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觉醒”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正面应对西方入侵的事实，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规模和传教士涌入的数量，也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美国北长老会派来的丁韪良，在近代史上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那个时候，丁韪良的官方身份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朝廷任命他担负向中国官吏传授西学的任务。丁韪良逝于之前，享寿近九十，从1850年后，他的大半个人生交给了人生地不熟的中国。

丁韪良在晚年写了《中国觉醒》一书，其中记述了遭义和团围攻时期的经过：“义和拳民众这种暴力行径，只有在一个不开化的民族中才有可能发生。”

然而，“觉醒”一词给这部书定了调子：它是善意的，丁本人对中国的伟大之处的确有着比一般西方人更深的认识。在这本书里，他写下了大量给西方人看的普及性的中国史地内容，他概略介绍了自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部落到晚清日俄战争的中华民族史，择要讲述了孔孟、廉颇蔺相如、诸葛亮等中国历史名人的生平及思想。在他的行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身处异国的人所应有的谦逊态度：他努力去发现中华文明中正面的东西。

丁韪良关于“中国觉醒”的最深刻印象来自晚清改革，包括李鸿章、张之洞等名臣主持的洋务运动，包括短命的百日维新，以及再往后，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在他眼里，满人作为“中国的诺曼人”，既将德国史学家卡尔・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升到了2000年来的巅峰，同时也为自己的崩溃挖下了坟墓，因为它已无比僵化。

所以，丁韪良坦承，他曾不止一次地主张驱逐满人，瓜分中国――然而他随即话锋一转，说出了如下的认识：

我之所以公开放弃这一说法(“驱逐满人，瓜分中国”)，是因为看到了清政府倡导改革精神这一富有希望的变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要比迎来一个新王朝或在波兰的分裂政策下更容易获得和平的进步。

他觉得中国有可能用议会来取代一个由老人把持的中枢权力机构，他看到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越来越多地向西方派驻留学生，中国正在建立现代化的海关制度，正在积极地与侵略过自己的国家展开外交往来……这些就是丁韪良所说的“中国觉醒”的证据。

丁韪良虽然看好中国，但绝非“西方中心论”的颠覆者，他始终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来俯视东方的睡狮，那有限的善意和慈悲都集中在那个在西方指导下的“觉醒”之内。而之后至今的“中国觉醒及崛起”过程对这位美国传教士所谓的“觉醒”构成了日渐深刻的背叛，如果他九泉有知，大概真的会有些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