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在乎的声音

8岁之前,若你问我“不可能在乎的声音”,我一定会兴冲冲地给你模仿公鸡的打鸣,野猪的嘶吼或猫们的叫春,甚至茅坑绿豆蝇的嗡嗡声。这些,我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并且形神兼备。

很好,你大概已猜到这些声音应该来自几百公里外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是的,我就是那村里的土包子。我以前确实很土,一出生就被送到那儿,由姑妈抚养。在村子的泥巴地上,摸爬滚打,哭笑玩闹,过了8年。8岁的我对村子以及那些声音的不在乎,好比十几岁的少年面对母亲和她的唠叨。这点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

小村子叫围桅村。

散落在神鼎山下的几十户人家是村子的全部。清晨落雾时,零星的屋舍隐在白雾间,若有若无。如果你以为那儿充满诗情画意,那就错了。睁大眼看看,村子里不过平铺着重叠的水田,起伏着让人目光发酸的山丘,曲折着几条土路。很难说出它与别的村庄有什么不同。

外出务工的人带走了村子的生命力。余下的小孩和老人,在村子生命线的两头,缓慢地成长,迅速地衰老。鲜有陌生人,狗都懒得叫一声,整天裸着舌头四处游荡,被我打得直呜咽。谁家的门嘎吱一声,便显得愈发地静。

然而这静谧让人无比压抑。我那时非常羡慕背着大包小包出村的人,并且疑惑乃至责怪城里的父母常来看我却不肯接我进城住。报复心极强的我还威胁道:“等我进城了,把你们俩下放农村,劳改!”

当然,与伙伴们摸鱼偷瓜或随姑妈串门时,我是不这样想的。

晴朗的午后,姑妈常抱着我去翠群婆婆家。她一个人住,老伴儿早死了,儿子在城里打工,成了家,很少回村。她靠儿子每月寄钱过活。

翠群婆婆很会泡擂茶。她总是耐心地拨旺墙边的火,用黑漆漆的铁盘哗啦啦啪啪啪地炒熟豆子、芝麻,用圆钵刮点黄姜,加盐,滚水一冲,递给我半杯。我一边津津有味地舔茶一边听她说长道短(现在想来,她是很八卦的)。时间一长,耳濡目染,我对村里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一清二楚。比如我就知道曾叔讨了对门山里的堂客,那个婆娘懒得要死,只晓得打牌,洗脚水都要她老倌子倒;还有上屋的小娥,细伢子都有的,却看上了堆儿冲玩龙的五鬼,两人跑到外头再没回来过;党嗲的荷包何时鼓起来的啊?还不是当了村长!半夜三更后山的咒骂声又怎么回事?那你就要去问问平二,他娘是怎么死的……谁家富,谁家穷,谁家死了人,谁家生了娃,我无所不知。口无遮拦的我曾当着哪家婆娘的面指责她好吃懒做,弄得姑妈很没面子。

有时翠群婆婆会停下来,布满老茧的手捏住我鼻子,往下一挤,带去一把鼻涕,往椅后腿上抹,然后冲我笑。柴火噼噼啪啪,仿佛也在笑。她一笑,脸上的皱纹也跟着笑了,笑成纹。她常夸我:“好伢子!好伢子!”我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李家婆娘常骂我“害人的小畜生”。但我想,这并不矛盾。不管它,我只是舔着杯壁上的芝麻,捏着木棍在火堆里一拨,腾起数粒火星。

诸如此类的声音每天都在我耳边飘来飘去,但对于几岁的小孩来说有什么意义呢?8岁前的我甚至以为村子的一切对我而言都可有可无,村子就像一滩黏黏的淤泥,拖住了我的脚。

那时的我已开始向往山外的世界,向往城里的漂亮衣裳和乱七八糟的灯光。开始憎恶生于土地,翻耕土地,又被脚下的黄泥巴埋葬的命运。

幼稚的怨恨在我进城后转换成了对村子刻意地疏远,什么狗吠、流水、牛哞、夜歌……这些琐碎的声音在我早已飞离大山的目光前,只能像柴草上的火星,瞬间淡褪了温度,飘落为灶台上的灰烬,很快被时间的抹布抹去。于是,我成为迟到的城里人后,总是用满不在乎的口气将自己与那个小村子隔离,伪装成局外人。这样虚伪了么?

