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确认“早期国家”的困难——兼论有关国家起源的各种理论

讨论国家的起源问题，对现在的研究者来说存在着重重困难。对于这一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政治学者若想有所作为，同样存在着诸多障碍。这些障碍，就我理解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早期国家”概念界定的难求一致；二，早期国家存在标志鉴定的困难；三，人类早期历史信息的遗失和被遮蔽与现性推理的限度；四，已有的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引导和误导。

一　界定“早期国家”概念的困难

且不考虑地球的诞生以及地球早期生物的漫长演化史，我们考虑人类社会，是从人来源于类人猿这一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的。人类社会的演化史，从与猿揖别后蹒跚于东非埃塞俄罗比亚高原奥漠河谷的原始人开始，迄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00万年。对于这一漫长的人类历史，基本的公设是在成型的国家诞生之前有着漫长的非国家社会发展史。截取从现代考古技术所能探查到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到正式国家诞生的漫长时代，可以将其看作考察前国家状态的时间断。我认为，从非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1]的过渡应是所谓的早期国家状态。

对于早期国家的理解，我们当然不能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参照，也不能从可以确认的国家（如中国的周）中得到直接的启示。我们假定了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原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组织方式如何转化为国家这样一种组织方式的，是“早期国家”概念最应当说明的问题。既然仍是国家，就存在着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的共同本质；既然是早期国家，就存在着与一般国家的不同之处，而且有着与原始社会组织方式的遗风。因此，按我的理解，可以将“早期国家”定义为一定范围内稳定的公共权威，这种权威以一定的强制性为基础。我强调强制性这一点，是为了使其区别于原始社会的一般公共机构，但我放宽其它的要素，是为了使这一概念涵盖更广的范围，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着稳定的公共权威及其机构，这一实体即可称为国家（或原初政府），因为它具备了国家最为实质性的要件——强制性。在强制性这一点上，可以以税收[2]作为更直观的考察指标，因为税收即体现了稳定的公共权威机构的存在。而至于国土、人口、强制措施性的具体后盾和表现形式（如，是宗教性质的还是暴力性质的），都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国家的外在形式。

这是从概念上所做的说明，具体考察起来依然摆脱不了各种具体的特征。而人们通常理解的国家，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公共权威，稳定的公职人员（官僚机构），税收和公共职能，强制性机构和统治的存在，一定幅员的领土和常住人口，，等等。则“早期国家”如果不存在所有这些特征，也至上部分地存在这些要素。这是使其区别于早期公共组织机构的标志。但就是以这些标志来界定早期国家也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因而难以达成共识。原因在于，这些特性是否应该是统一的标准，各方面的主次地位是否一致，各学者的理解也会有不同。比如，经济学家会从税收这一角度理解国家的出现，政治学家，比如恩格斯就从暴力机关的角度来考察[3]。国家诞生的标志，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往往从考古资料的文明程度来推测它们是否是由国家来推动的。对现在的研究者来说，“早期国家”问题实际上更主要的是个考古问题，对不同领域的学者来说，实证资料都是共同的。但各学者的概念和解释框架因为学科分化的原因而各不相同。结果对“早期国家”的理解和分析成了各种概念的分歧和解释策略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现在是很难求一致的，如果他们回到对考古资料的依赖上的话。而问题又出现了：实际考古资料的欠缺和零星，决定了研究者只能借助一定的推理和想象来完成。而共识的难以达成的原因就在这里。

二　早期国家存在标志鉴定的难度

对这一困境，德国政治学家赫尔左克在《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的“绪论”中就有比较详细的论述[4]，他逐一怀疑了作为国家标志的各种要素判断，也表明了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国家”（可以理解为“早期国家”）的限度，显示了他对国家概念，更准确地说是对“早期国家”概念的迷惘。

在对国家实质的认定上，他提出，“我们要探究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现象，是人对人的统治。这种统治，从第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命令那一天就开始了。”统治是国家的实质，“然而统治的存在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诚然，没有统治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也存在着一些由人组成的群体，在那里虽然实行着统治，但却没有人将它们称为国家；只要想一想家庭或是某个经济企业就清楚了。”（第4页）这里其实涉及到国家的范围问题了，难逃现代人思维惯性的影响。我想，这可以通过一定的领土范围和群体事务的性质来弥补这一定义的不足，即统治性，如我所说的强制性一样，这说明了国家的实质。但仅仅这一点不还不足以构成国家。这一点，他也想到了，接着他就谈道：“也许可以考虑用各个人统治人的群体的大小作为衡量标准。”但“寻求一个可以一锤定音的标准，这一探索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定居就是史学文献中被人提出来作为另一个区分标志。”但如果以此为准，将“看不到今日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根源，而对游牧民族择地定居的意义估计过高，超出了它自身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在从游牧状况转变到定居状况的那个时刻，社会群体的组织形式和统战形式还没有丝毫变化，要起变化，需要有许多代人甚至是许多个世纪的发展过程才行。”所以，以定居为确定早期国家存在的标志则可能忽略了实际上存在于远古的一些政治实体。

