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典当业发展兴衰的思考

【摘要】当铺是我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其作为调节民间借贷的中介,具有坚实的客观经济基础。本文以徽商典当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原因,揭示了典当业的发展需要内外诸多条件的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以服务经济发展。

【关键词】徽商 典当业 创新

典当业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古老的行业,在我国有着很长的发展历史。最早的典当活动始于南朝,由寺院经营,叫质库;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从明末以来,当铺基本是商人开设,再没有寺院开设的,这也说明明清以来,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必然带来了当铺主的变化。而跨出省门到外省开当铺的,则首推明末徽商,当时已有“徽商开当,遍于江北”的说法。本文从其经营的典当业出发,深度挖掘其兴衰的原因,这对了解封建社会金融机构的发展特点很有帮助,也希望能对当前典当业的经营发展有所指导和参考。

一、徽商及其典当业的发展

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称雄二百年,势力高峰时期,“无徽不成镇”,“全国金融几可操纵” ,成为社会一大奇观。徽商无货不居,以盐、典、茶、木为最大宗,兼营粮、棉、丝、绸、墨等等。徽商的兴起是由多方面综合因素决定的,这包括:第一,徽州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因而不得不商贾他乡,求食四方;第二,徽州境内有一定的水路交通,方便经商;第三,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第四,徽州有竹木等自然资源,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五,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同时,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徽商依托宗族势力获取资金和人力上的支持,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组成徽州商帮。可以看出,从现代意义上说,徽商典当业大多采用的是以商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

典当业是徽商经营的仅次于盐业的行业。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这些使得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使用货币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徽商程壁治典于江阴,清兵南下时,为支援军民守城,先后捐银竟达175000两之多。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号称“吴志典”。清代徽人汪巳山,其家侨寓清江浦200余年,“家富百万,列典肆,俗称江家大门”。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置典铺上百所。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厮役扈养”共计不下2000人等等。

除了资本上的雄厚实力之外,徽商还逐步降低利率,取息仅一二分,至多不过三分。通过对文书资料的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徽州典当业的实际资本利率并不高,在徽商经营的诸多行业中并不是最高的。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减轻了高利贷资本对生产的破坏,便于小生产者利用典当资金以济缓急,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具体的经营策略中,也改变了传统的典铺石库形式,开始尝试四面开门,分头接待顾客,藉以提高营业效率;严格约束员工,贷出的银子成色好、重量足,计算利息公道,收回银子时不得多取分文。这些都为徽州典商赢得了非常好的“商誉”,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市场领导地位。

二、徽商典当业衰落的原因分析

1、战乱和人祸的冲击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加速了徽州典商的衰落。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凡是经历了战争的城镇,工商业均遭受了严重破坏,当铺更是被洗劫一空。这一时期的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了严重冲击: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太平军要劫掠资财,连清兵也没有放弃发财的大好机会,在徽州纵兵大掠,全郡窖藏一空。同时,为了战争筹款,清政府更是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强迫徽商贩铜和捐助团练,增加了税负负担。当铺的高柜台和高围墙,在和平年代,能起到保安全的作用,但是,在战争和人祸面前,却不起任何作用,或者说必定要经历“一场浩劫”。

此外,面对动荡的局势,典当行在日常的经营中,也开始不断调整当利、押物估值率和典当期,这也影响了其自身的持续经营,降低了原先的“商誉”。

2、官商结合模式的不稳定性

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也受到各级官吏和衙门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也是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盐商是徽商的主体,其成败标志着这一商人集团的兴衰隆替。徽商典当业是以商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商业尤其是盐业的衰落自然使得典业也受到极大影响,资本量急剧下降,营业额也江河日下。嘉庆之后,徽州的官绅势力趋向式微,徽商失去了政治靠山,典当业的经营更是雪上加霜,“左宗棠增质铺”而徽商“几败”。

3、江北典当业市场被晋商所蚕食

经过康熙后期几十年的发展,至乾隆末年,全国商人开设当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晋商在江北取代了徽商的地位,成为“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晋商兴起于明初,即14世纪中叶,因北方边塞大量驻军,明王朝实施“开中法”而兴起。所谓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凭借地缘优势,借“开中法”之东风而兴起。起初他们的足迹集中在北部中国省份,如宁夏、内蒙古和辽东等地。明代中期以后,山西商人越来越具有冒险精神和雄厚的资本,他们开始向南方扩展,很快占据了内陆省份的市场。除了经营其山西的特色商品,如盐、煤铁、丝绸、纸张和棉花等外,还把经营范围扩展到了典当业和账局(一种小规模的仅供地方性的兑换和储存的机构)。

