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维度之古代文学论文

一、发祥之地的自豪意识

这主要体现在清朝帝王回沈阳祭祖的作品中。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算起，沈阳一共做了近20年的都城，并且是清朝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都城。而且，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死后都安葬于此。沈阳被视为清朝的发祥之地。所以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帝王们出关谒祖，除了巡视地方、加强军备、鼓励农垦的目的外，更是为了表示不忘祖先功德，对先祖表达敬仰之情。其中康熙出关三次，雍正曾以皇子身份随父出关一次并代父出关一次，乾隆皇帝四次，嘉庆两次，道光一次。清帝在东巡过程中与其文学侍从写下了大量歌颂祖先功业的作品，其中作为祖先安葬之处的沈阳，自然成为其主要的表现对象。由于其特殊身份，作品中寄托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具有慷慨激昂的强大气场和雄伟壮阔的意象。

二、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

沈阳古代文学的时空维度划定，应该以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为参照。从时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上限应定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公元前300年左右。而下限应定在清代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宣布退位的日子，即1912年2月12日。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则要具体对待，如《盛京时报》连载的小说《薄命花》在2月12日之前开始连载，连载完毕时已经超过2月12日，那么根据文学创作规律，不能做硬性截断，所以这部作品也应归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从空间维度看，沈阳古代文学的区域划分则存在着模糊性。盛京、奉天和沈有不等性。皇太极所颁定的“天眷盛京”就是沈阳，但后来的盛京疆域大大超出了沈阳地区。盛京的疆域，“并榆关而东，尽鸭绿江岸，与朝鲜为邻，南至于海，北带蒙古诸边，至两辽河汇流处是为盛京，我国家肇基地也。幅员数千里，设关置守，棋布星罗，耕牧渔盐之利，日有加益”〔6〕;而“奉天府辖境为今日辽宁省的大部分和内蒙、吉林的一部分，治所在沈阳”〔7〕。在宣统元年开办的城厢自治会中，“奉天府”包括“承德县、抚顺县、本溪县、辽阳州、辽中县、铁岭县、开原县、复州、盖平县、海城县”〔8〕。《奉天通志》中的“奉天”则与吉林和黑龙江并列，“奉省之郡邑倍于吉、江”〔9〕。造成这种混淆是有历史原因的。“清初以沈阳为发祥之地，尊曰盛京，或称奉天，关外之地胥归统属。”〔10〕因为沈阳在清代地位很高，所以影响力日益扩大，“盛京等处之字义，亦祗限于今辽宁一省。惟撰《盛京通志》者，系踵《辽东》、《全辽》二志之后，以盛京一词，概括东北全部之地，而后人亦相沿而习称之”〔11〕。明确这个问题对界定沈阳古代文学作家作品非常重要，例如清代一些文人虽然被流放到盛京，却不一定是到沈阳，如郝浴“流徙盛京”〔12〕，其流放地却是铁岭，那么郝浴的作品中只有明确表现沈阳内容的才能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再如清代《塞上集》的作者喻成龙，《清诗别裁集》说他是奉天人，《清诗的》则说他是金州人，两者并不矛盾，这个“奉天”是就省级建制而言的。而《西征集》的作者于养志，《清诗别裁集》也说他是奉天人，但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他归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至于《奉天通志》中称为“奉天人”〔13〕的李锴就更不是沈阳人了。对此，我们可以将“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这两个范畴引入。“在国家文学内部，‘地域文学’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也是一种更强调回溯过去的文学。”