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关键词·管理的精神(下)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

画风一转

进入工业大生产时代之后，修道院很快就把社会经济中心的地位让渡给了公司，它们依然作为精神中心而存在。公司是理性的代表，信仰被简单化为感性的代表。作为矛盾体的管理之精神被粗暴地肢解，管理更多地被看作技能，精神成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随着福特用流水线改造了资本主义，世界战争促进了规模化生产，管理起到的作用似乎就只是多快好省地不断为市场提供同一种产品。列宁对泰勒制和电气化的推崇，使得苏联工业化大幅度进步，成为其最大受惠者。

不同于技能观点，泰勒把管理作为一门科学，他率先把时间带入工厂，用秒表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然而，就像管理史学家斯图尔特・克雷纳对泰勒的评价，他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是无序的。他曾经设想科学管理可以解决工厂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的矛盾，双方在效率驱动的原则能够成为把酒言欢的兄弟。事实却大相径庭。时间是企业之主，管理之精神即对于时间的崇拜。效率把人性彻底排挤出了精神的范畴。斯图尔特・克雷纳认为科学管理是基于缺乏信任，缺乏对人的才能和智力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人和钢铁一样，都是原子化的材料。

泰勒的科学管理势必成为极权社会的最爱，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因为其对组织的理解和极权分子对组织的理解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即个人是可以被外在的精密技术操控从而被组织在一起的。机器是理性的卓越代表，因此对组织这台机器的管理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则。身在科技落后的中国的林语堂在《机器与文明》也这样讴歌，“我们须记得机器文明，原来也是人类精神之一种表现。有了科学然后有机器，有了西人精益求精的商业精神，才有今日人人欢迎的舶来货品。”

泰勒所处的世纪之交正是欧洲文明的崩溃之际。基督教式微，工业分工将人们从家庭和教会中分离出来，进入了大工业体系，传统的精神纽带断裂，本来坚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了流动的特征。德国存在主义大师卡尔・雅思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到，“我们思索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理解，我们怀疑每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在每一个生活与对生活的意识表面一致的地方，背后都隐藏着真实的世界与我们所知世界的区别。所以，我们生活在运动、流动和过程之中。变化着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的变化；反之，变化着的生活也造就了认识者意识的变化。”

在雅思贝尔斯眼里，流动的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双重困扰：因为当下世界的多变，我们不再寄希望于天堂，而是希冀通过自身的努力干预人间现状；干预的力量终究有限，行动的结果往往小于制定的目标，更多时候环境的反作用力更大。我们妄自尊大，企图绕过上帝叩响命运的大门，又不得不臣服于命运之下。扭转这种频频让个体失望的方式，似乎就是要把他们按照机器的方式组织起来，运用宇宙钟表的世界观来运转这台组织机器。

在机器文明中，个体被宣告死亡，精神也不复存在。也是在这个时候，“组织”成为了带有负面意义的名词。当宗教无法重新统治社会秩序的时候，民众自然希望组织可以替代秩序。当然，这是极权主义分子乐于看到的。因此，在赫胥黎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提出了“过度组织化”的观点。所谓“组织化”，就是把个体的精神抽离，将其变为听统一指令的原子，实现可操控的幻想。而德国社会学巨擎马克斯・韦伯更是直接指出，工业化就是实现对人的异化。为了实现这个结果，资本主义出现了官僚制度，中间管理层的出现其实是为了实现更有效率的异化。

尽管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梅奥的霍桑实验，有福列特发出了“认识一切商业活动的核心”的呼吁。在实操层面，出现了“协同”思维，大公司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宰者。但是，官僚体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组织反而是越来越臃肿。所有的决策都由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人做出，“人尽其用”依然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个现象早就被雅思贝尔斯预言过，“现在正在开始，可能是怎样一个世界？”他的回答是，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被连接而成稳定的组织，这是一个正在加速的过程。人类被转化成一架庞大机器中的功能，这就推进了普遍的齐一化。这架机器不需要优秀卓越的个人，只需要有特定才能的、符合通常标准的人。

