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的高崇民

他一生铁骨铮铮，不计名利，只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抗战期间，受中国共产党影响，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了重要作用。称赞他是“东北人民的楷模”。

此人，乃高崇民，辽宁开源人，1891年11月生。9岁开始，他就读于其父开办的私塾，历时10年。后到奉天林业学校学习，期间于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毕业后，高崇民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专业。毕业归国后，高崇民秉承三民主义思想成立民治促进会，后帮友人成立《民报社》，大声疾呼“一切政治应以民为主”。

1930年，日本擅自在临江县设领事馆，时任奉天总商会副总务长的高崇民，率全市10万余商民上街游行抗议。此事传到少帅张学良耳中，他马上招见高崇民，对其敬佩有加，遂委以帅府机要秘书之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高崇民从奉天赶到北平，在张学良的鼎力支持下，创办“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3年，该会被查封，遂又组建“复东会”，宗旨不改，斗争依旧。高崇民分派人马潜回东北，把黑土地上各路警察、保安队、地方民众武装、红缨团和大刀队等组织起来，成立抗日义勇军，多达50余路，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其中，抗日义勇军在辽宁锦西击毙古贺联队长的辽西大捷，尤为轰动。

1935年春，张学良奉命令要率东北军去陕北“剿共”。行前，他专门召集中坚征求意见。高崇民直言：“东北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他们要以收复东北为己任，不应随人摆布，消耗在内战中。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不是无条件的。”言外之意：还是不去“剿共”为好。但张学良心存幻想，寄希望于‘剿共’胜利后，“蒋公”能够抗日。不料，东北军一与红军交手，便损失了109师，师长牛元峰阵亡，伤、俘、亡官兵共计6000余人。在接下来的3个多月时间里，又损失了1个半师。这给张学良以巨大打击。哀痛中，他不免想起高崇民的力劝，越想越觉得声称的“三个月即可消灭红军”的话是痴心妄想。这时，张学良通过手下王以哲军长收到中共延安的电报，了解了对方要求与东北军和西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由此，他开始有了新的酝酿。

不久，高崇民带着与中共不谋而和的明确主张抵达西安。恰巧，这时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没在家，于是高崇民先会见了西北军杨虎城将军，明确表示当前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打内战自相残杀，祸国殃民。杨将军赞同他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高崇民在东北军中广泛接触各类人员，对有些人只谈抗日，打回老家去；对思想进步的人，则谈联共联苏，共同抗日；对知心人，公开提出反蒋抗日，主张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张学良回来后，高崇民先是将自己与杜重远、阎宝航联名写的“建议书”呈上，接着，直言不讳地旧话重提：“派东北军‘剿共’是一大阴谋，意在两败俱伤，伤到哪一边都是他‘蒋公’的胜利。共产党有老百姓拥护，是不该‘剿’的，事实上也‘剿’不了。东北军目前已丢了家乡，却不想方设法打回老家去，竟连年跟随打内战，真乃骂名在身又加恶名呀！”一席话，直击少帅痛处。张学良问：“如不剿共，东北军该如何抗日？”高崇民答：“联共、联杨，一致对外！”

联共，张学良不敢对高崇民轻易吐口；但联杨，却未尝不可。不过，张学良知道杨虎城对自己素有芥蒂，于是便把这个“说和”任务托付给了高崇民。事实上，早在高崇民来西安前，中共军委驻天津特科的南汉宸即通过第三者，将“张杨关系”告诉了高崇民：东北军移防西北之初，曾与西北军为争房子、采购物资、看戏和占地等发生过摩擦，产生诸多误会。后来，怕两支部队走得近不好控制，也极尽挑拨。他一方面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能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转身，他又派戴笠跟杨虎城讲：“少帅有大西北主义，你要注意！”这无疑火上浇油，加深了双方矛盾。为了解开这个“扣”，高崇民数次会见杨虎城，力陈张学良对西北军绝无取代之意，并说张将军曾对自己讲：“我们东北人流亡在外，要有骨气，不能抢人家地盘，就是日后开拔，走时也要拍拍屁股，不能带走人家一点土。”同时高崇民还指出，大敌当前，却让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出去“剿共”，其实只是为自己，而绝不是为民族；并揭露了制造谣言，挑拨兄弟部队之间关系的险恶用心。当然，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两支部队应立即停止“剿共”，把西北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愿。杨将军每听一次，心灵都受到一次震撼。几次下来，他终于表示：“唯学良领导，我则不从，愿为抗日，肝脑红！”

