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衰败之鉴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然而，就是这样兀然崛起、利倾朝野、在世界商业文明传播史上堪称奇迹的百年商帮所创造出来的商业文明，传播到近代，却随着封建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总结其衰败成因，在今天有什么借鉴意义？今日徽商如何再创辉煌？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明清时期徽商之富，堪称 “富可敌国”。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堪称奇迹的百年商帮，缘何由兴盛走向衰落？

追溯徽商衰败根源

腐败的政治文化

清朝末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明也来到中国。屡战屡败的结果，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阶级，其中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学习西方文明和技术，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革思想。但统治阶级引进西学、西技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制约西方列强，维护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不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一旦引入的东西危及其自身权力，则立即被打入另册。

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农耕社会，封建正统思想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历来重农轻商。这种政治体制不但不保护商业，反而杀鸡取卵，肆意摧残，并造成频繁出现的毁灭一切、玉石俱焚的战乱，给予蓬勃发展的民族商业文明的继承传播以致命打击。同时，西方列强恃仗铁舰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挤压了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正处于现代资本文明萌芽阶段的商业文明传播蒙受重大损失。

官贾儒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秩序为“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即使挣了再多的钱，如果家里没有人读书做官，也总觉“矮人一头”，因此，即使是最成功的徽商，还是把“读书”放在第一位。徽商对读书入仕看得很重，有钱的徽商重视子女教育，从明中叶到清咸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读好了书去做官，纵然没考上，对做生意也有很大帮助。为生存和竞争考虑，徽商贾仕结合，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因而具备官贾儒三位一体的重要特征。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也许正是徽商和晋商在这方面的不同，才为徽商日后埋下另一种伏笔。有人甚至认为，曾创造出老“文房四宝”的徽商之所以在新“文房四宝”面前毫无作为，是它的基因里对财富的创造有另外的理解。

农本观念和乡土观念

徽商是在带有很强宗法色彩的农业文明观念的支配下，进入商业活动领域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所特有的极度欠缺的生产工艺，使得他们带有较为强烈的小农意识，并在此观念引导下，始终没能树立起西方资本商业文明中效能的观念，甚至，相当一部分始终没能培植出对现代资本商业文明的忠心，导致资本始终不能社会化。

在封建王朝重重禁令、处处干扰的大环境下，徽商发展受困，到一定阶段他们就不愿、也不能把所获得的财富积累用来像西方资本文明那样的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向儒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狭隘思想，“广营宅、置田园”购买土地当地主，再培育子弟读书从政。

在徽商初创阶段，他们的足迹遍及岭南塞北，饱尝寒暑之劳，频历风波之险。可一旦富足了，富者巨贾们却大肆挥霍浪费，过着帝王般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即使上代以俭为训，而其后辈则恃仗父辈们留下的金山银山，建造豪宅，斗富比阔，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影响到再生产的扩大，造成商业资本的匮乏，难以适应市场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思想浓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保守和排外

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徽州社会普遍发生的观念变革促成了徽州社会与徽州人思想意识的大解放，于此营造出来的开放的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最终帮助徽商克服了徽州地域强大而坚固的地理阻隔力，他们发现并利用徽州四通八达的水网，成功走出徽州，并凭借着开放文明的优势，实现了由地域性商帮向全国性商帮的跨越。

明代中期及至清代康、乾年间，徽商在全国范围内的拓展又使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进一步走向开放，并促成徽商走向鼎盛时期。然而，变化就在此时悄无声息地发生了。随着古玩、字画、典籍、诗文等文化精品伴随着金银财富一起滚雪球般地流向徽商家园时，徽商与徽州社会便以为占尽了天下的先进文明，其自得感与自大狂同步膨胀了起来，“有徽州而有无天下”的感觉，使徽商重新返回窄小的心理家园。随之，徽州文化的开放性渐渐式微，徽州社会也重新复归封闭状态。

应该指出，徽商征服天下的行程并未改变徽州在地理上的封闭性，当徽州文化的开放性式微后，盘亘环峙的群峰峻岭又重新凸显了徽州的封闭。以不变应万变、以小变应大变的经营韬略，在海外资本不可阻挡地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走向土崩瓦解的巨变中，最终促使有着数百年辉煌史的徽州商帮被淘汰出局。

以商附官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以攀缘政治为特色的官商一体化灰色文化情结，也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明现象。官商情结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商业文明的突出现象，原本就与平等、自由、竞争的现代商业文明不相适宜，之所以在我国长期存在、传播，进而可以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关键在于我国长期奉行的人治体制，造成了商人寻求通过攀缘封建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益，而政治势力借以权力寻租来参与商业分羹，甚至先富商人更以商业投资的动机采用捐纳方式进入仕途之路，从而合法实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融合。这也是导致封建政治腐败和社会昏暗的一大根源。

徽商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在清末民初，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因而绝大多数的商业资本仍然只停留在流通领域。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中国古代地主制经济服务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徽商随着封建制度在中国的消亡，其落后的封建商业文明传播方式逐渐暴露出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因而，其衰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简单诚信

中国传统的儒家诚信观念，虽然把“诚”提到“天道”的高度（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把“信”提到“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的高度，但是由于其产生的年代属于中国的封建时期，加之这一时期农业经济文明的显著特点，儒家诚信观念自然也就归属于中古农本社会的诚信范畴，是仅限于一定范围内（家族和“熟人社会”）的局限性文明，这种局限性是由封建农本经济社会现实中家庭合作关系的历史性质决定的。

