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定县实验对当前贫困农民培训的启示

摘要：贫困农民培训旨在帮助贫困农民摆脱贫困，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但实践中的培训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何使贫困农民培训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使贫困农民真正脱贫，值得思考。回顾上世纪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活动，同样以贫困农民为主要对象，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今天的贫困农民培训而言都是宝贵的财富。尤其是定县实验，给我们今天的贫困农民培训实践方向以启发：争取散在资源，强化培训师资力量；夯实调研基础，确保培训有的放矢；兼顾生存技能培训与发展性教育，志在“真”脱贫；活化培训方式，力争构造培训合力。

关键词：晏阳初；定县实验；平民教育；贫困农民培训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4-0024-05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十三五”期间的核心任务。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确保到2020年r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又是最艰巨的任务[1]。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教育脱贫大有可为。贫困农民培训正是教育脱贫的一项具体措施，它是克服表面扶贫和治疗返贫顽疾的利器。本文探讨的贫困农民培训，指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公益性质的培训，非社会其他机构举办的盈利性培训。那么，关于如何更有效地实施贫困农民培训，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呢？笔者首先想到的是晏阳初先生以及他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是我国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倡导者，同时也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奠基者，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他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也接受了系统西学的影响，17岁留学美国，上世纪20年代归国后正式投入平民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了终生。曾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主持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并任院长。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平民教育实践和研究，逐渐形成其平民教育理论。上世纪50年代后，协助菲律宾、泰国等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并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以其为首进行的定县实验是在“教育救国论”理念下进行的，主要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大方式，对定县农民开展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铲除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通过“博士下乡”，使现代科学、知识经验、科研机构、先进理念等下乡，促进了当地农民素质的提升和当地生产力的发展。

晏阳初先生作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给国际平民教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和农民教育实践是我们研究和开展贫困农民培训的宝贵财富，尤其是他领导的定县实验。晏阳初先生所谓的“平民”，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定县实验以县为单位，以当地农民为对象，旨在通过教育来改造定县的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定县实验是一次有完整方案、深入系统且取得一定成就的农民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可从中总结对贫困农民培训的几方面启示。

一、 争取散在资源，强化培训师资力量

晏阳初将定县实验概括为两个时期：准备时期和集中实验时期，从1926年冬到1930年秋可以算作准备时期[2]，历时将近四年，为后来的集中实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成了定县实验的成功。在实验前期，人才的准备是实验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定县实验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教育救国有效路径的切实探索。在改造乡村、培养新民、固本宁帮理想的号召下，一批有学识、肯吃苦的专家学者跟随晏阳初深入农村，“农民化、化农民”。参与定县实验的专家学者们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负责人，即领导小组；另一组是平民教育促进会聘用的具体执行实验方案的普通知识分子，即一般工作人员组。

据统计，定县实验的27名领导小组成员中，曾任专家、教授或其他高级职务者约占70%，确定具有硕士或博士学历者约占33%，确切留学者约占89%。他们所学的专业领域覆盖面较广，涵盖了法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化学、农学、医学、美术、文学、戏剧等11个领域[3]。显然，定县实验领导小组具有学历和职称高、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专业领域广等特点。作为实验的核心，领导组的人员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验的成绩。此外，在聘用一般工作人员时，晏阳初也着重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创造力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进入定县，进行艰苦实验的平民教育促进会人员1926年有66人，到1935年达到了500人[4]。定县实验的团队无疑是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定县成为平民教育的典范。

与定县实验时期相比，今天的农民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总体来看，贫困农民的整体文化程度依然较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对培训的需求多样。此外，贫困农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情况等因素都给他们参与培训带来了困难。贫困农民培训任务依然艰巨，要想有效地开展培训，达到扶贫脱贫效果，人才准备必然要充分。

关于贫困农民的培训现状，笔者以辽宁西部某县为例。从对该县八个乡（镇）扶贫办负责人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县以及大多数乡（镇）确实为贫困农民搭建了培训平台，并且贫困农民对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培训主要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属于公益性质，资源有限，导致培训机会的覆盖率低，覆盖面较窄，贫困农民培训变成一种形式。实际开展的培训主要是养殖、种植技术，培训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谈及原因，负责人们感叹“人手不够、物质资源也有限”。以上问题的解决，指向了培训资源的有效调动和培训师资队伍的建设。

定县实验团队让我们看到开发资源以及不同专业人才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当前参与到贫困农民培训中的人员，主要是农业相关行政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人员结构单一，培训队伍薄弱。定县实验属于专家领导、政府配合，现如今的贫困农民培训属于政府领导，但专家目前处于缺位状态。或者说，农业以及教育等领域的专家们也不乏关心和倾注精力于农村发展和农民培训者，但他们与政府当前的培训项目没能密切结合。贫困农民培训不仅需要专家的大力支持，也应该争取更多的相关资源，如争取基础教育各级学校、各类职业学校、其他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的人力及物力支持。建构一支结构稳定但人员能够流动、灵活的培训师资队伍。当然，这一切都需要领导者的统筹，更需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端正态度、加大力度，来完成这一极富意义与挑战的事业。

二、 夯实调研基础，确保培训有的放矢

晏阳初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先调查再实践，边实践边研究，同时广义上的调查持续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这样才能发现真问题、真需求。“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5]。”因此，在李景汉等学者的主持下，他们对定县的社会情况进行了科学、深入、系统、详细的调查，并形成了《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获得了各界人士的肯定。定县概况调查注重学术性、科学性的同时，更注意避免为调查而调查，坚持调查为实用。调查设计考虑当地具体情况，顺应农村社会习俗与传统，注重实际性和实用性。晏阳初特别强调调查的通盘筹划和全方位协同，使调查更容易开展，促使调查与其他工作相辅相成。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是定县调查的结晶，从该书的框架我们即可窥见调查的全面和详细之一斑。该书从地理、历史、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人口、教育等17个方面（详见下页表1）展开，具体呈现了调查结果，其中包含314张统计表。总体而言，定县社会调查呈现出以下三方面关于中国乡村社会调查研究最主要的思想和方法：兼具认知、服务、改造三位一体的调查目的；借力传统社会关系与系统采用西方社会学调查手段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汇集专业人才、统筹当地各种资源、形成合力的调查资源[6]。