“另一类对国家下定义的尝试，认为‘内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内部，指的是一国的统治者面对所有其他在同一地区活动的强国表现出能够独立自主。”“可是这样一来，国家的历史倒真是要从公元十六世纪开始了。”（第5页）可见，“内部”不能作为早期国家的存在标志，若真要以为标志，也要对“”的概念做相当的转化，即对一统治范围内的权威最高性和垄断性，而不是相比较于其他政治实体而言的。

从职能上看，“一个人统治人的群体所具有的各项职能，细究起来也还是不能提供识别国家的决定性标志。最‘典型’的国家所肩负的‘标准’的——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任务，在历史上是根本无法确定的；国家的任务在不断变化着，从祭神祭天，开发疆土直至防御外敌，从维护内部和平直到兴修水利以及兴建其他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等等，不一而足。而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统治形式——经济企业、家庭、游牧中的部落群体等——当然也都有它们各自的极为重要的职能。国家并不是人惯于用来解决自己各种问题的唯一的组织形式。”

“看来，现在只剩下组织——更确切地说是长期设立的统治组织——可以考虑它作我们所寻求的识别国家的标准了”，“而组织，就意味着在其成员之间进行任务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它表明已经有一些由某些人专职担任或者至少是连续担任的职务存在。一个仅仅为了完成某项时间有限的一次性任务（比如为了修建一座巨大的陵墓）而将他的部属召集起来的游牧部落首领，还不能说掌握着国家权力，但是一个国王，如果他能将一部由专职人员组成的官僚机构调动起来去完成一些周而复始的出现的任务，那么就完全可以说是掌握了国家权力了。”“但是即使在这里界限仍然是模糊的。在我们刚刚的提到的两个极端之间，横着一个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包括一个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包括这样一些组织：它们的成员只是一些临时召来的，但却具有专门知识的‘业余人员’——如‘后备管理人员’、‘预备役军官’等一类人。恐怕不可能将所有人们举出来做例子的这类组织系统从国家概念中排除出去。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也许是组织的大小以及它是否长期存在”，（第6页）“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那种级的，‘游移不定’的过渡状态。”（第7页）

从出土文物的角度看，正如赫尔左克所言，“如果想从出土的文物引出有关国家形式早期萌芽的结论，那么就会碰到完全同样的困难。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对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城镇，我们就已经可以——如已经多次指出——认为他们有一个公职人员了，在这里我们将这个官员称之为‘市法官’。历史科学在研究那些有文字材料流传下来的时代中一些比较大的居民点时所积累的全部经验，都支持这个想法（第63页）。然而，人们也同样知道历史上有过一些居民点，在那里，市民之间的争执和纠纷是有市民集体来调停，必要时也有这个集体进行裁决，可以说是通过一种‘社会自决’的方式吧。不言而喻，这种做法只是在非常小的村社（集体）里才能凑效。但是，任何人都划不出一条准确的数量界线，说明一旦逾越这种做法即宣告失灵，还暂且先不说也没有哪个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一个史前时期居民点的居住人数。”（第64页）

“再举一个例子：对于那些经常被人引用的水利设施，情况也完全相同。人工整饬一条河道、开辟一条长大数公里的水渠，在没有国家实现规划，国家实行强制性劳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用来引水导流的比较小的水沟和堤坝，却也完全可能由一个农民单独挖掘修筑或者是一批农民自愿结合起来完成，在这里，同样不可能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把国家采取的措施和资源进行的合作严格区分开来。”（第64页）“军事成就，建立灌溉系统，防务设施和修建庞大的纪念性建筑那一类巨大的文明措施。等等。——没有组织特别是没有强迫就不可想象，由大批的人群去完成的业绩。”