而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儒家思想贯穿于整个经营理念。其赖以生存的“诚信为本”商业信条，强调的是封建等级程序的不可侵犯性，极力把诚信关系限定在固定的纲常伦理范围，因而禁锢了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交往，剥夺了人与人的平等竞争关系，也阻碍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交换关系主要是在本土社会或亲情关系之中进行，难以发生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现代诚信观念本质区别于中国传统诚信观念之处在于，后者只知对熟人讲诚信，而不知对陌生人讲诚信；前者则要求对任何其他人都讲诚信，这意味着现代诚信观念是基于人人平等的伦理观念。这种平等观念是与现代人权观念、自由观念等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的，正是这些观念，构成了现代商业文明中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体系的核心，离开这个核心价值观，也就决不会有现代诚信观念。

“人治”和资本的消散

在我国商业文明的演绎过程中，长期依附封建体制而形成的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家长式经营管理是我国封建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家族式经营也是封建商帮从事商业经营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重要作用，但是徽州商人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地位。

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代代相继，从而严重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虽然沿海地区有一些大商人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毕竟只是极少数。

可见，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徽商在社会进步的历史转变关头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以史为鉴

徽商的成功在于以智慧和德行化作它最大的商业资本，建立了一套体现中国传统文明的激励机制和商业道德，但是，它的失败同样也在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固有的缺陷和狭隘，加之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

徽商在长期艰辛创业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融东方儒家文化、徽人意志品德为一体的独特的商业经营理念和风格，这就是“徽商精神”。“徽商精神”涵盖了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尊儒亦儒的求知精神、诚实守信的敬业精神和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等等。它既蕴含了现代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融合了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和优秀品格，是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微观铸塑，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徽商精神

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胡适先生概括的“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但徽商精神还不仅仅是“骆驼精神”，它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一是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徽商的爱国精神，突出表现在明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到了近代，为了抵御外国入侵，徽商也踊跃捐资。

二是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他们穷则思变、奋发进取，毅然走出深山，闯荡四海。可谓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苦；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这种创业精神实在可贵。当事业出现曲折时，不少人一蹶不振，从此销声匿迹，而徽商却百折不挠。史料中记载“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

三是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徽商善于趋利逐时，即根据市场特点，采取最好的经营方式；也善观时变，即在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还能揣度时宜，即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做出种种决策，往往能出奇制胜。

四是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和协”是指处理人际关系所应达到的境界。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一家人或同族人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像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

五是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翻开明清小说，常常见到关于徽商的描写。但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徽商个个是吝啬鬼。如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就讽刺一个在杭州的徽商吴某，“家中颇有数千家事”，“肉却不买四两”，“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这正反映了徽商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

徽商商业道德

“贾而好儒”是徽商显著的特点。其结果不仅使徽商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商经验，推动自己事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受中国传统文明的影响，徽商具有一种理性，这就是以儒道经商，有良好的商业道德。

一是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诚信经商在徽商中十分普遍，他们认为“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二是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在徽州粮商、典商中比较突出。三是宁可失利，不可失义。徽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处理义利关系上，能够做到“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四是注重质量，提高信誉。

重教兴学

徽商不仅自己贾而好儒，而且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他们在致富以后，或者兴建书屋，购买书籍，以重金聘师课子、或者亲自督促子弟读书、或者兴办义学，教育本族子弟，更有甚者则兴建书院或捐资书院，也有资助本地本族子弟参加科考。重教兴学已成为徽商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历经几百年，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提高了一代代徽商的文化素质，使他们经商更富于理性；二是培养了徽州莘莘学子，他们搏击科场，跻身仕途，反过来又成了徽商的政治靠山；三是造就了一代代徽州学人，推动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四是发扬光大重教兴学的社会传统，对后世商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往开来新徽商

在沉寂了100多年之后，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徽商以崭新的姿态重登中国商界舞台。在古老的徽商传统与新时代经济碰撞下，一大批“新徽商”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崛起，活跃在海内外商坛，凭借深厚的商业文明底蕴，创造出海螺、丰原、比亚迪、雨润等一大批国人耳熟能详的民族品牌，不少品牌市场占有率甚至位居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列，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五百强企业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中有数十位安徽人。

安徽是资源大省，不但物质资源丰富，人力资源也很丰富，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其地理位置和资源都表明安徽有巨大的发展机会。但是， 事实却是安徽已经远远落后于江浙沪及其他近邻的省份。现在长三角很多重大决策和重大工程如建设高速公路、打造快速铁路，都是密切配合，而面对相对落后及办事效率低下的兄弟省份安徽，他们似乎都不屑于与之合作。

长三角现在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扩张，需要更多的土地资源，扩容已成刻不容缓之势，而其自身矿产资源、能源、基础工业等已十分匮乏，至此，安徽省内有些城市提出加入长三角经济区，以求依托宏观经济大气候，发展地方经济小气候。但是长三角这个“富人俱乐部”始终把贫穷的安徽排斥在外。这究竟是为什么？

曾有一家媒体问在皖的一位外商：“安徽的投资环境如何？”该外商深叹一口气说：“在安徽办企业，需要盖很多公章，与沿海地区相比，投资环境建设最少相差10年。”很多政府权力部门化，一些部门站在自己部门利益上做事情，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必要的困难，使企业启动和发展的成本增高，企业家花在企业外的精力太多，致使企业的发展风险加大。同时，安徽还缺少全民经济意识，缺少较为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正所谓“醒得早，起得晚”。安徽眼下最急需要的是向江、浙两省学习其上上下下的开放意识。经济部门对民营企业应该扶持、宽容，给企业家创业以更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心理环境。特别是招商以后，政府做事一定要规范，只有规范才能使企业的社会成本降低，企业才能有好的成长环境。

新徽商要借“十七大”和奥运东风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构建起商人新的人格信条和新的价值趋向，以诚信为基石，通过创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促进安徽经济的彻底崛起。

（作者为安徽华运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