〔14〕“关键是看这一地域的人们有没有在共同生活、相互影响、相互接触中靠长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积淀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结构形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趋同。”〔15〕而且，越是早期的人类生活越是受到地理环境的深重影响。与“地域文学”自然形成的特点相比，“‘区域文学’则是‘人为的’社会行政体制下的文学，更是一种面向现实和未来的文学。文学的地域特色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注入新的内涵，却不会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而改变。区域文学则既不会丧失文学的地域特色，却又比地域文学更具有资源的优势和现实的效应”〔16〕。“区域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从社会的行政区划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的固有规律，因而不同于对自然形成的地域文学的研究。”〔17〕可见，地域文学强调的是在“历时性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人文精神长期稳定的结构方面”〔18〕。而区域文学则是在根据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因素的需要而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文学活动，会根据行政区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根据沈阳古代城市发展的特点，沈阳古代文学应该是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以辽代建沈州，并使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地位为界，之前的文学活动更多地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属于地域文学范畴;之后的文学活动则越来越多地受到人文因素影响，属于区域文学范畴。对区域文学范畴而言，自辽代建沈州后，沈阳的城市区域虽然也时有变化，但其核心位置基本固定，辽代之后的沈阳古代文学空间维度较好划定，它可以和今日沈阳城区范围一致对待。但对地域文学范畴而言，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作为学科的地域文学史所要求、需要的，却是那种既能够获得悠久历史的认同，同时也相对稳定、且大小较为适度的空间范围概念。”〔19〕对于地域文学范畴中的沈阳古代文学而言，这个“空间范围概念”的确定至关重要。目前，可供选择的概念有二，一是“辽东”，二是“辽海”。“辽东”曾被视为东北全地的泛称，“东北之地，旧称辽东，其源甚远”〔20〕。许多涉及东北的著作以辽东为名，如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明代毕恭、任洛《辽东志》等。而“辽海一词，自唐以来，诗人已尝用之，以概指辽东之地，其名甚古”〔21〕，也概指东北。以之为名影响较大的著作当属金毓黻的《辽海丛书》。有时，“辽海”也指辽宁省，如当代人编辑的《辽海古诗征》一书就是如此。比较来看，“辽东”更符合这个“空间范围概念”。首先，沈阳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辽东郡，有着历史归属感。其次，“辽东”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如被收入金代元好问《中州集》中的诗人中，既有沈州人的刘泽、刘光谦父子，又有辽东人李献可和冯文叔，还有辽西人邢具瞻，辽东、辽西、沈州并列一起;而且，明代贺钦《医闾先生集》卷七的“漫记”有数则涉及辽宁的，其中将抚顺、辽阳和辽东并列。而《奉天通志》干脆就把居住在沈阳的戴梓称为“谪居辽东”〔22〕。从时空维度这个角度看，辽东与沈阳地区的重合度更大一些。第三，“辽东”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要更大一些，秦汉时期的文献多以“辽东”称东北;隋唐两朝佂辽过程中留下的诗篇往往以“辽东”命名，如隋炀帝的《纪辽东》、唐太宗的《辽东山夜临秋》和《伤辽东战亡》等。在《清史稿》中，更是将李锴、陈景元、戴亨、长海、吴麟、曹寅、鲍珍、高鹗和刘文麟并称为“辽东以诗文名者”〔23〕，这显然是把沈阳、辽阳、铁岭的文人都纳入了辽东地域文学的范畴。因此，在辽建沈州之前，沈阳可以共享辽东地域的文学资源。

