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背景下的对策建议

时间:2022-09-27 12:15:18

外向型经济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背景下的对策建议

摘要:文章对2006年8月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有所加快这一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开放经济下,各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以及经济发展积累的内在压力和制度性低估等因素,导致了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提出了外向型经济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进一步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避险工具、出口产业政策的重新审视、合理处理好企业、地方和国家利益等。

关键词:外向型企业;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对策

截至2008年5月22日,人民币汇率累计升幅已达16.08%,对中国外向型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海关总署初步统计显示,2008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同比增长21.9%,进口规模增长30.6%;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净减少132.1亿美元。市场普遍预计,全年出口增速将回落至15%左右,顺差较去年为净减少。

一、人民币的长期升值趋势

2007年8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一旦中国为了抑制通胀而实行紧缩政策,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继续居高不下,外汇占款泛滥、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冲动。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巨额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中国通胀雪上加霜。

实际上,中国货币当局和学术界对人民币升值已经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更多积极的看法,正在从原来对升值的犹豫转向坚决,又被动转向主动,从谨慎小幅转向快步加速。央行2007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作为稳定通货膨胀重要组合,反映了这一重大政策意图。2008年5月10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首届陆家嘴论坛再次高调表示“中国货币政策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反通货膨胀”,说明中国货币当局在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中做出了初步的选择。

因此,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原因,除美元大幅贬值这个相对因素外,主要是中国各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中国为减少过多的国际收支顺差引发的通胀压力而主动采取的对策的结果。而且可以认为,人民币已经处于长期升值通道之中。

二、对策建议

目前,人民币升值引发的外向型经济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总理、副总理和副总理最近分别到上海、浙江和山东进行了调研。究竟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目前学术界主要观点包括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梯度转移,海外投资寻求比较成本优势等,但不够具体。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的宏观职能,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一般来说,货币升值背景下的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技术升级;二是加工贸易转内销。这两条路径的突破点是企业扩大自主技术开发和品牌开发。

产业升级才是治标和治本的长远大计,许多外向型的粗放式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难以将汇率变动的风险因素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转移,必须选择利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通过技术升级,培育自身品牌来规避风险。但现实情况下传统制造企业的产业升级非常艰难,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政府强力支持。台湾和韩国的经验表明,产业升级绝对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政府必须、应该而且能够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利用流动性过剩与贸易顺差攀升的条件,引导资金投向产业的技术升级与本土自主品牌开发,增强外向型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在推动产业升级上,有必要借鉴台湾地区和韩国经验。

20世纪70年代台湾开始实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计划,经济发展重点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科技产业。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于是提出以“科技升级”带动“工业升级”,制定了企业技术开发和设计、品牌开发的资金配对鼓励计划,即企业用于开发性项目的资金,政府按1∶1配套拨款支持,以推进加工贸易的升级转型。1990年颁布《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加大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实施以十大新兴工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政策。2003年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修正条文)》,该修正文分总则、租税减免、产业开发基金之设置及运用、技术辅导、工业区之设置、附则共6章44条。其中,租税减免一章即占16条。税收优惠措施涉及多个税种,最主要的是所得税。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减和专项免税。2007年提出《积极协助中小企业发展方案》,除了在税收上给予优惠支持外,运用国发基金100亿元参与投资中小企业,以鼓励研发创新,提升中小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及转型能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韩国产业升级黄金时期,先后提出《重化工业宣言》、《科技立国宣言》等产业升级纲领性文件,制定《科学技术振兴法》、《技术研究开发促进法》、《租税特例限制法》,强化了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颁布了《新技术产业化投资税金扣除制度》、《科研设备投资税金扣除制度》和《技术转让减免所得税制度》等等,从资金和税收上大力扶持,终于使得韩国成功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并最终在世界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占有了一席之地。

建议各级政府制定类似台湾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和韩国《科学技术振兴法》之类的地方法规性文件及其实施细则,加大政策力度,将企业升级和自主产权核心品牌战略的扶持纳入政府重点指导工作,明确产业升级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行为,需要政府从税收、资金、产业指导上扶持企业,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强大功能。

