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区公众同性恋态度调研试析

【摘 要】 本文首先从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表现、对同性恋的认知、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和个体性取向等四个方面描述了目前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强调了从初次知道同性恋到目前为止，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过变化，但其自身对这种变化并没有明显的自我觉知。其次分析了公众同性恋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环境因素作用于个体态度的模式。最后论述了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存在条件，表现为空间距离、感情距离、心理地位差异、性别差异和性取向差异。

【关键词】 公众; 同性恋; 态度

同性恋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模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正史和野史都有大量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如“龙阳”、“断袖”和“娈童”等。但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同性恋才越来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社会现象。医学、性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专业的学者们，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社会主流文化（包括“官方”的态度）对同性恋“亚文化”也越来越宽容；同性恋人群的各类活动，也从“地下”逐渐转到“地上”。这种深刻的变化，使得同性恋话题和事件在公众中频频上演，公众对同性恋的固有观念也在经受着碰撞。因此，通过社会公众调查的方式了解民众当前对同性恋的真实态度，以及分析不同性取向个体之间的差异，就越发地有意义。基于此，中南社会调查研究所和武汉市社会学学会，于2007年9月在武汉市居民中对同性恋的态度现状展开了一次调查。此次调查在武汉市覆盖的全部区域内进行，调查对象是武汉市22~55岁的居民（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调查样本为300个。调查方法以自填式问卷调查为主，同时辅以深度访谈。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95份，其中有效问卷281份。

1 态度概述

态度是指心理上对其所接触的客观事物所持有的看法，并可能以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表露出来。它是一种人的主观倾向，往往通过个人观点表达而表现出来，并不完全都通过行为来表现。

态度来源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本性和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有些来源于个体主观，有些则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人的一生中态度会经过很多改变，不可能一生中永远持有某一种态度而不改变。简言之，态度的产生和改变将伴随人的一生。

态度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认知(cognitive)，是指人们对某些特定事物的信念与看法；二是感受(adhesive)，是指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感觉；三是行为(behavior)，是指人们对这一事物的所讲、所作。将它联系到同性恋上，例如面对同性恋的态度，首先是认知――知道同性恋是什么东西，然后是感受――各种各样的心理反映如新鲜、奇怪、正常和恶心等，最后是行为――支持、反对或无视其存在。以上三个构成之间可能会相互影响，甚至矛盾。

2 研究问题

通过以上概述，从以下四个维度进入本项研究讨论和思考的范围：同性恋态度表现、同性恋认知、同性恋接纳程度和个体性取向。

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源于其对同性恋的认识。认识是多层面的，每一种认识都有相应的心理反映及行为表现。那么，公众对同性恋有着怎样的认知？这种认知又使得其产生怎样的态度表现？态度的本位来源告诉我们，态度是一个可变的动态过程。公众同性恋态度也一定会经历这个过程吗？中国社会对同性恋已形成了较为包容的环境，民众对同性恋的固有道德批判似应有所减少。在这种情境下，他们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如何？这与个体性取向是否存在关系？态度既来源于个体主观，又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那么，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在社会公众中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研究将通过度量上述四个维度，来就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进行研究和了解。

本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是随着（其认知提升）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发生变化的。无论公众是否觉知到自身的态度改变，其态度变化过程都是一个潜在的同化或顺应过程，进而无形间影响着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

3 研究发现

3.1 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表现

3.1.1 初始态度表现

调查显示，初次听说“同性恋”这个词语时，被访者的第一反映以“奇怪”居多，比例为35.6%；其次是“新鲜”，比例为27.4%；再次是“恶心”，比例为19.9%；而感到正常的仅占样本总量的17.1%。这是被访者初次听说“同性恋”的最低心理反映。可以表明，公众初识“同性恋”时，明显的抵触情绪并不是特别强烈，但普遍持有因好奇而产生的观望态度。

3.1.2 现有态度表现

调查发现，被访者对同性恋的看法呈多元化。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观点：46.6%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没有必要干预的私人生活方式”；31.7%表示“同性恋是一种违背男女自然结合规律的变态的心理扭曲”；28.8%觉得“同性恋是一种另类的潮流”；25.3%则感到“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抉择”。不容忽视的是，仍有被访者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且所占比例也达到了14.2%。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对同性恋有明显厌恶感（即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或违背男女自然结合规律的变态的心理扭曲）的被访者占样本总量的28.6%，而对同性恋有明显接纳心理（即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抉择或生理现象）的被访者比例较厌恶者低4.3个百分点。同时，调查认为将同性恋视为“一种另类潮流”的被访者，其对同性恋的心理反映不会是“厌恶”，相反还有追捧的趋向。从这个角度而言，将这部分被访者列入接纳者群体似乎也是可行的，在此可将他们看作潜在的接纳者。因此，总体上能够接纳同性恋的群体人数将占到样本总量的42.3%。由此可见，从初次听说同性恋到现在，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提升了24.8个百分点。这从被访者对同性恋及同性恋婚姻赞成与否的表述中还可以得到验证。