晋商经商活动的特征是在许多城市和城镇设立分号,长途贩运货物和分号之间的资金流通,汇兑和存贷的需求旺盛。于是,专门从事汇兑、存款、借款的票号开始出现了。“票号业务,由经理与财东议定,专理汇兑、存款、放款,一切金融事业。”“票号于资金宽余时,也经营贷款业务,主要对象为官僚、 钱庄、大商人。”除此以外,票号还经营发行银两票和代办捐项业务。其次,票号所从事的存、贷、汇、兑等业务不仅服务于清政府及地方官员,而且也服务于大的商业企业。晋商的票号和典业的发展相得益彰,取得了规模经济,这也进一步导致徽商典当业的衰落。

4、金融市场国际化背景下的经营上的墨守陈规

中国近代金融业开放最初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导致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以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在华设立机构为标志,外国金融势力开始渗透中国金融市场,首当其冲的是票号、钱庄和账局的业务。早在清乾隆后期,随着借贷业务的发展,当铺的自有资本便不敷周转,除了官府发当生息银两外,在开设账局和票号的城市当商就开始向账局和票号借贷以继续扩大业务。随着市场的被动开放,传统的自然经济已经被打破,原先固有的商业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开放的金融市场要求金融机构应适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及时调整资本来源结构、经营模式和业务结构,而当铺自身经营中的守旧性使其难以适应开放的要求。因此,当账局、票号和钱庄受制于外资银行之时,典当业也开始为外国金融势力所掌控,包括徽商在内的民族典当业逐步退出市场。

三、徽商典当业兴衰对当代的启示

1、和平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发展的外在条件

政治动荡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和战争频发对于典当业而言,是无法规避的系统性风险。战争和动乱的浩劫将重创典当业的发展,投资者也视其为投资的危途。由于典当业拥有贵重的当物,每一次战争和社会动乱,都是乱兵和盗贼垂涎的目标。每经历一次洗劫,典当业都会一蹶不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之前的发展水平。因此,和平而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显得极其重要。

2、行业监管和合理税负是良性发展的保证

在典当业监管体制上,各国通常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金融角度,即实行典当经营许可证制度,赋予典当行贷款经营权;二是治安角度,即实行特种行业许可证制度,加强对典当业的治安防范。在其经营范围上,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差别很大。有的很宽泛,像在美国和加拿大,其典当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综合性很强;有的则有一定限制,一般仅限于动产质押,少数国家允许通过不动产质押来融资。从典当行业经营模式看,连锁经营是一种行业主导和发展趋势,因为其能够较快地提高整体实力,占领典当市场的较大份额。我国典当业的监管权以前归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归商务部。为更好实施监管职责,应在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典当业监管司,与商务部建立定期联席会晤机制,共同发挥监管合力。此外,还应将税负降至合理的范围之内,给典当业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3、不断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创新是任何行业发展的活力所在,通过创新才能增强发展后劲。第一,应做好企业形象塑造。如营造优雅环境,统一企业标志和员工着装,提倡规范服务等,改变人们以往对当铺的旧有观念。第二,加大业务创新。除传统的典当业务之外,还应积极探索开发鉴定、咨询、评估、当物保管等业务;在发展个人典当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对中小企业的典当融资业务。第三,创新内部管理。典当行不同于一般的经营企业,内部管理应符合典当业务特点并随着业务活动的需要进行相应创新。但同时也要注意创新的适度,过犹不及。第四,资本来源渠道创新。资本是建立公众信心、开展日常业务、缓冲经营风险的工具,其大小将影响典当行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因此,应通过各种渠道创新资本来源,扩大规模,如可通过发行债券、吸引信托基金、典银合作和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形式。

4、合理的对内保护是保持竞争的重要内容

金融业开放需要充分考虑其适度性,并非开放程度越大就越好。历史证明,近代金融业的全方位开放不仅没有换来中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相反却造成了民族金融业的弱势,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金融风潮。过度的开放,纵容了中外金融机构的投机性,加剧了市场中的风险积聚,也使得国际金融风险的跨国传导变得更加容易,使得本已脆弱的国内市场更陷入风雨飘扬之中。因此,对于典当业――金融业的一个分支,既需要开放,也需要保护。开放并不是模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而保护也不同于封闭,所需要认真考虑的是开放和保护的平衡。说到底,就是强化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依据金融约束论的观点,引导其合理发展。

当前我国典当业正面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行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已经明确、稳定,开始进入良性轨道,行业内部生存条件初步具备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历史上典当业的发展特点和行业经营实践也提供了良好的借鉴经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典当业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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