(二)重视金融避险工具,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使用

从国家层面看,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贸易融资在各类避险方式中居首要地位,占30.8%;其次为金融衍生产品,占28%;此外还有改变贸易结算方式、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改用非美元结算、增加内销比例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有所不同。

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起步较晚,市场规模较小,品种比较单一,金融机构提供用于规避汇率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多,主要是远期结售汇、境外人民币NDF、远期利率协议、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远期利率协议、外汇货币掉期业务等。《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在金融衍生产品中,企业应用最多的是远期结售汇,约占企业使用的各类衍生工具的90%,企业消化汇率风险的空间较小。

此外,企业避险意识和避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2007年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商业银行提供的避险工具在产品结构、设计、收费标准等方面还与企业的需要存在一定差距,避险产品服务亟待加强。一般来说成熟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工具主要包括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和货币互换等四大类。显然,目前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金融衍生工具非常有限。

建议政府协调推动有关金融机构开发更多的衍生产品避险工具,向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鼓励商业银行结合中国产业结构特点,在国家金融政策范围内为不同需求的企业设计针对性更强的衍生工具。此外,政府也应指导企业增强汇率避险意识,促使企业增加相关业务理论和操作知识的培训,主动合理地防范汇率风险。

(三)重新审视出口导向型政策,重视内需和产业安全

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的成功和南美洲进口替代型的相对失败,使得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推崇备至。然而,长期出口导向政策的弊端也越来越多,如严重依赖外贸、环境污染等。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结果是外向型企业往往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品为主,处于“微笑曲线”低端,本土企业只得到很小比例的加工费收入,利润微薄,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相对欠缺。出口导向型企业中资源性、高耗能、高污染产品仍占相当比重,加大了国内资源和环境压力。此外,出口导向的廉价数量型扩张容易引起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引发国外工会的敌视,工会的态度又会进一步影响政府,迫使政府向中国施压。

按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60.22%,而IMF《2006年世界经济展望》表明,虽然七国集团平均外贸依存度从34%提升至43%,美国和日本外贸依存度一直稳定在25%以下。外贸依存度过高表明内需不足,这增大了外部政治与经济冲击的风险,一旦发生大的系统性风险,产业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将受到严重冲击。因此,如何提高内需,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值得政府和学术界进一步探讨。

(四)合理处理好企业、地方和国家利益

国内的研究文献普遍认为,中国合理的外汇储备为6000-7000亿美元。太多外汇储备带来的负面问题已经显现:流动性过剩、通胀、生产力耗损和外汇储备贬值性耗损等。自2005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外贸顺差越来越大,这说明人民币升值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外贸企业固然有影响,但由于中国生产要素的国际比价仍然非常低廉,因此总体上影响不大。

多年来,出口退税和结售汇制度,以及廉价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为外向型加工企业取得出口的比较优势背书,国家和农民工承担了过多的成本,而部分企业则享受惯了各种优惠政策和极其廉价生产要素。实际上,国内前几年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依据之一是担心会对中国外贸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外向型企业尤为不支持,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影响外商投资,重挫中国出口和产业,有观点甚至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引发外资企业“逃亡潮”等。但《南方日报》对广州、东莞、深圳、中山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广东2007年注销和吊销外商投资企业3931家,而同期新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9506家,外商投资企业总数仍保持稳步增长。事实表明,珠三角并未出现所谓的企业倒闭逃亡潮,珠三角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因此不排除一些关于企业面临危机的信息是出于既得利益驱动和行业保护主义考虑,即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被过度放大。

外汇顺差不是越多越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这种以低要素价格为基础的低附加值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使中国企业在出口商品的同时,实际上将大量的福利让渡给外国,即用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税收优惠和环境污染给外国提供补贴。因此,在国家宏观经济承受着因国际收支顺差导致的巨大流动性压力和央行积极减小过多国际储备以防止全面通胀的情况下,发达地区外向型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必要担负起减小顺差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侯高岚.国际金融[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7年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3、皮军.台湾产业升级的历程、特点和前景[J].台湾研究集刊,2000(2).

4、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财金室课题组.韩国支持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经验和做法[J].中国经贸导刊,2007(7).

5、陈旭敏.中国已出现“米德冲突”[EB/OL].http://www.省略/sc/story.jsp?id=001013399&loc=SEARCH,2007-08-14.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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