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战国策》之游侠

［摘要］《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一部史料汇编，其中介绍了许多可爱的游侠，他们行侠仗义、自由潇洒、游走四方。同时，又有其悲凉的一面。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正直勇敢，行为上往往表现出过激、单纯而真挚的一面；默默隐忍又蓬勃反抗，内心的孤独和面对世态的无能为力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路――游侠。他们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成为《战国策》殊的一类，深受人们的喜爱。

［关键词］游侠；《战国策》；荆轲；聂政；豫让

［中图分类号］K23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4-0071-03

一提到“侠”，许多人会想到金庸、古龙，还有他们笔下的一个个传奇――或是勇猛无畏，武艺高强，浪迹天涯；或是豪气冲天，抱打不平，仗义疏财；或是惩恶扬善，嫉恶如仇，视死如归；或是知恩图报，说一不二，执著不悔；或是托身白刃，杀人红尘，浑身是胆・・・・・・“侠”以其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千万中华儿女。本文主要借《战国策》来简论游侠。

一、游侠概说

游侠，先说“侠”。战国时代，战乱纷起，周室衰微，诸侯争锋，对于人才的需要日益强烈。这时的养士成为一个政治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士”字作斧形，本指武士；文士则称“君子”，“君”以手执笔，代口而书也，这是分开来讲的，后来，“士君子” 合称，则渐不分也。据《说文解字》，“侠”、“俜”互训，前字从“夹”得声，后字从“”得声。据“右文说”、“纲目说”，形声字声旁兼义，“夹”为一大人挟二小人，“”下示气出有碍，上示田间有路。综合而训之，则侠当指劫挟别人，为受屈者解难除碍之人也。可见，侠虽代人伸张正义，但被视为不合礼法，为正当的目的不择手段，也就是韩非子所谓“侠以武犯禁”之意。这样，儒家、法家皆不容“侠”。儒为温和的社会中心主义，法为严厉的社会中心主义。而道家既然脱离社会主体，那么“侠”便充当了社会中心主义的减压阀，以其自由的精神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侠”可以为社会提供一种调适剂或油。

再说“游”。战国时代的武侠本身没有自己的土地，也谈不上什么钱财，他们走南闯北，不固定地做门客，独自行动。可谓无组织、无纪律，孤独中带几分神秘，郁闷中含几分潇洒，因为这份自由，所以称“游”。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游”不只是侠的专属，当时的“士”也善游，“跳槽”成为时尚，人才的大量流动不单单是个人的行为，更是时代情势使然。那时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士人们，也多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君王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四处游走，倒也不足为奇。

二、《战国策》与游侠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一部史料汇编，也是一部杰出的散文集。它以人物为表现中心，刻画了许多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虽然，刻画的人物以纵横家居多，但与之相比，游侠单纯、可爱、豪爽、自由又不乏正义感的性格深深吸引着人们。

游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分封制崩溃的时期，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经济来源也不固定。因此，通常是靠技艺解人急难来生存，也不固定给谁当门客。他们独来独往，没有组织，也不愿受法律制度约束。

《战国策》记载，战国一著名游侠鲁仲连，曾经游历齐、赵各国，为齐国解燕围，为赵国解秦困，拯救了许多百姓生命，却不受封爵、财宝。鲁仲连自称士而非侠，可见，士与侠的界线似乎并不十分的明确。一个“忍”字，足见其诚恳真挚。这与之前一味追名逐利的纵横家相比，大家也是看得一目了然。那时社会“为一切之权”，什么仁义礼信之说，已完全被打破。面对那样的社会，游侠不愿苟同，他们游离于既定的文化规范之外，蔑视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因而，他们会采取极端抗拒行为，行动乖僻，有的甚至为世人所不解。

《战国策・燕三》中《燕太子丹质于秦》一文记载的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太子丹逃回燕国，见秦要吞并六国，军队已逼近易水，他一心想灭秦保燕，但又一时无措。当他召见田光请教国事时，田光将荆轲介绍给太子丹认识。于是，太子丹请荆轲入秦刺杀秦王。荆轲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和他的助手秦武阳来到了秦国大殿之上。秦武阳紧张得乱了阵脚，脸色大变。秦王起疑，幸而荆轲自若而答，说他是“北蛮夷之鄙人”，没见过大世面，机智巧妙地圆了场，可这并未改变注定的悲剧。图穷匕见，荆轲手持匕首冲向秦王，秦王猝起不意，惊慌失措之中，连腰间的长剑瞬间也拔不出，被荆轲逼得环柱而走。千钧一发之际，秦王被左右提醒，才拔剑击荆轲，结束了搏斗。结果，荆轲自然是一个死。荆轲临死前“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契约以报太子也。’”实际上，荆轲又何止“报太子”那么简单呢？那是完成他的人生追求，他们是在一次次交手中，完成自我价值的体现、人格的体现、侠义精神的体现。用今人的观点来看，也许会说，幸亏荆轲没成功，否则全民族的统一又不知得推迟多少年。当然，时代的局限，他不大可能认识到大一统的意义，最多只能意识到无辜百姓在战争中无端丧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罢了。苏洵在《六国论》中说：“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刺客不行，良将尤在。”这说的是燕国以用兵之效能延续国运，还应以用兵来抵抗秦国，不应让荆轲去行刺，让荆轲行刺反而使燕国的祸患更快地到来。

刺客对于历史的必然趋势是无力扭转的，所以靠荆轲来扭转不利局面也只能缓冲局势，即使成功，对于秦与燕的强弱对比并无改善。还是应该立足自己的自强来抵抗强敌，只可惜了荆轲的一片诚心。显然，荆轲被利用的成分更多些，不过，由于太子丹的私恨与他的国家的命运，乃至众国百姓性命相连，这样，荆轲的行为在当时也还算得上正义了。