至少我姑妈当时很看不惯。一次她当着我妈的面给了我两个嘴巴,骂道,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了。

时间是村子注视我的目光,在它面前我矫情的伪装如此苍白无力。我的童年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是围桅村的童年,我幼年的记忆已被村里的泥土拿捏成形。什么城里人的优越感,脱了一身名牌你还是一土包子,就像乌鸡的乌是乌到骨头里的。

我开始回想起村子的点滴。我记得那年去水库边玩水,被姑妈骂得臭死,她边骂边哭;我记得下雪天叔带我去山上打兔子,忙活了一天,兔子影子都没见着,我叔就咯咯直笑;我还记得我曾和亮伢子对着池塘撒尿,比谁撒得远,我铆足劲儿都比不过他,气得哇哇大哭……

水草般温存的记忆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坐上老旧的班车,在某个黄昏顺着土路蜿蜒进村。

回到村子,却发现一切又都那么平淡。生活仍旧围绕着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展开。我想抓住什么,可沉默的土地上不过是一地鸡毛。漫山遍野的细草犹如分分秒秒的时间挨挨挤挤地织成了村子密实的流年。我怀念村子的一切,可我所怀念的又分明是那些我不可能在乎的声音。我无法否认,可又无法正视。或者村子也就如此,是我在心里将它美化了?我一直怀疑着自己。

站在村口,你能远远地望见屋檐下的一个黑点,那一定是翠群婆婆。她成天就这样坐着,望着远方,一言不发,像一截朽木,在太阳下沉寂。这样的老人已经成了村子里的活标本。

经过她家,我总要上去寒暄几句。她每次都过于夸张地惊叹我的变化。她已经很老了。一次她竟认不出我,混浊的眼睛深深地藏在皱纹里,仿佛那儿是另一个世界。我走后她才回过神地嗫嚅着什么,含糊不清。

每次进村,要么听到鞭炮声,要么是幽幽的哀乐。这次是翠群婆婆。她死得毫无征兆,乡邮递员发现她时,她坐在尿桶上,裤子都没穿好。村里人靠着她儿子寄来的一点生活费简单地办了丧事。灵堂寒酸冷清,屋梁上挂着高音喇叭,播放着沉重的音乐。令我诧异的是,棺材前的遗像中,翠群婆婆紧闭着双眼,完全一个死人相。死人的遗相不都是微笑着的吗?姑妈说翠群婆婆死后连照片都没找出一张,要不是十毛的媳妇怀孕快生了从北京回来,她只怕连遗相都没有――十毛媳妇从北京顺便带回了照相机。

微弱的烛光无法爬向阴暗的角落,香烟缠绕着上升,游离四散,盈满了灵堂。村子十几年的光阴仿佛凝聚成烟雾在缓缓流动。我的如鲠在喉是因为村子的没落么?村子的生命力难道将要消失殆尽了么?它的结局会像那张奇异的遗像,生前都来不及捕捉温和的笑容,而只能在死后定格成一张凄凉的面孔,留给后辈们冰凉的回忆么?

那个夜晚的黑暗与10年前的静谧似乎息息相关。从姑妈断断续续的念叨中,我知道三爹是怎么不顾家人劝阻,踏上套鞋,挂着帆布袋,硬要雪天去给村里人剃头,回来时老眼昏花,跌进了山沟;国爹给人唱了一辈子夜歌,死的时候却没人给他唱;黄谷粮终于抱孙子了,他种了一辈子田,就指望黄家香火不断,他高兴地给邓小平的画像磕头,并给孙子取名黄米粮……

过往的画面和声音如同草棍上的尖刺,刺破了村子固定于我脑海中的影像。

原来那些平凡如草芥的声音是村子涂抹在我心里的底泥,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惊叹号。可没有那些声音,村子只能是个空壳。他们如同一棵棵叫不出名字的树木,葱葱郁郁地插满神鼎山。

莫言说,故乡并非父母之都,而是童年度过的地方。一如顺着那条必经的土路回到村子,我将随着那些“不可能在乎的声音”进入故乡。那该是一个陌生抑或熟悉的天地?

(选自绿野文学社《南方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