至文帝时期。

第二期：文帝以后到武帝时期。

第三期，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的年代当在武帝后期至宣帝前期。后段根据其器物组合以及墓葬形制推断的年代大体在宣帝后段及元帝时期。

第四期，也分前后两段。前段墓葬的年代当在元帝以后至新莽之前而后段墓葬的年代当在新莽时期或更晚一些。中小型墓葬多采用竖穴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土圹墓， 大型墓葬多采用带斜坡墓道的土圹墓。

本文所讨论的时代范围应在第一二期，中小型墓葬多采用竖穴墓道土洞墓和竖穴土圹墓，大型墓葬多采用带斜坡墓道的土圹墓。

2.西汉帝陵概况

西汉总共有十一个帝陵，有九个位于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两个（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则在渭河以南的长安城东南一带。西汉的帝陵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变化最为明显的应为陵庙和陵邑制度的变革。汉代普遍实行陵旁立庙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元帝以后有所改变，把庙改建在都城之内。西汉从高祖长陵到宣帝杜陵，普遍在陵墓附近设置陵邑，并迁徙各地富人、豪强到陵邑居住。而这一措施也是在汉元帝时才宣告结束。

依据当时的祭祀制度，西汉初期举行的祖先祭祀活动中，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在陵庙中举行的“月祭”。而且“月祭”每年共有二十五次，即所谓“庙岁二十五祭”。[2]P2331所以，汉初把诸帝的庙造在陵园附近，主要就是因为当时人相信衣冠上依附着主人的灵魂，为了便于在每月举行祭祀典礼时，把陵寝中的衣冠送到宗庙去游历，让灵魂接受祭祀。

本文主要想要探究西汉初期的墓葬中所体现出的文化因素，因而着重关注西汉早期的中小型墓葬以及汉武帝之前的陵墓。

二、楚文化

1.楚文化的界定

研究楚文化之前得先知晓“何为楚文化”，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界定。

苏秉琦先生认为：“楚文化有四个相互区别又联系的概念”即地域概念、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3]

夏鼐先生认为：楚的含义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楚地”，只要是楚地范围内的文化都为“楚文化”但具体到某一时代，楚地的范围是不同的；二是“楚国”；三是“楚民族”无论什么时期，只要是楚民族的文化都为“楚文化”；四是“文化”名，即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文化面貌。[4]

由于楚文化的时间跨度大，地域分布广，文化特征复杂，因此楚文化有狭义和广义，典型和不典型之分。[5]

由于楚文化的持续时间特别长，较为复杂，西北大学的胡刚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对其进行了梳理。并认为西周早中期楚文化比较接近关中周文化风格；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楚文化已形成独特的楚式风格，而与关中周文化的差别较大。[5]

2.汉代服饰中所见的楚文化元素

在上一个小节中似乎无法看出楚文化与西汉初期的文化有关联，但是由于西汉的统治者多来自楚地，一种文化的传播，领导者，特别是封建社会的领导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邦、樊哙、曹岑等皆为徐沛之人，而徐州曾是楚国的辖属之地，因而很有可能将楚地的一些习俗带于此，这在考古学中有一些体现。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早期的一些服饰，则明显蕴含有楚文化元素。

（1）汉代之前服饰发展简史

服饰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服饰既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又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之一。服饰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审美取向、发展潮流、开放程度，工艺发展状况、文化交流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关于我国服饰起源常与传说联系在一起，而与中国其他远古事物的发明一样，也被归功于三皇五帝。而较为流行的说法则在《吕览》、《世本》以及《淮南子》中有所记载，尽管有所差别，但其相同之处在于均为“黄帝”时开始制衣。

当代考古学的成就， 已经把服饰文化的源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8000 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的骨针。说明此时先民已掌握了原始的缝纫技术。[6]P2

千百年中，每一个时代的服饰都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尽管历代服饰千姿百态，但从其形制上来讲不外乎两大类型：上衣下裳制与衣裳连属制。在西周以前，主要采取“上衣下裳制”，衣服一律做成两截，上面的称“衣”，下面的称“裳”。以后的“襦裙”、“裤褶”都是从这种形制演变而来的。直至春秋战国，出现了上下连为一体的服饰，称为“深衣”，后世的袍衫等即在此形制上演变而来。

自商周起，中国就形成一套系统的服饰制度，并且日趋完善。

在深衣出现以前，服饰主要由衣、裳和里面的裤组成，三者各司其职。 当时人穿的裤皆无裤裆，仅以 “蔽膝”遮挡阴处。

到周代，曲裾深衣出现，取代了外衣而起到遮挡的作用，具备了遮挡和便于行走的双重功效。这两种衣服形式并存千年。

汉代的朝服为袍（深衣制）。 不论冬服还是夏服，多为上衣和下裳分别剪裁后缝连为一体，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

从西汉初年始，汉人贵族妇女的礼服也采用深衣制，以衣服的颜色、质地、纹样以及佩饰等区分着衣者身份的尊卑。

从这个发展简史中，似乎汉代服饰与楚文化的服饰毫无关系，但是通过考古资料的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2）从汉阳陵出土的陶俑所见西汉中前期的服饰特点