“与此相比，陵墓，确切一些说是随葬品要来得稍微可靠一些。对于史前研究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人类在世界观方面最早的信念之一，就是相信人死后还回继续生活下去。因此人们就安葬死者，而有由于人们显然进一步还相信死者在彼岸也需要多种多样的物品以便继续过他在人世间的生活，于是便早早地将在世时曾经作为他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标志的那些日用品和装饰品，就可以发现社会地位差别中那些哪怕最不起眼的痕迹。而社会地位的差别，则总是同时意味着地位较高。比较富有的人对比较贫穷的人的统治。”（第64页）“一座被发现有丰富的金银随葬品、车子残余部件或者甚至仆役残骨的陵墓，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称之为王侯陵墓；因为财富同时意味着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能力，这一点总是不会错的”，（第64页）并且，“一个将这些贵重物品放到墓中给一家之长带走的家庭，必然不仅仅占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家庭必定比这还要富有得多，所以将这些东西弃置地下也不会感到难以割舍。如果随葬品逊色一些，那么在判定墓主的社会地位时偶然就可能出现把握不定的情形。但是，因为所发现的古墓多半不是单个的而往往都是比较大的墓群，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吓总是能够确定个别墓中的随葬品的价值是否与其他墓中的随葬品很不相同。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就只有一个结论，即这里找到了人对人进行统治的一个证据。”（第65页）

“当然，在随葬物品上做文章也不是说一点冒险性都没有。因为神也不能确有把握地排除下面这种情况，即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有过那么一些时期，那时候对死者完全不实行墓葬或者至少是没有什么殉葬品。要是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这一能够对研究者提供许多帮助的证据就也不复存在了。”（第65页）可见，以随葬品来推测早期国家的存在仍存在着不确定性。

三　人类早期历史信息的遗失和被遮蔽与现性推理的限度

不可否认，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流至今日，历史的信息就像河流携带的泥沙一样，随着流程的遥远而日间稀少。虽说现代科技已经可以很精确地探测到地下遗迹和古物的年代，但这些资料在说明古代社会时所应有的地位难以确定。原因在于，作为地面上的活的历史，也是更重要的历史过程并不能遗留下来。而文字记载，更准备地说是历史记载的出现，已远落后于国家的诞生了。所以有关原始社会公共权威组织的情况，我们无从谈起，摩尔根的调查来自于现代社会的土著部落[5]，其对人类早期社会的解释是有疑问的。而国家的产生显然不是凭空的，它只能是从一个比较雏形的状态演变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点雏形信息的缺乏是我们认识的第一个盲点，它决定了我们后续推论的限度。就算是文字的记载，以中国为例，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大规模文字是甲骨文，而上面记载的主要是关于占卜的事情，别的信息有限。后来的正式史书记载，对遥远的部落时期的事情，多是根据传说记载的，没有确证。就算是神话，中国也是相当缺乏的，以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缺乏关于自身起源的神话[6]，中国对自己的早期来源不甚了了。而学者们的现代学术思维，特别是现代人运用的词汇对古代社会是很牵强的，它们遮蔽了一些信息，也扭曲了一些信息，在我们运用这些词汇进行表述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图景一定与早期国家的真实途径相距甚远。

另一方面，现代人考察古代社会，主要运用的是实证资料和逻辑推理，逻辑推理依赖于一定的逻辑起点和形式逻辑规则。这更多的是一种智力游戏和语言游戏，从无开始的任何推理最终都是一种假说。它提供的只是一种又一种的观念，而不是形象的图景。即使有形象的图景，它也只是在每个人心中以既有的知识和形象加工而成的。谁也说服不了谁。偷懒的解释倒有，比如宗教的解释，说人是由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的，国家也是它们的安排。现性不承认这一点，但也难得提供一个更圆满的解释方案，这显示了现性推理的限度。时至今日的学术研究对早期国家问题的解释可以实现局部的自足，但尚无普适性的答案和终极的答案。而且，我们还不能怀疑进一步考古资料的出现将会冲击我们已有的早期国家观念的可能。

四　已有的各种理论和学说的引导和误导

我一直认为，现代学术的各种理论在拓展人们理解事物的可能性上功不可没，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它的遮蔽和误导作用。对一般的思考者来说更是如此。对“早期国家”问题，古今中外，各种说法五花八门。而大部分的立论都不是建立在充分的历史真实资料或考古资料的上的，相反，更多的是从各自的立场和观察视野出发勾画出了各自的国家图景。每种图景自成一家，都说明了国家的某一特征。但综合起来的完整的国家图景至今无人能够知晓，也无人能够确切描绘。而现代学者的研究，往往是以这些理论为起点的，不可避免地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观察视角，事实上使每个研究个体的认识都存在着限度。