调查显示，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持肯定观的被访者，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3.2%、14.6%，其中有10%对同性恋或同性恋婚姻的态度发生过改变，即由原先的不赞成转变为目前的赞成。对同性恋持否定观的被访者占样本总量的29.9%，且不赞成同性恋婚姻的比例较不赞成同性恋的又高出了6个百分点。而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但可以认定的是，认为同性恋或同性恋婚姻是一种没有必要干预的私人行为，是其态度表现的主导因素，见表1。

3.1.3 态度转变的自我觉知

既然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不是恒久不变的，其自身对这种变化是否有所觉知？调查表明，从初次听说同性恋到目前为止，明确指出自己对同性恋的态度有过改观的有21%，认为自身态度未发生变化的有24.9%，而半数以上（54.1%）被访者则表示没想过这个问题。另外，在态度发生过改变的样本群体中，即原来反对同性恋（婚姻）现在赞成同性恋（婚姻）的被调查者，50%已觉知到自身态度的转变；8.9%丝毫未觉察到自己对同性恋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41.1%回答“没想过”，表明其远未意识到态度的可变性。由此可见，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转变没有明显的自我觉知。

3.2 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现状与途径

3.2.1 认知现状

由此次调查可知，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迥异。被访者中，36.7%同意“以同性为对象的倾向与行为”的观点；34.9%支持“以同性为对象的精神爱慕和吸引”的看法；27%则认为“容易对同性产生好感，喜欢与同性接近”；另有1.4%无法给予评价。可见，在受访公众中，尽管认为“同性恋是以为基础的”所占比重最大，但将“以同性为对象的精神爱慕和吸引”与“容易对同性产生好感，喜欢与同性接近”这两项进行累加后不难发现，其人数已超过六成。因而，从总体上而言，“同性恋是以偏离的精神爱慕与情感反应为基础”似为公众的主流思想。这样，我们似可认为普通大众对同性恋的定义是：基于明显的同慕而发生的以同性为对象的性吸引，这种性吸引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心理之上的情爱关系而非行为之上的关系。

在看待同性恋与艾滋病的关系时，认知正确即知道“同性恋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仅38.2%；存在认知偏差的高达61.8%，其中：以为“同性恋者全是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为2.9%；认为“同性恋者大部分都是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为14.3%；认为“没有直接关系”的比例高达44.3%。可见，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3.2.2 认知途径

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知道同性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听周围人谈起”，以这种方式初识同性恋的比例为48%；其次是“媒体报道”，比例有28.1%；再次是“日常书刊阅读”，比例也有16.7%。另外，有极少数人是经学校课程内容或其他方式知道同性恋的，分别占样本总量的0.4%和6.8%。

在知道同性恋后，被访者认识同性恋的途径尽管仍以第一次知道同性恋的三大方式为主，但途径的主次却发生了变化。通过电视、电影、电台或网络来认识同性恋的被访者比例分别为27.2%和22.3%，两项均属于媒体传播，累加后比例达49.5%，接近样本总量的半数，成为被访者认识同性恋的首要途径。而第一次知道同性恋所经由的首要方式则位居第二，比例为32.8%，其中“周围人的言论”为23.9%，“道听途说”为8.9%。由此可见，以媒体传播来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同性恋与艾滋病之间的关系似应为主要途径。

3.3 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

随着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转变，其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从接受非异性恋人群的倾向上看，在被调查者中，33.1%更能接受女同性恋者，24.6%更能接受无性恋者，22.1%更能接受双性恋者，17.1%更能接受男同性恋者，3.2%都不能接受。从接纳人群的身份上看，大众倾向于接受陌生人为同性恋(209人)，而对于其他身份者的接纳率普遍都比较低。

问卷中我们还特别编制了这样一个题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您可接受家人是同性恋的条件是什么？”结果是绝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家人是同性恋，而假如被迫接受，他们比较倾向于所接受的对象依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35人）、自己的配偶（15人）、自己的子女（4人）、自己的父母（1人）。

3.4 个体性取向

根据著名的金赛性学报告的标准，人的性取向可以分为六级，0级：完全的异性恋者；一级：几乎都是异性恋，偶尔作同性恋的梦或幻想；二级：大多时候是异性恋，偶尔作明显的同性恋；三级：同性恋与异性恋各半；四级：大多时候是同性恋，偶尔明显的异性恋；五级：几乎都是同性恋，偶尔异性恋。

基于以上性取向级别，调查发现占样本总量的80.1%（225人）性取向为0级，11%（31人）性取向为一级，5.3%（15人）性取向为二级，1.8%（5人）性取向为三级，1.4%（4人）性取向为四级，0.4%（1人）性取向为五级。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恋倾向明显（即性取向处于三、四、五级）的被访者人数已占样本总量的3.6%，且男女比例为9：1。

4 分析

4.1 公众同性恋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

4.1.1 群体影响

调查发现，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群体影响较大。虽然个体最初对同性恋的心理反映与周围人的略有不同：表现为第一反映为“新鲜”的被访者，其周围人的反映以“奇怪”居多，比例为40.3%。这表明，公众初次听说同性恋的第一反映是一种主观感受，基本上不受他人观念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与周围人互动的深入，个体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出现从众化。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或者说喜欢那些跟自己的行为相似、观点一致、态度一样的人。因此，当互动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同性恋的态度表现为“无所谓”时，将对同性恋否定观持有者形成群体压力。在这种主流思想的影响下，个体态度发生变化，且变化是深刻的，即由不赞成发展为赞成。