汉阳陵出土的陶俑分为着衣式彩绘俑和塑衣式彩绘俑、骑兵俑和着塑结合式彩绘俑四种。[7]由于本文在此处研究的内容重点为陶俑的服饰，故只着重关注保存有服饰的陶俑，具体到汉阳陵应为塑衣的彩绘陶俑。

塑衣式彩绘文吏俑（如图一）：为男性，其头部戴冠帽， 着三层衣均为立领， 外衣为宽袂长袍并腰系彩带。身穿白彩或者黄彩服饰， 衣领、袖口较暴露。

塑衣式彩绘侍女俑： 两种形态， 一种是站立彩绘侍女俑（如图二），着三层长裙，且裙为立领右衽， 喇叭状下摆，腰系彩带。服饰颜色为白色， 衣领、袖口皆较暴露。俑以白彩为主。另一种是站立持慧彩绘女俑 ， 身着及膝长襦，腐朽无存，不能作为研究资料。

塑衣式彩绘踞坐俑（图三、图四）： 根据手形不同，分为三种。第一种俑着三层立领右衽长裙，喇叭状下摆， 腰系彩带， 衣施黄白为女性形象。第二种俑为男性， 头戴帻， 着三层立领右衽广袖黄色长裙， 喇叭状下摆， 腰系彩带。第三种持物俑， 以女性为主， 面施白彩， 身穿三层立领喇叭状右衽长裙，腰系彩带， 衣服的彩绘颜色有白彩、紫彩、黄彩。

（3）楚墓中所见楚服特色

许多学者都认为西汉主要流行的服饰“深衣”受楚文化影响较深，是由战国楚服发展而来的。[8]

观察上图（图六、图七），可以发现，楚服亦流行“深衣”，而这一点汉服很有可能是继承而来。图六展示的是楚墓中的服饰而图七展示的是西汉时楚地的汉服，而二者之间除了后者领口较低可以看到里面的多层服饰，袖口较宽大，装饰纹饰没有前者复杂外，此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图七所展示的楚地汉服又与图一、图二所展示的汉阳陵的陶俑所穿服饰差别不大，因而我们似乎可以据此推测，长安地区西汉早中期服饰是对楚地服饰有一定继承的。

3.从色彩看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

色彩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蕴含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在政治上象征着权利、尊卑，在医学里与人的各个器官联系在一起，甚至与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联系在一起。

因此从服饰的色彩变化中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对色彩的偏好。

以黑色为例：《诗经・郑风・缁衣》中有记载“缁，黑色，卿士听朝之正服也。”黑色在周代被作为官僚士子的服装颜色；秦根据“五德始终说”（即以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说明王朝更替的规律） ，认为自己为水德，“秦得水德而尚黑”，因此以黑色衣服为高贵。西汉初期继承秦制，然而发展到后来黄紫等色相继升位“红衣为上服，青绿较次，吏卒衣黑，平民衣白，罪犯衣赭”。[9]黑色的地位一落千丈，仅成为级别较低的小吏的服装颜色。

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人对于黑色的态度上，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必然受到了一些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这样的转变可能极其缓慢，但我们无法否认汉代服饰颜色逐渐趋于多元这样一个结果。

《礼记・月令》中记载：“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以差贷； 黑、黄、仓、赤，莫不质良，毋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制。”这段记载说明，祭服的颜色和图案花纹都有贵贱之别。衣服上的纹饰也是显示等级的一个标志。

楚地服饰的一大特色为轻丽华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织物对此有所佐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业已经在各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达到了一个较为发达的程度，其丝织品质地精良、花样纹饰亦有其独到之处。色彩纷繁、图案绚丽更使其服饰的精美程度达到一定境界。

相比之下，秦的服饰则逊色不少，从色彩到图案均不及楚地。而到了西汉早中期，尽管部分继承了秦代的制度，但是服饰色彩却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而这正与楚文化一直以来的特征相类似，让人很难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

三、结语

尽管秦始皇统一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促使文化一元化的政治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楚文化的发展甚至有将其打压消灭之势，但是并没有阻止其在消亡的过程中逐渐融于秦汉文化。并在服饰色彩与图案方面对汉代的影响极为明显。

由于西汉的统治者以及很多高层领导者多来自楚地，使得楚文化的特色在西汉初期较为高等的墓葬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而这些楚文化元素也证明了汉文化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了多种文化因素之后才最终成型的。

参考文献：

[1]韩国河，张翔宇.西安地区中小型西汉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J].考古学报，2011，（2）.

[2]汉书・卷七十五・韦玄传[M].中华书局，1992.

[3]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问题[J].江汉考古，1982，（1）.

[4]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江汉考古，1982，（1）.

[5]胡刚.楚文化的初步研究[D].西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6]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7]石宁.汉阳陵博物馆藏陶俑概述[J].文博藏品鉴析.

[8]郑蕊.汉代妇女服饰的考古学观察[D].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9]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冯丹，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