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撤资动态博弈分析
时间：2022-09-26 02:25:23
[内容提要] 文章构建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于撤资问题的动态博弈模型，选取影响双方得益的主要因素以确定双方的支付函数，通过对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进行识别，讨论了不同情况下双方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最后，侧重于东道国视角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07-06
引言
当前，在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和在华跨国公司基本进入运营和成熟期的同时，跨国公司撤资活动时有发生且日益频繁，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2942家，其中已终止或已停止运营的企业逾22万家，约占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40%，这其中有相当比重是由于跨国公司撤资所引发，撤资已并非个别存在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战后，作为世界经济主流的跨国公司成为战后经济恢复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器，跨国公司的空前增长使得国际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生产经营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同时，跨国公司撤资活动也日益频繁。跨国公司撤资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撤资问题的探讨。
我国是重要的外资引入国，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东道国的视角研究跨国公司撤资问题。早期的研究以介绍国外撤资理论与方法为主，同时对我国发生的一些撤资现象进行较基本的解释，王林生(1994)[1]、杨宇光，刘夏明(1995)[2]较早地研究跨国公司撤资问题，对国外学者研究撤资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马全军、马勇(1997)[3]认为投资风险是导致国际直接撤资的真正原因，邹春霞(1999)[4]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研究了外资减撤对东道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近几年，我国学者对撤资的研究逐步深入，毛蕴诗、蒋敦福(2002)[5]对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进行了评述。李优树(2003)[6]将寡头理论应用在产业内分析，得出跨国公司产品的供需、成本、进入企业三个方面在特定条件下导致了撤资。徐艳梅、李玫(2003)[7]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减撤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毛蕴诗等(2005)[8]在基于对在华日本、欧美跨国公司研究调查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在华撤资的方式、结构与组织特征、环境因素、动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是国内学者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撤资问题最系统的成果，但由于数据的缺乏，研究以案例分析和定性研究为主。王水娟(2006)[9]从东道国的视角着重对跨国公司的撤资风险进行了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与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表现，始终存在着双方得益的博弈，姚杰等(2000)[10]从合作与竞争两个角度，指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均存在着“重复博弈”的倾向。柴正猛、张岩贵(2003)[11]采用改进的KMRW声誉博弈模型解释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稳定合作现象和“正和博弈”思想。
将博弈论方法运用于撤资问题的研究将可能对撤资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基本假设；第三部分为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支付函数的确定、动态博弈过程的求解、博弈结论的分析三个环节，系统分析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的动态博弈过程；第四部分从东道国的视角，有针对性地提出我国在引进外资、对待撤资过程中应采取的对策。
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分析的基本假设
(1)博弈的参与人为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跨国公司在分析指某一产业的跨国公司个体，东道国政府非特指地方政府，但在博弈过程中，主要由地方政府参与。跨国公司更偏重于来自发达国家，东道国政府以发展中国家为基调，对中国有较强的针对性。
(2)参与人双方均能获得完全且完美的信息。跨国公司、东道国政府都了解彼此的得益情况，并对各自选择前的博弈过程完全了解。
(3)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这也是博弈参与人之间的共同知识。
(4)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再投资问题，如从东道国某一地区撤资后，将资本再投资于东道国其他地区，这种情况不在考虑之列。
(5)当前我国引进外资中广泛采用税收优惠政策，然而“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税收优惠列为补贴之一，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时，WTO规则又通过特例的形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允许出口补贴、配额和许可证等扭曲国际贸易竞争的现象存在。在模型分析中，假定东道国政府引进外资所采用的优惠政策可以折算成税收优惠，是东道国政府采取措施挽留跨国公司的主要措施。这与实际有所不同，但做此假定仍能够反映双方在撤资问题上的本质支付。
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撤资分析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的参与人为：1――跨国公司，2――东道国政府。博弈行动顺序如图1，假定跨国公司先行动，决定是继续正常经营，还是提出撤资威胁，政府针对其撤资威胁做出不予理睬或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的选择，此时，在第三阶段再次由跨国公司针对东道国政府的选择做出是撤资或不撤资的选择。
1-支付函数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①获得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从而降低成本，使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更具竞争性。②充分享受东道国政府给予的多种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公司总体税负。③出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开辟新市场等战略层面的考虑。同时，跨国公司还需考虑汇率波动的风险，以及跨国公司放弃其他投资机会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现假定跨国公司的支付函数π1受东道国人力成本L、东道国税收T、跨国公司长远战略S、汇率风险E的影响，同时减除所占用的资本K与机会成本r1K，因此得到跨国公司的支付函数如下式所示：
π1与S正向相关，与L、T、E、K负向相关，r1是跨国公司其他投资机会的年收益率。
