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

书名出自杜甫的“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五城”原指唐代在河套地区的五座主要军城。副标题是“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这样沉甸甸的标题，任谁看了都要联想到一段华丽的旅行吧?

这是作者赖瑞和从1989年到1993年在中国的行走记录。他说“我很庆幸，在年轻时，读了唐史，又在壮年时，坐火车去寻访了不少唐代的遗迹”。这位研究唐代历史的海外学者读了“万卷书”后，深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于是选择用火车旅行的方式去寻访曾经显赫一时的唐代历史，在现实中寻找历史的印迹，在历史中寻找与现实的连接。

身为治学多年并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赖教授心中自有许多历史和文化的坐标。首先当然是留意那些充满唐史记忆的地方。作者曾说“探访这些唐代遗迹，所得到这些知识，可称之为‘感性的’。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一般不提供这样的感性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往往却会在我读史书时，增加了一些深度和私密感。上唐史课，有时讲到某个唐代遗址和地名，我常会不自觉地跟学生说“这地方我去过”仿佛刚去了一趟唐朝回来，说得好不轻松!”

当年赖教授最重要的一段行程，就是在广州站乘搭了一列特快火车，往西安进发，沿途经过郴州，长沙，岳阳、郑州、洛阳……全是很能让人想起唐史的地名。走到郴州，他写道“郴州在唐代就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唐代编成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清楚告诉我们说，广州‘西北至上都(即长安)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我从广州坐火车到西安后，这句话就变得更有意义了。郴州不就是从广州坐火车到西安必经的一站吗?唐代取郴州路到长安为“四千二百一十里”。这是华里，换算公里为2105。据中国铁道部运输局所编的《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广州到西安的火车运行里数为2129公里。这岂不跟《元和郡县图志》所说的唐代里数，几乎完全吻合吗?后来，我对《元和郡县图志》这本唐代地理书颇‘另眼相看’，发现它所记载的唐代各地距离里程数，往往都符合或很接近现代的火车运行里数，可证明这本书所根据的资料相当可靠，可能是唐代实际测量所得”。

从涉及到的众多地点来看，本书的探访又不仅有五城。赖教授先后九次畅游中国大地， 路风尘，大到历史文化名城如西安，洛阳，小到某个山村，如王村。读者大致还可窥见二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景象和人生百态，比如某地大饭店的道特色菜是国内大学教授两天的工资。港台旅客门票住宿特别对待等等。作者以个外来者却也是故乡人的身份(赖教授祖籍广东梅州)看着中国的种种，自是别有一番趣味。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书中看出，赖教授居然还是个酒徒，不时会抽出瓶当地美酒(泸州老窑，西凤酒、汾酒、五粮液等)独酌，“整个是喝完了旅途!”每每读到这样的文字，你能感受到作者那种无以复加的自由，羡慕他这般一意孤行的幸福旅行。

这是一部与《文化苦旅》同时产生的游记散文，然而本书并没想像中那么晦涩难懂，相反，历史、山水与人民，写得很实在。并不见学问的卖弄，议论少而精当，和那些动不动就沉浸在历史的感悟中不能动弹，喜欢牵强附会，故作抒情姿态的“大文化”游记散文简直大相径庭。形式亦未取巧，区别于我们常见的依附唐诗宋词的旅行书。文字上，按照赖教授的说法，他连四字成语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毕竟是作者的私人记录，也许有人会觉得“流水账”太多、“知识点”太少。然而，有作者丰厚的知识和敏感的心灵作支撑，即使没有历史的煽情，没有情感的澎湃，也有一种潜入心田而宁静的情思。如果你熟悉唐史，你更能感受到作者淡淡的无所指向的忧伤。

虽然不能说游记就应该这样写。但赖教授的这本书确是许多人一直希望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