举例来说，盛洪先生在“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7]一文中，从中国原始宗教演变的历程中分析出中国最初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早期的产生逻辑。盛先生的解释与通常的经典理论的确不同，但也成就了一家之言。类似的解释还有李泽厚对中国“巫史传统”的极大关注，他从中国图腾开始的宗教演变，特别是宗教理性化（即仪式化）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国家产生的逻辑[8]。读来也非常有道理，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概括，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比较稀薄。

各种解释有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一下，有以下一些观点：一，生产力论。强调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只能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应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就是民主式的。在此状态下，公共权威机构（政府）并不具有强制性，其产生过程也是和平而自然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分化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分化，掌握公共权威的人首先转化为强势的权力集团，从而产生了国家。恩格斯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当正如前面所说的，这种解释所用的实证材料是处于当代时空条件下的土著部落，其合理性依然存在着争议。二，宗教说。如盛洪在“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文和李泽厚在“论巫史传统”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其主要逻辑是在前国家状态里，个人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恐惧，形成早期的（图腾是其标志），而那些主持宗教仪式的巫师或主祭则由掌握宗教权力转变为掌握对社会的管理权力（对普通人宗教和生产活动的指挥）。此时的宗教机构实为最早期的政府。随着图腾的简化，多个部落经过宗教整合统一于最高的宗教领袖“天子”之下，完成了最初政治结构的建构和社会的整合，而部落向天子交纳的贡奉则转化为赋税。较严格意义上的政府（盛文称之为国家）由此产生，实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此时的政府可能已演变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暴力特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此种解释对中国原初政府的产生比较有说服力。三，契约论。该理论假定了一个自然状态，社会由理性人构成，因为生活的不便或对对秩序的需要，个人通过契约（投票）让渡出部分或全部权利交给公共机构，这便是国家（西方学者习惯称之为政府）。国家的产生过程是和平的。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是洛克和卢梭。但这一观点的悖论正像盛先生所指出的：“在没有政府的丛林中，人不可能平等”[9]，投票和契约因而也不可能。另一类契约论如霍布斯的契约论有所不同，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出于对秩序的需要，人们通过契约的形式组成具有强制性的政府，并且，人们在让渡出自己的权利以后再也不能收回权利。这一解释仍然属于契约论的范畴，是霍布斯的理论设想，并无丝毫证据。四，另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暴力说。（这一点盛文也提到了。）即曼瑟 奥尔森的“常住的匪帮”说。该理论分析到，在人类早期，“流窜的匪帮”每到一处，就要尽可能地抢走老百姓的财物；但当他们在某一地方常住下来后，就发现如果把财产全抢走了，老百姓就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动力进行生产，抢劫就不能持续。于是，他们试着只抢（或强迫老百姓交出）一部分，这部分的比例随着不断试错的过程可能调整到非常低。这就是赋税的来源，实际上也就标志着政府（国家）的产生。与恩格斯的政府产生于一个社会内部的解释不同，奥尔森强调政府的产生是由原来外在于社会的强制群体演变而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暴力团体社会化直至合法化的过程。依然具有契约论的特征，但与传统的契约论又有些不同。单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但正如盛先生所说的，它无力解释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辽阔的国土上政府的产生。更何况，就我理解，奥尔森的解释是在看了有关冯玉祥作为地方军阀如何从土匪日益壮大而来的，这显然是一个学理的解释，对事实上的早期国家其解释力也是值得怀疑的。

而其他的解释和推测更是五花八门，本文不能一一列举。从这些解释中，在没有充分实证材料的情况下，人们的思索可能已受到了误导，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仅仅将早期国家问题作为一个观念问题来思索并以此为解释现代国家问题服务，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注释：

[1] 这里所讲的“国家社会”是指比较完整地具备国家一般要素的社会。以有别于本文所论的“早期国家”社会。

[2] 虽然税收是一个成熟国家社会赖以存续的命脉，但其实质仍然是常规性的强制性财富掠夺，其前提是社会剩余财富的产生和强制性公共权威机构的存在。

[3] 这体现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

[4]本部分摘录的段落全部来自该书。罗曼 赫尔左克（德）：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8。引文后只在括号里标注页码。

[5] 参见（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北京）1957。

[6] 吴国桢在《中国的传统》第一章第一节“神话的贫乏”中写道：“尽管世所公认他们民族悠久，但是现在中国人在这方面（神话）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却是太支离破碎而又少得可怜，几乎近乎荒唐可笑了。”——见该书第1页。东方出版社（北京）2000。

[7] 载于《读书》2000年第12期。

[8] 参见李泽厚：《己卯五说》之“论巫史传统”一文，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9。

[9] 参见盛洪文“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