三、沈阳古代文学的内容指向

沈阳古代文学包括哪些内容?哪些人的作品可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范畴?这是沈阳古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地域文学史显著不同于全局性的大文学史的一点是，它在发展演进历程中间所凸显出来的强烈的不平衡性。从普遍情形看来，地域文学只不过是于某些阶段性、间断式的特定历史时期内产生出程度不等的繁盛景象，不规则地跳跃式出现个别或一些优秀文学家，而一般不能或无法保持连续悠久性的、超越漫长历史分期的整体辉煌绚丽的局势。〔24〕对于沈阳文学史来说，这种不平衡性尤为突出。清代之前，沈阳地区出名的作家作品不多，而且多湮没于相关丛书笔记中;清代，沈阳先后成为都城和陪都，文学活动也随之活跃起来，但本土汉族作家作品与流人和满族作家作品相比，其发展态势依然是落后的。从总体上看，诚如金毓黻先生所言:“盖在他方，作者如林，别择綦严，犹患其多。辽海作者稀如星凤，立例虽宽，犹患其少”〔25〕。面对这种状况，本文主张在地域文学范畴的沈阳古代文学取广义，即文字记载的一切文献资料;而区域文学范畴内的沈阳古代文学取狭义，即以塑造形象、表达情意为创作目的的语言艺术作品。而作者的界定情况相对复杂。什么人的作品可以归入沈阳古代文学的范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甄别工作。早在金毓黻整理《辽海丛书》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清一代，作者多为旗籍。如《煕朝雅颂集》、《八旗文经》、《天咫偶闻》著录诸家，皆只著明某旗，不详本贯。欲知其是否为辽海先正，必参稽他籍及询诸故老而后定。今日如此，来日可知。蒐而得真，是为要务。〔26〕对此，应该把握住三个方面，即时间、空间和作品。一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1．出生于沈阳，并且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其文学成就也是在沈阳取得的，如缪公恩。2．从外地来到沈阳，有较多时间生活在沈阳，并在沈阳创作了较多作品，如函可和戴梓。3．从外地来到沈阳，只做短暂停留，但也在沈阳创作了文学作品。如清代出关东巡的帝王及其文学侍从。4．没有来过沈阳，但其作品却以沈阳为表现对象，如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作者。5．与沈阳有一定的地缘关系，但并不在沈阳生活，其文学成就不是在沈阳取得的，作品中也没有多少沈阳色彩。第一种情况指的是本土作家，当然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点内容;第二种情况既包括诸多流人作家，也包括来沈阳做官或谋生并在此长期居住的文人，同时还包括周边地区如铁岭、辽阳等地经常来到沈阳进行交流活动的文人，他们也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例如描写了许多沈阳景致的铁岭诗人魏燮钧，在沈阳萃升书院主讲的王尔烈与刘文麟等。再如清代开国功臣范文程，“其先世，明初自江西谪沈阳，遂为沈阳人，居抚顺所”〔27〕，他并不住在沈阳区域内，但住在沈阳周边，而且是沈阳县学生员，在沈阳作为后金都城的时期，他进入文馆，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出谋划策，并起草诸多文告，为推动了沈阳城市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现存文献不多，但他显然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中。在沈阳读书的金科豫和金朝觐也是如此。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显然不如前两种分量重，但显然也应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以便描述、评析其在地域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表现形态、作用和地域的文化文学在他整个创作道路的演进流变中镌刻下的印痕”〔28〕。而最后一种情况，如果其作品中带有沈阳文化因素，如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的烙印，那么也应该将其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因为“人不在原籍，并不意味着故乡地域文化的影响、色彩鲜明的故乡地域文化特征在其作品中也随着消失，作品那种深层次的思想意蕴、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依然同故乡文化精神有割不断的联系”〔29〕。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显然要更低一些。

如唐英，其先人在清初“从龙入关”，隶正白旗，属内务府。唐英本人在宫中服役二十多年，后到江西景德镇督理陶务，有“陶圣”之美誉，他对故乡沈阳很有感情，并自署“沈阳唐英”，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戏剧方面，但却不是在沈阳取得的，所以他只能算是沈阳古代文学史的外延，其文学成就虽高，却难以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主体范畴，就像我们无法把苏轼的《赤壁赋》视为四川文学一样。所以，在沈阳古代文学史中对唐英一笔带过即可。再如曹寅，虽然《清史稿》说他“世居沈阳”〔30〕，但他却自称“千山曹寅”，其文学成就也与沈阳没有多大关系。那么，曹寅就无法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因为“把那些除却籍贯的纯先天自然性关连之外，与故乡祖籍再没有任何人生及文学因缘的作家们排除在自己的关注视野和论述内容之外，是一种谨严而符合规范的做法”〔31〕。此外，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应纳入沈阳古代文学史范畴。其中值得提出的是，韩小窗等人创作的子弟书作品虽然带有明显的文人色彩，但因为这些作品主要在民间传唱，而不是单纯供文人赏玩，所以也应该归入民间文学范畴。为此，可以将沈阳古代文学的内容指向确定为以下几个方面:1．沈阳本土文人作品2．居住在沈阳周边，并与沈阳有密切联系的文人作品3．在沈阳为官者的作品4．因流放或囚禁而与沈阳产生联系者的作品5．因战争或巡幸而与沈阳产生联系的帝王及其臣属的作品6．外国使节、留学生和传教士在沈阳创作或表现沈阳的作品7．来沈阳游历或经过沈阳的文人作品8．没来过沈阳而关注沈阳者的作品9．以沈阳为背景进行创作的作品10．明清邸报和晚清报刊，尤其是《盛京时报》专门设立的“文苑”和“小说”栏目中刊发的文学作品11．沈阳的民间文学艺术文本总体来看，古代沈阳有着活跃的文学活动和丰富的文学积淀，但却给人以文学荒凉之感，“谓拙于文事，亦厚诬我先正也”〔32〕。目前学界对沈阳古代文学的研究，往往只重视个别作家作品，却忽视了“传承”的研究。对此，我们要努力梳理沈阳古代文学的发展轨迹，这既是为先辈正名，也是为了让沈阳人了解自己祖先留下的文学遗产，填补沈阳文化史上的空白，否则“我先正有明且清之言，而不知保存之，是亦后生之耻”。

作者：赵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