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空首布

空首布是我国先秦四大钱系之一的布币分支。它作为最古老的金属货币始铸于西周末，盛行于东周及晋、郑、卫等诸侯国，曾以长达500年以上的历史成为北方最为流行通用的货币，以极其重要的作用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山西省的中南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自尧舜禹发端至夏商周朝代，这里的社会经济一直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于此地的晋国及衍生的赵、魏、韩更是屡屡称霸于世，其国力之鼎盛和经济之繁华远在其他诸侯国之上。 新田（今山西侯马市一带）作为晋国中晚期长达三个世纪的都城所在地，不仅以考古界闻名的侯马盟书见证了晋国公侯的朝代更迭，更是以精美的青铜器铸造和空首布货币的流通，创造了领先当时世界水平的记录。 重见天日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国内诸多考古专家聚集山西省侯马市，对位于该市境内的晋国古都新田遗址展开了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发掘工作。发掘成果令人非常振奋，大量的鬲、盆、豆、罐、壶等陶器制品和精美的春秋列鼎、编钟等青铜器相继出土；驰名中外的侯马盟书也赫然面世，为研究中国古代的盟誓制度，研究晋国的发展提供了价值非凡的文字实物。期间，在上马村东北一座春秋墓葬中发掘出海贝6枚、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包金铜贝32枚等多种古代钱币，接着在牛村古城南又发掘出青铜空首尖足布177枚，其中一枚长12厘米，肩宽4.5厘米，重30.7克，残一角，文有“新晋共黄+”五字。在发掘中尤为罕见是占地一平方公里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在一处4×4米的遗址中居然出土空首布范芯十余万件，部分布范内尚留有未取出的空首布。面对新田如此庞大，如此丰富的金属造币遗址，考古界一致公推其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铸币工场。 新田空首布型如农具铲，留有安把的空心方孔，钱币学称其为“銎”。布币质薄型大，布身有稍凸起的三道垂直纹饰，多素面无文，非常精美，与齐、秦等诸侯国流通的刀币、纺轮等一样，均由生产工具演化而来，不但蕴含着古人崇尚生产创造财富的意愿，而且形象地印证了人们用粮食、丝绸，甚至工具交换物品的行为。古人称铲土的农具为“钸”，“钸”与“布”声母相同，音韵相转，于是“钸”就转韵为“布”了，空首布名字由此而来。 青铜铸币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采纳韩献子：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其教，十世之利也”的建言，由绛（山西翼城）迁都新田，构建了以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为主体的品字形宫殿，继晋文公之后再次打造出一处颇具活力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为振兴国力，晋国实施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利器明德、省有足财、以厚民性”等一系列开放流通、减轻税赋、活跃商贸、刺激生产、积蓄财富、宽厚待民的治国之策。同时，凭借境内丰富的汾河、浍河水系，以境周的金、铜、煤、铁、盐等为重要资源，在南傍紫金山、西依汾河的空旷处，开办了金属冶炼、纺织染色、制革、制陶、车船、制盐、营建和玉石漆器等手工业作坊区。在这个犹如现代工业园区的作坊区中集中了大批的工匠和奴隶，集中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青铜器铸造，在掌控中条山丰富的优质铜矿后，冶炼技术和范模工艺不断创新，铸造出的晋式铜器很快风行北半个中国，铸造出的青铜空首布币立即获得市场认可，广泛流通，催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贸经济。 《易・系辞》文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描述的正是晋南城邑市场买卖粮食、兵器、牛马、丝帛，背负宝货（钱币）而归的场景。春秋时期，晋国是公权统治最为宽松的国家，公卿大夫们扩大领地，兴建宫舍，组建武装，扩充人口，加之可以私人铸造钱币，新田空首布很快即以独特的交易、流通、储藏功能成为商业的重要构成，有效地改变了原始的“抱布贸丝”物物交换，冲击了“匹马束丝”即可换取五个奴隶的不等价掠夺行径，推动了古代的城邑商贸经济形成和发展。 经济之范 货币走入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如何运作的课题，难能可贵的是古人对货币的铸造流通、商品的贸易流转、货币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独到的科学认识。 《国语・周语》文载，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姬贵在位时，为解决王室财政窘困问题，借鉴晋国经济繁荣的做法，曾下令铸造“大钱”，称其为“宝货”投入流通。国卿单穆公劝阻说：“货币发行一定要权衡轻重，百姓手中钱小购买力低，铸行大钱，小钱被作废，只会让百姓匮乏，民无生机，国家岂不也要匮乏。”