反观当前已有的各类农民培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培训内容单一且供需脱节，导致农民参与培训的热情减弱。培训内容单一及供需脱节，主要是因为培训责任方对农民具体情况，尤其是实际培训需求不了解，培训前期调查工作不足甚至缺失。当然，也不排除明确了培训需求，但因资源所限只能开展能开展的培训。这就又回到上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笔者在对辽西某县的县级以及乡（镇）相关负责人的访谈中，问及培训开展的依据以及培训需求的调查情况。大部分乡镇的贫困农民培训是根据政府掌握的当地情况，并且考虑整体发展而设置的。比如，某乡以果农为主，果园面积较大，因此开设一个短期的果树栽种及养护培训班，至于其他人的需求及当地的其他发展可能则没有顾及。在县级相关负责人的回答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无奈：调查是必要的，了解真实需求很重要，但由于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调查也只能了解到表面的信息，甚至贫困农民自己也不清楚真正的需求。这就涉及到如何开展针对农民的调查，如何调查外显的需求，怎样挖掘内隐但确实的需求。

定县调查属于社会学术机构的调查，作为非政府组织，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初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比如农民的排斥和不信任。因此，晏阳初强调调查要和实验的其他方面工作一同进行。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贫困农民培训需求的调查，更容易得到农民的配合，但另一个问题是，作为非学术、非专业人员，如何能使调查更系统、更深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信息，并挖掘出农民口头表达背后的信息，这同样需要政府工作人员与专家合作，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在专家指导下进行调查，或者专家直接参与调查，都是可以尝试的选择。

从定县调查可知，贫困农民培训的前期调查虽然属于培训的“序曲”，但却至关重要。调查农民说来简单，落实却较难，需要系统筹划。调查人员需要对贫困农民以及当地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要考虑并顺应农民情况。在挖掘贫困农民培训需求，尤其是内隐需求以外，还要详细掌握贫困农民的文化程度以及能接受的培训方式等。调查是服务于培训的，因此调在了解事实，挖掘更多相关信息，设计实际的培训方案，使培训有的放矢、提高效率。

三、 兼顾生存技能培训与发展性教育，志在“真”脱贫

通过对定县社会概况的调查与研究，晏阳初团队总结了定县乃至整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四大根源，即“愚、贫、弱、私”。“愚”指农民缺乏“智识”，即智慧和知识的匮乏。在当时，“目不识丁”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因此，平民教育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扫盲”。“穷”顾名思义是贫穷、生活困难，主要指生活水平。“弱”主要指身体健康状况，病弱。“私”指“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以及公民的训练”[8]。针对这四大问题，晏阳初提出了四种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由于定县实验意在“建设乡村”，他们关注的就是农民的整个生活，了解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在找到问题的根源后，农民教育也是全方位的，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设置生计教育和卫生教育，也要考虑到农民的长远发展问题，开展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实际上，四方面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生存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制约长远发展的因素，发展教育又不能不以生存教育为基础。在当时文盲占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又将文艺教育作为其他三大教育的基础。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距今已近百年，但所谓的农村四大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现代农村社会中文盲已基本消除（此处的“文盲”仍指“目不识丁”者），尤其是50岁以下的农民。但总体来看，贫困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较低，相对于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相对于他们自身发展需要而言，在“智识”方面依然远远不足。晏阳初所谓的“愚”的问题依然存在。“贫”自不必言，今天贫困农民的贫困相比于定县实验时期已属“非贫”，但从社会发展、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今天的生存条件来说，他们确实是贫困的。笔者开展调查的各乡（镇）乃至村，均设置了公示牌，公示出辖区内的贫困人口相关信息。其中包括“致贫原因”一项，疾病（含残疾）、教育投资、缺乏技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是各乡（镇）呈现出来的几个主要致贫原因。其中，因病致贫占80%以上。显然，“弱”依然是贫困农民面临的一大威胁。晏初所指的“私”是相对于“公民”的“公”而言，从当前农村常见的垃圾治理困难、养老纠纷、邻里矛盾等现象来看，“私”还是有的。

贫困农民培训旨在“治贫”“脱贫”，但导致贫穷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贫”与“愚、弱、私”等其他问题密切相关，为脱贫而脱贫，只能是短期脱贫或者说“假”脱贫。因此，贫困农民培训不应该局限于“生计教育”。当前的农民培训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民培训工程（也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在此暂归为此类）；以职业、创业、实用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雨露计划”；以重新组装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为主要内容的绿色证书培训；以传授科技以及科普为主要任务、依托高校实施的特派员示范培训工程；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9]。显然，目前的农民培训主要是对农民的农业技能或劳动力转移技能的培训，旨在迅速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可见的经济脱贫。不能否认，这样的突击式技能培训也有效果，但脱贫工作中的顽疾――“返贫”也暴露出这种效果的短浅性。扶贫、脱贫不是提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才有的行动，而是有着长久的历史，但“返贫”也伴随至今。“数据表明，农村返贫率通常维持在20%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达到60%以上”[10]。不能忽略人口老龄化等其他加剧返贫的因素，但目前的扶贫措施包括贫困农民培训，确实有急功近利的现象，这也是返贫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