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扶贫、减贫方略及效果与如何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将少数民族扶贫、减贫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利用联系起来，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摆脱贫困局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因对少数民族在扶贫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认识不足，导致所谓的“文化扶贫”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僵局。本文力求对中国贫困研究的现有认识和话语进行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辨析，突显少数民族主体性的重要性，并对相关实践原则进行探索，以有助于在反思中明确思路，应对挑战。

关键词：扶贫开发　贫困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　主体性

作者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国家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后，文化保护日渐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概念之一。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化是文化保护中的重中之重，也是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依托。但目前来看，在中国少数民族扶贫、减贫研究中，较少论及扶贫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扶贫开发的政策措施中对此也缺乏认真考虑或者仅停留在空泛口号之上，没有真正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具体进程。一些涉及文化扶贫的研究，也往往存在未能从主体性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清晰认识和分析的弊端。可以说，端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与确定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扶贫的基本方略密切攸关。本文就与扶贫开发、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相关的少数民族主体性，以及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化等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对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和文化建设的推进有所裨益。

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分布在相对内地大都市和中原农业地区来说自然条件较为特殊的地区。目前，我国学界，特别是贫困问题研究者，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往往会用基础设施薄弱、经济要素水平低、资源条件约束等原因来解释。资源状况先天性恶劣，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足或开发不足，资金缺乏，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资源结构不合理等常常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一些经济学家将贫困归结为贫困者对诸如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能进行有效配置的结果。由于土地、资金不足，人们便采用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增加劳动人口的方式来弥补，造成了生产要素流程的恶性循环或资源低水平均衡配置，从而导致贫困。另外一些学者提出系统贫困论，认为贫困不是自然生态条件、资金、技术、人口素质等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由各种相关因素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决定的。他们借用生态学术语，将这种相互关联的贫困造成机制概括成“选择性亲和”，用以描述各种贫困因素的逻辑一致性与相互支持的动机性影响。在他们看来，区域性贫困或不发达的本质在于，该区域社会在能动机制、资源基础与求变能力之间的欠缺性因素发生选择性亲和的互动作用下，未能参与整个外部区域的经济全面增长与社会持久进步的过程。在中国学界，将少数民族贫困问题归结于文化素质低下，没有发展意识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有些人甚至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除旧布新的工作，它需要铲除落后的传统观念，因此要倡导“文化扶贫”。文化扶贫的任务不仅要消除“落后腐朽思想”，还需要向贫困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以替代当地群众原有的思想观念。

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也译作奥斯卡·刘易士)曾经依据墨西哥五个家庭(其中四个家庭为贫困户)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将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处在弱势地位、饱受贫困压力的部分人为了应对贫困而选择被动和消极的生活态度归结为一种亚文化，即“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认为这种文化对其成员产生一种具备独有样式的、特殊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在讨论中，刘易斯更为关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贫困地位的人们怎样应对文化的困境。面对贫困，他们缺乏情爱，很少能够体验愉快和满足感。在饥饿和生活不适的压力之下，时常表现得精神萎靡(malaise)，很少会用虚假的“斯文”和“谦让”之类的方式来和其他人打交道。与此相伴随，往往还表现出酗酒，轻率的等。这种贫困解释理论，力求将现代世界中因贫困而生活改变的人们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主题来加以探讨，以同情的立场直面贫困问题，与以往人类学界对于与世隔绝的小规模社会中人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大相径庭。

当代人类学家倡导对具体的贫困家庭及个人进行田野民族志研究，以深入的田野工作来认识贫困问题。像刘易斯一样基于具体贫困家庭个案，以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来认识和分析贫困问题，深入探究这些个案表现出的贫困的实在原因，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当注意的是，刘易斯所说的“贫困文化”与现在中国学界有些人所使用的“文化贫困”不只是词序置换问题，更是立场的差异。“文化贫困”概念是基于少数民族落后因而少数民族文化贫困的假设做出的。1965年，当刘易斯的这一概念在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介绍给公众之时，曾经引发了一场评论。在这份报告中，都市里的黑人家庭被描述为已经陷入了不可避免的“病理性混乱”(tangle of pathology)之中，未婚母亲和依赖福利被视为黑人自我生存中道德缺乏这一特征的表现，似乎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他们的不幸。也就是说，对“贫困文化”的曲解不仅发生在中国学术界和相关部门扶贫问题思考中，在美国的福利政策讨论中也是如此。

在围绕贫困文化的讨论中，外在压力和结构性因素使得贫困主体产生了特定的态度和行为这一重要的分析思路，显然被人们回避了。刘易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贫困的重负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的，是被强加在这些社会成员身上的，它因此构成了一种亚文化，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无力摆脱其所在的底层阶级的行为和态度。处在贫困文化中的人具有强烈的边缘感、无助感和附属感，他们似乎是自己国家中的局外人，并确信那些现有的制度不会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这种无能为力的感受是与自卑感、个人的无价值感相伴随的。他们几乎没有历史感，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有他们自己了解自己的麻烦、自己的状况、自己的邻里、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通常既没有知识、幻想，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换句话说，虽然他们对于身份状况十分敏感，但他们没有阶级意识。当贫困者们产生了阶级意识，或者成为工会组织成员，或者以一种世界眼光来审视他们的境遇之时，尽管他们可能依然是深度贫困的，但却已经不再属于贫困文化的一部分了。曾经有批评者对刘易斯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概念过度强调了文化因素，在他的贫困文化的定义中也有过强的铁板一块的(monolithic)和固化的倾向。不过，在刘易斯本人的后续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对于摆脱贫困文化的进一步思考，即更鲜明地从文化解释转向权力关系，更多关注行动者自身的文化自觉和社会觉醒对于贫困文化的逆转作用。

至今贫困文化依然是国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近年来，美国社会科学界有关贫困文化的重新讨论中，也进一步强调了贫困主体毁灭性的态度和行为不是固有的道德特征，而是持续的种族主义和社会隔离造成的。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J.Samp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