由此可见，古人对货币增发会带来通货膨胀已有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 同样，公元前574年，晋悼公为让百姓休养生息，推动经济的发展，颁布了“公以下各级官吏凡有积存均要惠及百姓，境内没有不流通的货物，也没有穷困的百姓，招待宾客只用一种牲畜，祈祷以皮币代替牺牲”等一系列经济举措，旨在制止屯积货财，加大市场流通，消除贫富不均，降低招待规格，节省祭祀开支，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增强国家经济基础。这一举措果有成效，晋国北和戎狄，西慑秦国，东镇齐国，南疲楚国；八年之间，九合诸侯，迅速以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崛起再度称霸春秋。 正如《国语・晋语八》所载：境内“商工皂隶不知迁业”，“绛之富商文错其服，金玉其车，能行诸侯之贿”。新田都城与周王城洛、齐都临淄、楚国郅城并称为天下四大商业都会。 在长期的流通使用中，各地以新田空首布为制式逐步更新，变大型布币为小型布币，变空首为平首，进而方足布、圆足布和三孔布等币型相继面世。为区别流通领域，布币上出现了不同地域的字号，如：河南南阳“南”字空首布、河北邯郸“甘”字空首布、陕西韩城的“韦”字尖足布、雩县东的“丰”字小方足布、武功县西南的“邰”小方足布、山东宁阳县北“ ”小方足布和甘肃宁县西北“宁”小方足布等众多出土货币。 在山西境内，单方足布遗址即有26处，布币面文有530余种，比较著名的有“平阳”“宅阳”“安阳”以及“晋阳”“兹氏”等60余品，其中标有“平阳”的方足布数量较多，约占已发掘布币的五分之一，集中出土于山西中南部的汾河中下游区域，而这一区域从古至今都是山西商贸和金融最为发达的经济区域，走出了闻名世界的山西商人和金融票号。 钱币能量 “三家分晋”是晋国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重要转折点，这一转折点的最大标志是颠覆了商周以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伦理。在晋国自襄公以来公权失控，陷于卿族争权夺利的争斗中，瓜分、占有对方的土地是其最大目标，这种争斗不仅有强势的掠夺表现，更有尤为火热的土地买卖。 《左传》襄公四年载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的事例，说的正是晋国大夫向戎狄进行私人封地买卖的活动。不仅如此，《国语・晋语》还以“假货居贿”四字记载了晋国富商放借钱币，“钱生钱”般地获取高额利息，萌生中国最早的资本运作现象。不难想象，晋国在六卿大夫掌控青铜器铸造、盐业采集，并大量铸造钱币的状况下，土地买卖和高利贷活动自然会越演越烈。他们作为中国最早的地主阶层，不断蚕食周室公权，直至血腥争斗后的赵、魏、韩三卿把晋国土地全部瓜分完毕。 赵、魏、韩三国鼎立战国后，悠久的晋文化仍为魏赵韩所继承光大，名义上，晋还是三家的共同代表，甚至到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受命为诸侯后，“晋”为共我的观念还存在，三家时常结盟一致行动，如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合攻楚及之后的联合攻齐就是先例。三家采用的货币仍是畅通无阻的空首布，这对三晋的强盛无疑起着巨大的作用。 赵国立足太原向北灭掉中山国后，疆域直达内蒙包头、大青山一带。设都邯郸后，更建起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的都市规模，“王室饰车百乘，黄金千镒”非常奢侈。在赵国出土的布币面文中标有38个邑，可见其范围之广。赵国布币设有大、小二等制，分别重16.32克和7.5克，一大枚等同于二小枚，币背署上了表示重量的“铢”“两”等币制衡名，此后，还铸造出面文为宋子、无终的三孔布。新田所在的魏国一度称霸列国，地域横跨黄河两岸，向南灭掉郑国囊括东周洛邑后直抵河南中部，极盛时设置都城于大梁（开封），地跨陕、豫、冀、晋、鲁、皖六省。其布币除铸有“安邑”“晋易”“陕”等地名外，也署有表示质量的“？”字，并冠有“半”“一”“二”等数量词，为货币流通赋予明码计价的功能。韩国位于山西南部和河南一带，都城为新郑，其布币逐步进化为削肩圆弧档制型，流通使用更为方便。 此时的赵、魏、韩三国总面积比晋国时期扩张了一倍还多，空首布币流通于数千公里的区域，出现了赵国与燕国互相仿造对方的刀币和布币，连远在长江流域的楚国也铸造起了布币，这在各地墓葬地里均有发现。借助空首布货币的流通，诸侯国市场开放民众往来，颇似当今欧盟国家随意进出，货币自由流通之景象。 在宽松的商业环境刺激下，战国后期出现了很多的巨商大贾，如从一介“布衣匹夫”出身，从事畜牧、盐业的猗顿，从事冶铁业的郭纵、卓氏等人，其赀拟王公，富可敌国。著名奇商吕不韦在韩国阳翟从事“贩贱卖贵”的行商交易，数年后竟达到“家累千金”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不仅如此，眼光独到的吕不韦还把经商思维延伸于政治领域，把质押在赵国的子楚当作“奇货”，散尽家财以重金扶持子楚返回秦国，继位秦庄襄王，吕不韦由此平步青云，由布衣而任秦国丞相。他以商人的思维，招揽文人编写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20余万言的《吕氏春秋》，成为战国时期集商人、政治家、思想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 公元前225年，秦灭晋统一华夏，新田空首布的历史戛然而止。但辉煌的晋文化包括其中的货币文化，均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芒，时至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