再如《战国策》中记载的游侠豫让。豫让本是大门阀智伯的家臣，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家族长赵襄子恨透了智伯，灭了智伯并把他的头颅做成了酒器。豫让得知此事后，立志要为智伯报仇。我们知道，智伯其实也不是个正派人物。然而，豫让的执著令人惊叹，他策划刺杀赵襄子，结果被抓，赵襄子知道豫让报仇的原委后，被其忠义之心所感动，于是，又把他放了。可豫让仍然不死心，以漆涂身，又吞炭变声，最后连妻子都辨认不出。他二次刺杀，不料，又被赵襄子识破。这回赵襄子可不会再放过他了，问他死前还有什么要求。豫让竟说，只想刺赵襄子衣服几剑，以尽自己报恩智伯的心意。赵襄子便把衣服脱下来给他，豫让便连刺三剑，大呼“我为知伯报仇了”，便伏剑而死。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发现，游侠似乎并不十分在乎事情本身的成功与否。荆轲高言，刺杀没成功是要活捉秦王，要秦王归还侵占燕国土地的凭证。豫让的报仇，最终也只是在仇人的许可之下，刺了几下衣服，便觉得大仇已报，心事已了。听起来的确荒唐，然而，他们为什么有如此举动呢？他们不在乎事情的成败，那么，只可能是在乎事情的意义了。

今人观之，在这一点上，不论是荆轲还是豫让都应该好好学学晋知，不卑不亢，不因楚王抓了他而怨恨，也不因楚王放了他而感激，更无所报答。不是他知恩不报，而是因为他洞悉了楚王的意图，不愿做楚王的棋子。

三、古往今来的游侠

司马迁较早为侠立传，并提出种种“侠”之概念。他的《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话为游侠鸣不平，同时对“侠”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性――我们的确不必把侠只看作某种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字便只想到好勇斗狠之类。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也和人性的其他内涵一样。自司马迁开始，一代代游离于正统以外的文人，在目睹人间种种不平时，总能从心底唤起同样的侠义之梦，与之相伴的是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侠客：红拂女、虬髯客、李靖、昆仑奴……

明人张潮说：“胸中有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惟剑不能消之。 ”就这么一说，却没有多少文人真的仗剑行侠。据说李白曾做过游侠，还杀过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等。当然，也就是据说了，实在是没什么可信度，不过是借以虚泛地表达心中的豪放之气罢了。

大概是游侠“身在法令外，纵逸常不禁”，冲决网罗，无所羁绊的狂放自由的精神吧，游侠以武乱禁，为不轨之正义，本就是一群以大勇之气击碎束缚规矩的血性男儿，以其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激切的情感，燃烧着生命的奔放与飞扬。文人吟颂游侠，以游侠自诩，正是他们心中同样涌动着渴望生命自由飞扬的冲动。

四、游侠精神分析

身逢乱世，游侠无从选择。入仕，他们讨厌朝秦暮楚，油嘴滑舌。因为他们正直，说一不二。归隐，男子汉大丈夫怎能做缩头乌龟。怎么办，没有选择的选择，游侠不是他们的选择，是时代给他们的定义，是历史给他们的符号，面对世态的种种，他们带着一丝无奈，夹着几分悲凉。这无奈、悲凉，就这么一点一点地积累着，一旦有机会，将会一齐宣泄，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干干脆脆地宣泄，没什么能阻挡，付出生命他们也毫不吝惜。虽然来自社会下层，却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宣泄着抗暴精神。知道了这些，也就不难弄懂荆轲、豫让所在乎的意义所指了。正如鲁仲连所言，游侠看中的是替人排忧解难而分文不取，他们在乱世中坚持着独立完整的人格，渴望人知，渴望认可，即使没人能了解，他们会用实践告诉世人。

造成游侠这种特殊人群的是那时的社会和文化。首先，周王室的衰微带来了社会的礼法崩溃。在不断战乱中最值得信赖的，最能保护自己的是个人所具备的能力，是集信心、勇气、武力、判断力的综合能力。其次，战乱中，局势不明，各种势力都想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集纳人才，因此，游侠有了走上权力舞台的机会。再者，当时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为游侠的产生做了某种思想上的准备。社会对于游侠，从行为上到思想上都给予很大的自由空间。游侠和墨家有莫大关系。鲁迅先生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闻一多先生也说：“所谓侠者，不又是堕落了的墨家吗？”“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墨家是作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出现的，其创始人墨子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处，不应有贵贱亲疏之别。游侠与墨家的关系，自来被认为是最密切的。墨家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这里墨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他首先指出，任侠者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子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 “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所以说，墨家与游侠，尤其对于游侠精神，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因此，游侠产生了。他们用生命诠释着自己的追求，证明着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身处底层不为人知的境遇，又进一步加深了游侠对世风的敌意和对抗。久之，则内心便会不断增长并到处蔓延渗透出孤独感，以及至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这便孕育了他们性格中的那份激烈，那种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生命力。那种拼死的攻击力，一旦爆发，便如火山喷发一般源源不断，直到终结。“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后期游侠逐渐凝聚成社会群体，并显露出豪强的端倪。汉代，随着与朝廷矛盾的激化，加上官方不断负面宣传，侠从一种坎坷而潇洒的形象变成了破坏安宁、招灾惹祸的异端，远不同于《战国策》中的游侠那样的单纯而真挚。

[参考文献]

［1］王廷栋，孙淑兰译， 张清常审订.战国策全译［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胡念贻.先秦文学论集・论《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成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4］熊宪光.战国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5］陈宏，张汪，陈千里. 江湖［M］. 上海：百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