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投资总量、结构和要素替代对就业的影响

将影响非农产业就业量的增长因素分解为:投资总量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投资总量的增长是拉动非农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效应以及要素替代效应导致了非农就业的下降｡

关键词:投资总量;行业结构;要素替代;非农就业;因素分解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6)04―0047―06

一､投资对非农就业拉动作用下降的趋势值得重视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就业问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就业的总量压力大｡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2000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每年增长约910万(2010年预测人口减去2000年的人口得到的差,除以10年);经济活动人口(即劳动力)每年增长约620万人｡这意味着我国必须每年新增加600万左右的就业机会,才能够保持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就业｡

第二,就业结构升级的压力大｡改革以来,我国各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变化较大｡但是,我国就业结构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升级,具体而言,就是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总量上升速度没有产出结构的变化速度快｡特别是“十五”前几年,我国非农就业增长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

从图1①中可见,我国改革以来的就业率(就业人口/全部经济活动人口)呈现了一个先增加后降低的过程｡1984年以前逐渐提高,1984年到1988年基本保持稳定｡199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下降的趋势,其中1997年以来下降的速度更明显｡

与上述事实相联系的是,固定资产投资②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图1当中的投资,指的是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两者之和｡图1表明,我国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也在下降｡其中,1994年之前,下降速度比较快;之后的下降趋势比较平缓｡从中可见,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的下降,和国民经济整体的就业率下降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迅速资本深化的工业化发展道路,降低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导致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这不但影响了工业部门的就业总量的增长趋势,而且造成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使得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减弱[1]｡

为了在“十一五”时期推动非农就业的增长,需要分析导致我国过去非农产业就业量增长减缓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对策｡

二､ 我国非农产业就业量增长的因素分解

1.分解的原理

非农产业就业量的增长,可以分解为三个因素之和｡其一,投资总量效应｡不考虑非农产业内部的资本存量结构以及各产业资本对就业吸收强度变化的条件下,单纯的总投资增长对就业量的拉动｡其二,结构变化效应｡非农产业内部资本存量结构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因为各产业资本对就业吸收强度不相同,所以,资本存量的行业结构变动会影响就业量｡举例来说,如果资本存量增长都是由资本对就业吸收强度高的部门形成的,那么,总资本的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就大;反之,如果资本增长都是由资本对就业吸收强度低的部门形成的,那么,总资本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就小｡其三,要素替代效应｡各产业单位资本吸收劳动力强度的变化对就业量的影响｡

2.改革以来我国非农产业资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和各部门单位资本吸收就业的强度的变化情况

图2是改革以来我国非农产业的资本存量①结构变化情况｡从图中数据可见,我国非农产业部门资本存量的行业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所占比重下降,由1980年的64.47%下降到2002年的45.33%;建筑业所占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没有太大变化;交通运输业所占比重则明显上升,由1980年的3.56%上升到2002年的24.81%;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情形和制造业大致类似,有轻微程度的下降｡而其他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有较明显的上升｡

图3是各非农产业部门产出吸收就业强度的变化情况｡从图中数据可见,各产业资本吸收就业的强度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工业部门2002年单位资本吸收就业量仅仅是1980年的29%;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2002年单位资本吸收就业量仅仅是1980年的16%;其他第三产业2002年单位资本吸收就业量仅仅是1980年的35%｡这表明,过去20多年中,我国各个非农产业都发生了资本对劳动的显著替代｡

那么,结构变化和各非农产业部门产出吸收就业强度的变化,如何影响总的非农就业量呢?

3.因素分解方法和分解结果

按照上述原理,可以得到下面的就业量增长的因素分解方法｡

某个时期T非农就业总量,是各个非农产业部门就业量的总和｡可以表示为下面的(1)式｡

(1)式中,E代表非农就业总量,Ei代表第i个非农部门的就业量｡

(1)ET=

第i个非农部门的就业量,又等于该部门的资本存量(记为Yi),乘以该部门单位资本吸收就业的强度(记为ei)｡这样就有下面的关系式(2):

(2)ET=(・)

而第i个产业部门资本存量,等于非农产业的总资本量(记为Y),乘以该非农部门资本占全部非农产业资本的比重(记为yi)｡这样就有下面的关系式(3):

(3)ET=(YT・・)

从时期T-1到时期T的就业总量增长量可以进行如下分解｡按照因素替代法,可以得到下面的关系式(4):

(4)E=ET-ET-1=(YT・・)-(YT-1・・)

=((YT-YT-1)・・)+(YT-1・・)-(YT-1・・)

=((YT-YT-1)・・)+(YT-1・(-)・)

+(YT-1・・)-(YT-1・・)

=((YT-YT-1)・・)+(YT-1・(-)・)+(YT-1・・(-))