4.1.2 媒体影响

数据显示，公众对同性恋的认知途径以媒体传播为主。由于面对同一事物，人们可能有多个层面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多个层面的认知和感受，哪一种更为强烈，哪一种就起作用。媒体传播作为公众认知同性恋的首要途径，对公众同性恋认识具有先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公众同性恋态度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媒体对同性恋的歧视、丑化和扼杀等，会致使公众排斥、谴责同性恋，从而断裂异性恋群体与同性恋群体间的社会对话；另一方面媒体对同性恋的偏爱、美化和倡导，会致使其染上时髦、贵族气或某种浪漫想象，无形间造就公众潜在的追捧心理。从调研结果来看，目前的媒体影响在于促使公众关注同性恋现象，进而推动了社会认知的变化，使社会态度日益走向宽容。

4.1.3 环境因素对个体态度的作用模式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本着探索的态度勾勒出环境因素作用于个体态度的模式。当然，影响个体态度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其作用于个体态度的模式也是多样的。在此，笔者所勾勒的模型仅就本次调查结果而言，是否可推而广之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见图1。

如上图所示，个体从媒体传播中获得对同性恋的认识，同时群体态度也使个体得到求证或获得新知。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其自我观念发生变化，在过滤所得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出现同化、顺应或退化现象。当所接收的信息不利于同性恋时，个体对同性恋产生不良反映进而态度退化，表现为坚决甚至带有道德批判的反对言行。当所接收的信息有利于同性恋时，个体做出客观、公正、理性的反映，进而在同化或顺应的基础上接纳他人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个体接纳他人行为后，将所接纳的行为发展为自我行为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这与人类固有的异性恋观念不无关系。当然，在某种特殊的情境里，尤其是传统观念失范的前提下，发展自我行为不无可能。

4.2 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存在条件

如前文所述，公众较易接受陌生人为同性恋。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接受家人为同性恋也因具体身份的不同而不同，表现为这样一个难易次序：陌生人――熟人――家人（兄弟姐妹――配偶――子女――父母）。这意味着什么？以接受家人为同性恋的难易次序来看：（1）兄弟姐妹对个体而言关系的密切程度低于其他家庭成员如配偶及子女，且不占据明显的心理地位；（2）配偶与自己的关系密切且一般处于平等地位；（3）子女与自己的关系密切但通常处于主次地位；（4）在某种程度上，父母在个体心目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典范性，心理地位通常较高。由此不难发现，个体对同性恋的接受是存在条件的，表现为空间距离、感情距离和心理地位差异。（1）空间距离：他人和自己的生活空间距离越大时，接受程度越高。

（2）情感距离：他人和自己的关系越亲密时，接受程度越低。

（3）心理地位差异：他人在自己心里占据的地位越高时，接受程度越低。

此外，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条件还表现为性别差异与性取向差异。

（4）性别差异：社会公众对异己的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要远远高于同己的同性恋者。就男性群体而言，可接受的非异性恋人群中，同己同性恋（男同性恋）比例为11.3%，异己同性恋（女同性恋）比例高达42.4%；对女性群体来说，可接受的非异性恋人群中，同己同性恋（女同性恋）比例为22.3%，异己同性恋（男同性恋）比例为23.8%。

（5）性取向差异：同性恋取向越明显，其对同性恋的认同感越低。如表2所示，在 0级、一级性取向者中，选择“排除万难追求自己幸福”的比例均高于其他各项；二级性取向者则没有明显的区别；在三级群体中，则以“自己一个人就这么过”选择者众，其他三项行为表现被选比例持平；四级者的同性恋预期仅框定这样两种消极行为：“痛恨每个人包括自己”和“强迫自己改变性取向”。可见，公众对同性恋的认同感较低，而同性恋性取向者对同性恋的认同感更低。

5 小结

本研究通过对抽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从同性恋态度表现、同性恋认知、接纳程度和个体性取向等方面，描述了目前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并分析了公众对同性恋态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条件。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果有以下几点：

（1）社会公众认为同性恋更多的是一种没有必要干预的私人行为。他们对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大多持无所谓的态度。

（2）社会公众普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基于明显的同慕而发生的以同性为对象的性吸引，这种性吸引更多的是一种建立在心理之上的情爱关系而非行为之上的关系。他们主要通过媒体、言论和书本来认识同性恋。

（3）社会公众对女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普遍较高，而对男同性恋的接受程度要远远低于女同性恋和双性恋。

（4）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发生变化，但其自身对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自我觉知。群体态度对非主流思想的个体形成群体压力，个体在顺应的过程中态度发生变化。媒体传播对公众同性恋认识具有先导作用，它促使公众关注同性恋现象，进而推动了社会认知的变化，使社会态度日益走向宽容。

（5）社会公众对同性恋的接受是存在条件的，表现为空间距离、情感距离和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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