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与“商鞅变法”一起，被称为我国在先秦时期的两次重要改革。改革开放之初，“胡服骑射”曾屡被提及。“胡服骑射”与“商鞅变法”，前后相距不过五十年，但这两次改革又是不同的。在形式上，“商鞅变法”类似“对内搞活”，“胡服骑射”则近于“对外开放”。

“胡服骑射”的首创者是赵武灵王赵雍。公元前307年，赵雍实行“胡服骑射”，这在当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战国争竞，七雄逐鹿，赵国的周边环境并不宽松，“东有齐、中山，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史记・赵世家》）列强环伺，恶邻相向，生死存亡的选择，体现了这场改革的紧迫性。

任何改革的推行，都会遇到阻力。当时，草民们对于“国是”，无论改革还是改良，都没有任何话语权，改革的阻力来自权力核心与权贵阶层。“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同上）赵雍是清楚“关节”之所在的。他刚提出“吾欲胡服”，就遭到群臣反对（“群臣皆不欲”），更大的阻力则来自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王叔公子成。

既得利益和固有观念（某些观念有时会成为“通灵宝玉”式的神圣律条）都会构成改革的阻力。神圣律条与既得利益结盟，其所构成的阻力，就更加冠冕堂皇，难以逾越。华夷之辨，是华夏民族悠久的心理防线，自古以来，都是“用夏变夷”，倘若主动“以夷变夏”，难免会触犯某些人的心理禁忌。“胡服骑射”式的改革只是引进外来的先进文化，从表面看，赵雍引进的只是域外的服饰与兵制，但却涉及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与作战制度。这样的改革，阻力之大，是可以预料的。

鲁迅曾分析过国人接触外国事物时的心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坟・看镜有感》）果不其然，为反对改革，公子成这位“孱王”竟称病不朝。他的理由，仍然不脱“国粹”的窠臼：“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资治通鉴・周纪三》）公子成这段话，应视为国人惯常思维之“源代码”。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国情主义者”，宁肯赵国永远宽袍大袖，兵车笨拙，也绝不能搞胡人那一套。他批评赵雍是“舍此（如上）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在他眼里，“远方之服”与“古来之道”，是不共戴天的，“古来之道”是立国存身之根基，“远方之服”是灭国亡身之祸源。只要是吾华固有，“红肿之处”，也“艳若桃花”；“溃烂之时”，也“美如乳酪”。只要是域外之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用夷变夏”，就是“西化、分化”。殊不知，光阴荏苒，许多本土事物早已克隆了外来的基因。

蹈常袭故，抱残守缺，是公子成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不适于进步。对外来的器物、典制、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从渐次抵抗到无奈接受的完整的历史链条。今人已经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乘坐美国飞机、使用日本电器、喷洒法国香水了，但在典制、文化层面，仍然留下了“中体西用”的尾巴。这也是近代中国步履蹒跚的原因之所在。近代尚且如此，何况在二千三百多年前。

在这点上，赵雍的观念与公子成适成鲜明对比，“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由此，他确立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史记・赵世家》）他的观念，不“循法”，不“法古”，“随时制法，因事制礼”，一切以有利于进步为原则，体现了创新与发展的辩证法。

梁启超在谈及“胡服骑射”时写道：“王（赵武灵王）以其远大之政策，英鸷之材略，冒万险、犯万难……卒能使贵族服其教，黎元化其俗。十年之间，四征八讨，使赵为当时一等国，扬我民俗声威于域外。”可悲的是，这位被梁任公誉为“黄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最后竟被公子成等人饿死在沙丘宫。

【原载2010年11月14日《文汇报・笔会》】

题图 ／ 迟来的对策 ／ 迈克尔・肯托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