张学良闻言，甚为高兴，责成高崇民率东北军几位要人与杨虎城指派的几位知己定期联系，以“联席会”形式，共同商议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之大计。期间，潜伏在西北军的中共王炳南等人同样做了大量工作。当双方主张共同联共抗日的目的日趋明确后，1936年4月的一天，张学良终于提出要直接面见杨虎城。高崇民喜出望外，立即陪杨将军赶到少帅驻地，三人秘密商谈，确定了不打内战，与红军合作，联合抗日的政治方略。自此以后，两位风云人物不计前嫌，单独会晤，相互砥砺，共表决心。

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布置“剿共”。12月7日这天，张学良哭谏停止内战，蒋勃然大怒。事后，张学良向杨虎城通报了情况。如何扭转的顽固做法？两位将军议而不决。深夜，两人一同赶到西仓门高崇民住处，经过一番商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逼蒋改变“剿共”计划，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日。

12月11日夜，当捉蒋行动布置妥当后，张学良笑着对高崇民说：“秀才呀，该给我们的举动取个名了吧？！”高崇民略加思索，当即讲了一个典故，然后随口嘣出“兵谏”二字。少帅知其兵谏“不带政治色彩”的深意，遂点头赞同。行动开始后，一切进展顺利。消息传来，张学良与杨虎城立即口授八项主张，让高崇民马上带人起草，通电全国，申明东北军和西北军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发动兵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随后，张学良吩咐高崇民拟个名单，组成“行动设计委员会”，并让高崇民出任主任。被移押西安市区新城后，高崇民也跟到那里办公，每天吃住办公室，日以继夜地处理电报、信函，接待各方来人，搜集各方反映，并及时向张杨汇报。当时，对如何处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杀”，有人主张“放”，更有人主张“不杀不放”。12月13日，高崇民建议张学良用自己座机将中共代表团一行接抵西安，以倾听中共意见，共同商议解决西安事变的办法。等到西安后，与张杨进行了交谈，并代表中共中央表示：西安事变是义举，是二位将军爱国的表现，符合中共和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中共已决定对张、杨给予政治上、军事上的支援，同舟共济，共渡安危。后有关各方几经努力，最终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共识。12月23日，张学良让高崇民召集“设计委员会”开会，研究如何放蒋。会上，分歧又现，焦点在“需不需要有条件地释放”。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召集会议，表示不一定非让作出什么承诺，并签了字再放他。因为即使作出许诺，他也可以撕毁。张学良还说，为了拥蒋抗日，他准备亲自送蒋回南京。闻听此言，高崇民深感意外。当夜，他给少帅写了一封长信，力陈还是“有条件放蒋”较为稳妥，并坚决反对张学良亲自送蒋。12月25日早8点，张学良召见高崇民，说：“崇民，你的信昨夜我看了。我告诉你，咱自己请神自己送，不要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死了我自己，没了咱这些东北人，也该在所不计。”高崇民则说：“那也是三位一体的事，不能由咱东北军一家定呀！”张学良拍了拍高崇民的肩膀，调侃道：“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哪！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你放心吧！”

当日下午3时许，高崇民正在组织“设计委员会”开会，继续讨论应该如何处置时，忽听有飞机发动声。这时，张学良的秘书处长洪钫破门而入，伏身悄声告诉高崇民：“张已送蒋走了！”高崇民大惊！随后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在场的人。众XN-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愤怒道：“竖子不足与谋！”但高崇民了解张学良，心里清楚：他急于送蒋，是有他的想法。一则他还是拥蒋的；二则他为顶住亲日派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三则他必须以示磊落，用亲身归罪之态度，感化蒋尽早同意抗日，别无他肠。这样，也能让中央亲日派无话可说。于是，高崇民掷地有声地说：“张只身送蒋回南京，一个人可顶住50万中央军，确保西安方面平安无事。”

1937年2月下旬，高崇民告别了东北军一部驻防的高陵。行前，他接到信，邀他回西安商议西安事变善后之事，但因种种原因，他没能回去，而是返回北平。两个月后，高崇民应之邀，赶赴上海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筹备会议。指出：“总会的任务一要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要营救张学良将军；三要声援东北抗日联军。”根据这个指示，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在北平举行，高崇民致开幕词，并当选为5名执委之一。七七事变后，又指示高崇民亲赴南京，通融戴笠为“东总”在国民政府中注册立案，使“东总”有了合法的政治地位。此后，高崇民根据中共意见，率“东总”骨干在全国各地东北人集中的地方成立了分会，积极推动联合抗日。

1938年8月，高崇民随“东总”参观团到达延安。在那里，他郑重地向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经与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商议，决定让高崇民暂留党外，以便于统战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指示高崇民立即率“东总”全体人员返回东北，开展“反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随后，高崇民被中共任命为安东省主席，并在1946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直没有公开党籍），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高崇民上调北京，先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等职。“”期间，高崇民遭迫害，1971年以81岁高龄冤死狱中。

1979年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高崇民召开隆重的昭雪大会，评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