从东道国政府的角度考虑，它在引进外资中主要出于下面的考虑：①东道国政府以其产业政策为基准，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于重要产业中去，以促进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②发挥跨国公司在产业关联中的前向、后向、旁侧等效应，促进关联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③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扩大了东道国政府的税收。④提高了东道国的就业水平。⑤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与东道国的其他资源相结合，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⑥带来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完备的管理经验。同时，东道国政府存在一个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
现假定东道国政府的支付函数π2受东道国人力成本L、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纳税额T、跨国公司的资本K、跨国公司的技术水平与管理经验M的影响，同时通过产业的复合乘数效应I予以放大或缩小，再扣除东道国政府的机会成本C2，即可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付函数如下式所示：
其中，α为跨国公司产品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有率，0
π2与L、K、T、M、I正向相关，与C2负向相关。
在跨国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双方的支付分别为：
π10与π20既可能为正值，又可能为负值。
在博弈的第三阶段，若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政府不予理睬其撤资威胁后进行撤资，此时需考虑跨国公司的退出成本以及由此对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支付产生的影响。若跨国公司撤资，首先其正常的FDI收益或损失π10将变为0，同时包括沉没成本在内的撤资成本D成为跨国公司的撤资障碍，当然，考虑一定的消耗系数q，跨国公司撤资后可以收回资本qK，并且假定撤资成本低于收回的资本，即qK>D>0，在收回资本qK后，跨国公司可以将其投资于收益率为r1的项目中，获得收益r1qK，跨国公司的支付为：
跨国公司撤资后，可能会对其他在东道国的外资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同时也会对关联产业产生影响，以R衡量。当然，东道国政府可以实现C2的投资机会，因此，东道国的支付可以表示为：
此时，与第一种情况相比，由于T1
东道国视角下撤资对我国的启示
1.从观念和政策上重视撤资，认识到FDI与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强调着招外商引外资的重要性，相关的政策法规也多向引资方向倾斜，但是对于伴随着“引资”而产生的“撤资”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研究。应加强对跨国公司撤资的动因研究，充分认识撤资对东道国造成的各种影响，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以保障我国引进外资工作的更好开展。
我国政府在对待撤资问题时，首先要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撤资有个前提性的认识，认识到无论是FDI还是撤资都是资本逐利性的体现，跨国公司为资本的载体和主体。随着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放开，资本的逐利性将在我国显现得越来越强烈。
2.对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予以识别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政府的撤资威胁在很多国家都有，但在我国长三角各地尤为普遍，东道国政府首先需要对撤资威胁进行识别。有些撤资威胁是不可信的，跨国公司以撤资为幌子，以期延长优惠政策或争取更多的政策扶持，对待这样的威胁东道国政府应不予让步；有些撤资是无法挽留的，无论政府是否采取措施，跨国公司出于逐利的原因均会选择撤资，此时，政府应对其威胁不予理睬，以免使政府信誉受损；有些撤资威胁是可信的，东道国政府需要予以重点对待，一旦不采取措施予以挽留，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将变为现实，会给东道国政府造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3.关注“便携式产业”，从引进外资源头上防范撤资
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以IT、电子类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这类产业竞争激烈、技术更新速度快、产业流动性强，属于“便携式产业”，在长三角地区这类便携式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3，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跨国公司在投资于这类产业时，由于退出成本低，更容易发生撤资的现象，东道国政府需要对此类产业予为高度重视，在“引资”时更注重“选资”，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选择性地引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完备的外资，以对东道国产业成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拒绝引进那些仅出于利用我国低廉的人力、资源和优惠的政策获得短期收益的外资，从源头上防范撤资。
4.调整产业结构，构建外资产业链
我国的产业结构基本为劳动密集型，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低成本的条件不足以成为跨国公司的决定性竞争优势，而且容易受其他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这便会产生撤资。我国必须将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调整，以促进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的引入，同时，研发、市场调研等高额的沉没成本也使得跨国公司不会轻易撤资。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应积极围绕重点产业的外资构建产业链，同过引进或发展跨国公司的上游、下游产业，将研发、设计、销售、物流整合起来，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大幅度带动我国各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且这种产业链一旦构建，跨国公司的退出成本将变得很大，可以有效地避免撤资。
注释：
[1]王林生.跨国公司经营理论与实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4
[2]杨宇光，刘夏明.当代国际直接撤资理论探讨.世界经济研究，1995(4)：5-9
[3]马全军，马勇.国际直接撤资问题浅析.国际贸易问题，1997(4)：27-31
[4]邹春霞.外资减撤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1999(5)：51-54
[5]毛蕴诗，蒋敦福.当代跨国公司撤资理论及其新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24-30
[6]李优树.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撤资问题探讨.当代财经，2003(12)：95-97
[7]徐艳梅，李玫.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减撤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1)：65-69
[8]毛蕴诗，蒋敦福，曾国军.跨国公司在华撤资――行为、过程、动因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9]王水娟.东道国视角的跨国公司撤资风险研究.河海大学商学院，2006
[10]姚杰，张勤生，李好好.合作与竞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国管理科学，2000(11)：402-408
[11]柴正猛，张岩贵.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多阶段正和博弈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3(5)：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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