(4)式中,第一项代表投资总量对就业的带动效应;第二项代表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第三项代表各产业单位投资吸收就业强度变化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但是,考虑到(3)式的定义中,YT､､eTi之间的顺序是可以交换的,一共有6种排列顺序,而且没有先验的根据表明这6种顺序中哪一个优于另外的几个,所以,按照这些不同的排列顺序,可以得到6个类似于(4)式的分解式,这些式子之间也没有先验的判断优劣的根据｡所以,取这6个式子的平均,可以得到下面的就业总量变化的三个因素的分解结果:

第一个因素是,在非农产业内部的资本存量结构和各非农产业单位资本吸收就业强度不变的条件下,总非农产业资本增长带动的就业效应(记为YG):

(5)YG=[(YT-YT-1)・(2・・+2・・+・+・)]

第二个因素是,在总非农产业资本和各非农部门单位资本吸收就业强度不变的条件下,非农产业内部的资本存量结构变化带来的就业变化效应(记为SG):

(6)SG=[(-)・(2・YT-1・+2・YT・+YT・+YT-1・)]

第三个因素是,在非农产业资本总量和各产业资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各产业部门单位资本吸收就业强度变化带来的就业量变化效应(记为IG):

(7)IG=[(-)・(2・YT-1・+2・YT・+YT・+YT-1・)]

总结起来,有关系式:

(8)ET-ET-1=YG+SG+IG

基于(1)-(8)式,就可以对一定时期(如相邻的两年,每隔五年等)的非农产业就业增长量,进行因素分解｡

分解结果报告如图4｡逻辑关系是:投资总量效应(总非农资本增长导致的就业变化)+要素替代效应(各部门单位资本吸收就业强度变化导致的就业变化)+结构变化效应(非农部门资本结构变化导致的就业变化)=三种因素的总效应｡由于1990年劳动就业统计数据口径变化带来了比较大的跳跃,我们在图4中略去该期间的数据｡

从图4可见,投资总量的增长是拉动非农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总量效应各年数据均为正数,表明在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变､没有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的情况下,投资总量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是巨大的｡要素替代效应大部分年份为负数,表明在投资总量不变､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各部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导致了非农就业的下降｡结构变化效应在改革早期年份中有正有负,不过最近时期大部分年份为负数,表明在投资总量不变､各产业单位资本吸收就业的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导致非农就业下降｡也就是说,最近时期大部分年份中,投资主要集中于那些单位资本吸收就业强度较低的部门中｡

从图4三种效应数据的绝对值大小的对比情况看,投资总量增长的效应最显著,抵消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和投资结构效应而有余,最终带动了非农就业总量的增长｡从结构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对比情况看,前者小于后者,表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导致非农就业实际增长低于应有水平的主要因素｡

资本对劳动的过分替代,影响社会的就业水平,乃至经济增长｡张军[2]认为,只要技术的效率不断改善,技术选择不过分朝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增长就会有更长的持续性｡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必然出现资本深化过程的加速趋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

三､发挥市场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非农就业增长

投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渐下降,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里既有符合经济规律的因素,也有违背经济规律的因素｡

从符合经济规律的方面来讲,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逐渐积累,从而每个劳动力装备的资本量相应增加,是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的｡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高资本密集度产业部门的产出比重上升;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提高;各个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上升｡

但问题是高资本密集度产业产出比重上升的幅度､各个产业部门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速度,是否超过了应有的速度,是否有人为拔高的因素｡我们认为,利率管制､软预算约束和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导致对就业拉动作用下降的几个主要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于其他改革;同时,现有的投融资体制当中存在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没有根除｡这样的外生条件下,企业有充分的激励上马资本密集的项目,有激励用资本替代劳动｡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加剧了这种扩张｡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而言,协助当地企业争取更多的信贷资金,并不增加地方财政的压力,却可以增加当地的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内部人”深受捕捉租金的激励驱动,竞相发展利润率高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杨格[4]从统计上证实,中国的工业部门在改革以来逐步显现出了区际间的趋同结构,地区间生产能力的重复和区际竞争严重威胁了中国工业部门的盈利能力,导致了地区间的生产模式越来越偏离了其比较优势｡他还发现,这个偏差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而更加严重｡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将使得实际的劳均资本积累速度低于潜在速度[3],反而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鉴于此,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应该深化市场化改革,理顺要素价格,特别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促进投资向劳动密集的行业集中,抑止各产业资本对劳动的过快替代,从而使得既定的投资总量能够发挥最大的就业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姚战琪,夏杰长.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2004,(1).

[2]张军.改革以来中国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些发现及其解释[J].世界经济文汇,2002,(1).

[3]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对劳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Z]//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系列.2003,(2):26-27.

[4]A Young.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 CXV(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