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

【摘要】实际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的重要主体，其责任性质的认定不仅关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内在体系的构建，也会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实际承运人责任性质的问题亟待解决。从逻辑与价值的角度来看，实际承运人制度构成了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进而将实际承运人责任定性为法定的合同责任。

【关键词】实际承运人 实际承运人制度 责任性质 《海商法》 合同相对性原则

实际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的重要主体，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其接受承运人的委托从事货物运输，享有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相应的权益，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与责任，实际承运人现已成为了《海商法》中一项重要制度。然而，在实践中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仍存在争议，不仅关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制度内在体系的构建，而且也会对相关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实际承运人责任性质的问题亟待解决。

实际承运人制度的产生及其责任性质问题的由来

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困惑。在海运实践中，政治、经济（运输成本以及运输效率）或社会（专业化分工）等原因，可能使货物运输不是（不能）由承运人来独自完成，其他当事人将参与货物运输的履行。具体言之，主要涉及两种情形：其一，由于联运或转运，货物将由一程船公司（承运人）交给二程船公司运输；其二，在承运人与托运人缔约之外，该承运人与船舶所有人签订租船合同，以租来的船舶进行前面所承揽的运输。在上述情况下，尽管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承运人与其他当事人（二程船公司或船舶所有人）存在运输合同或租船合同关系。但是，托运人与其他当事人并没有直接建立的合同关系。如果严格的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将会产生一些法律问题。

在承运人难以识别，或承运人没有能力赔偿货方的损失，或承运人对货方的损失赔偿不足等情况下，货方需要从其他当事人那里获得合同上的救济，而且往往是其他当事人的过错导致货方的损害，因此，上述救济也是合理的。诚然，货方可以对其他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但是，侵权之诉会施加给货方过重的举证责任，后者很可能因此而败诉。即使货方举证成功，由于纯经济损失不能获得侵权之诉的救济，货方的合法权益并不能获得应该有的保障。

在面对货方的索赔时，由于其他当事人不能引用运输合同中的责任限制或免责条款进行抗辩，可能会承担运输合同规定之外的责任。诚然，他们可以依据其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向后者求偿，但他们不仅承受着不能或不能完全获得追偿的风险，而且承运人也可能承担额外的风险与责任，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喜玛拉雅条款及其局限性。船方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一般在提单或运输合同中写入喜玛拉雅条款，使承运人的独立合同人可以享有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的免责、责任限制等条款的利益①。迄今为止，许多船公司仍然在提单中写入类似的条款，以备不时之需。但是，喜玛拉雅条款的适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周延性、效力的不确定性。虽然在一些案例中，喜玛拉雅条款被拟定得非常地周延、明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如“the Eurymedon”②。但是，在一些判例中，由于船东拟定的条款不周延，导致法院判决装卸工人的疏忽不在提单喜玛拉雅条款的保护范围之内，如“the Suleyman Stalskiy”③。显然，喜玛拉雅条款在本质上只是一个合同条款，该类条款有效与否仍然有待法官的进一步确认。第二，功能的片面性。喜玛拉雅条款虽然可以解决对独立合同人、人、雇佣人的保护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对货方利益保护的问题。因此，喜玛拉雅条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够完全地解决合同相对性原则所产生的实践问题。

海运立法的因应及引发的新问题。为了解决合同相对性原则的法律问题，弥补喜玛拉雅条款的局限与不足，《汉堡规则》借鉴了国际航空公约的有关规定，将实际承运人制度引入到了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当中，实际承运人制度“是该公约的一个重要特征”④，《海商法》也引进了这项制度。

实际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的重要主体，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其接受承运人的委托从事货物运输，享有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相应的权益，承担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与责任。实际承运人现已成为了《海商法》中一项主要制度。但是，学界对于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认定存在争议。如果可以认定实际承运人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那么就有理由将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认定为法定的合同责任。因此，实际承运人制度是否构成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成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承运人制度的法律逻辑分析

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主体的突破。从主体的角度来观察，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内涵首先表现为主体的相对性。根据缔约自由原则，理性自利的人有选择是否缔约的自由以及与谁缔结契约的自由，进而在特定的缔约当事人之间建立法律关系。因此，只有缔约当事人之间才能互相提出请求或提讼，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及诉讼。但是，依据《海商法》的规定，实际承运人已经成为了运输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其可以依据《海商法》与运输合同对其他当事人相互提出诉请。因此，实际承运人是运输合同主体的扩张，构成了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

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内容的突破。依据相对性原则的要求，合同法律关系的内容仅对缔约方发生效力，与第三方无涉。然而，随着实际承运人被引入运输合同，运输合同也对作为法定第三人的实际承运人发生效力，即《海商法》以“实际所从事运输”为中心设置了实际承运人在运输合同中的义务，如可能与承运人共同地承担着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卸载、直航以及使船舶适航等义务与责任，这些都是“关于船舶和货物安全运输的义务与责任”⑤，与此同时，实际承运人制度不仅为货主又增加一个依据合同索赔的对象，而且也使实际承运人享受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所享有的相应的权益。因此，实际承运人制度也构成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在法律关系内容上的突破。

实际承运人制度的法律价值分析

从法律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实际承运人制度认定为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具有合理性。

合同相对性原则所要维护的价值与理想。第一，契约自由是合同相对性原则所追求的首要价值。但是，如果缔约当事人自愿选择将合同的权利授予第三人，这样的约定实际上与合同的其他条款一样，并没有违背缔约人的意志自由。反之，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要求，第三人不能获得权利才是与缔约人的意志不一致的表现。实际上，在合同相对性原则维护意思自治的方面，忽略了授予第三人权利和施加给第三人义务、责任之间的区别。第二，合同相对性原则限制第三人进入合同当中还存在着道德上的考虑。第三方没有提供对价，不承担合同义务与责任，却能够享有合同的权利，这似乎是不公平的。因此，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应当具有相互性关系的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被视为维护公平的卫道士。实际上，允诺人通常已经从受诺人那里获得了利益，因此，公平权利的理念往往会导致相反的结论，即允许第三人享有合同的权利，而不是否定第三方的权利。第三，如果取消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缔约一方可能会对不特定第三人承担责任，这样会有损缔约方从事交易的积极性。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合同相对性原则可以限制合同的责任范围，保护交易的积极性，最终维护通过市场机制创造更多财富的理想。

实际承运人制度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价值诉求。《海商法》将实际承运人作为运输合同的主体，并使该主体享有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相关的权利，与承运人共同分担海上货物运输中的风险、义务与责任，不仅简化了其他海运立法中存在的承运人识别的难题，而且也有利于保护运输各参与方交易的安全，无论运输的安排怎样的复杂，均可以将承运人之外其他当事方一网打尽。同时，也允许实际承运人享受到运输合同中免责条款、责任限制条款的保护。实际承运人制度也有助于减少诉讼成本，使诉讼更加有效率，更不会产生所谓的循环诉讼问题，省时、省钱、省力且更有效地解决争议。当运输合同各参与方的合法利益得到维护的时候，法律也实现了公平与正义。因此，从法律价值的角度来分析，承认实际承运人制度是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以及实际承运人责任的性质为法定的合同责任具有合理性。（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注释

①"Adler v. Dickson",1955, 1 Q.B.158.

②"the Eurymedon"(New Zealand Shipping Co. Ltd. v. A.M.Satterthwaite & Co.Ltd.),1974,1 Lloyd’s Rep.534.

③"the Suleyman Stalskiy",1976,2 Lloyd’s Rep. 609.

④［日］樱井玲二：《汉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张既义等译，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页。

⑤郭瑜：“论海上货物运输中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3期，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