直到托夫勒在70年出了《未来的冲击》，着实冲击了美国管理界。他认为文化的决裂震动会带来种种不确定性，而组织会随着重复性重组变得无比臃肿，这是无法应付多变的未来的。几乎同时，一个叫亨利・明茨伯格的加拿大人经过研究发现，做出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靠的都是拍脑门。因为他们没法在面对极大的绩效压力的情况下，静下心来做出理性决策。而处于层级底端的人，精神和物质上也是不快乐的。

尤其是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人开始深深怀疑曾让自己自豪的管理模式。麦肯锡在70年代末派出了年轻的汤姆・彼得斯巡游世界，这是美国管理界第一次向外界寻找灵感。十年之后，彼得斯在《乱中求胜――美国管理革命通鉴》中炮轰商学院。说一群只对数字负责任的职业经理人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繁荣。而在早些时候，笔锋一直不顺的乔治・吉尔德恰逢里根总统上台之际写出了影响力巨大的《企业之魂》。作为个体代表的“企业家”终于从熊彼特的理论走向了现实。这个被冠以具有冒险精神的群体成为了商业世界的主导力量，他们凭借直觉和坚忍不拔获取了成功。书籍出版的同一年，也就是1984年，乔布斯的苹果公司了具有叛逆精神的“1984”广告片。一个拿着铁锤奔跑的女性成为了砸破旧世界的主角。

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是对理性主义原则和传统管理思维的彻底叛逆。与其遥相呼应的是，个人电脑在那个年代也取得了市场化的胜利。以微软为代表的软件公司和以惠普、IBM为代表的硬件公司迅速崛起。而在这类被统称为信息技术的公司中，平庸的个体是无法立足的。大量有关天才的神话时时在现实世界上演着。

在相同的时间线上，太平洋的另一段，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成为了美国人纷纷效仿的对象。美国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搞明白，日本公司的管理是以“人”为核心的。即使在生产线上，工人也能了解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他们手里的决策权之大是美国制造业企业难以想象的。

而在此之后延续至今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信息时代，管理理论迎来了又一轮繁荣期。截止到本世纪的前十年，信息和流程相结合，通过再造的手段企图将“人”彻底从组织中解放出来。但这些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金字塔的组织结构还在。

我们认为，金字塔组织是宗教理性思维的折射。从底端到顶端的权力分布方式，等同于对上帝的认知路径。越往上走，能够运用理性的人就越少。显然，根据理性原则搭建的组织框架和蠢蠢欲动的正在回归的“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冲突。

精神的复苏

最早把人类从理性泥潭中带出来的是尼采。他用“上帝死了”来唤醒人们，作为理性目标的上帝早就被世俗化了，价值理性失败了。而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权分子把理性的另一面――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在纳粹对欧洲发动闪电战的前半年，青年德鲁克写了一本叫做《经济人的末日――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奇书。他在书中为后来的“知识社会”埋下了伏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无法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只会在压力下迸发出来的基础深厚的动力”。在这本书中，他并没有想清楚这股动力是什么。直到1969年，他在《断裂的年代》中，明确了“知识社会”的概念。现在看来，“知识”就是那股基础深厚的动力，它可以完全承担抵抗极权主义侵袭的重任。

在管理的这条线索中，感性一直没能完成回归，组织也一直仅仅在价值理性的层面踌躇，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在宗教之外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媒介收纳理性和感性@对矛盾。在互联网逐渐成为商业世界的主角之后多年，人们才逐渐明白德鲁克在40年前的洞见。

人只有成为知识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精神主体，而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以修道院为主体的农耕时代了。在宗教无法制定秩序之后，知识接过了权杖，而知识本身又杂糅了主观经验和客观事实。知识既是实体，又是精神。

我们如今正处在又一个历史的断裂期，该回归的还没有完全回归，该远离的尚存魅影。在这个时代中，焦虑和拧巴也就实属正常了。（完）

（作者胡泳为北京大学教授、新媒体批评者，郝亚洲为青年学者、财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