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关口,我们需要更多华为与万达

又是一个国庆节，而中国经济也越来越到了转型的关口。

从2015年下半年以来，一线城市的高房价，以及随后二线城市房价大涨，让很多还没有进入楼市或者有着换房需求的普通人开始焦虑。特别是对那些还在大学校园或者刚毕业、没有购房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直接的受损方。

高房价是个经济现象，它推高了地租，蚕食实体经济的根基。它也是个社会现象，带来不公平和价值扭曲。那么，如何破解高房价？

世界上，高房价多数是经济崛起之后的正常现象。经济的运行，从本质上讲，是个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如何进行抉择的过程。土地是最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永远不需要计提折旧的资产。那么，它价格的走高，其实是市场发挥配置作用的结果。

但是，中国的高房价并不完全是一个基于经济崛起的、正常模式的高房价。它的“不正常”，源自于两个层面的深刻背景：一是财税体制改革滞后，让地方政府依然将土地相关的出让金和税收，视为第一财源，调控时常缺乏诚意；二是投资环境的疲弱，让企业股权大幅度贬值成为经济的一股暗流，于是资金全部涌向房子。

高房价的这两个背景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实际上，相应的改革已经启动，决策层的决心非常明确和坚决。

就第一个背景而言，财税改革是一场深度改革，既涉及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也关乎经济增长的整体框架。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中央放权时期，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0年代末完成分税制和国企大改革为止。

二是中央的收权时期，从以上改革完成到现在可以算作这一时期。此间，中国不断破除地方分割，统一的国内商品和要素市场逐渐建立，而金融体系也不断趋于稳固，并从上到下配置着金融资源。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真正享受“大国红利”，实现了长期超过10%的增长。

现在，改革关口又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指出必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事权和支出责任等方面将改革路线图具体化。

从营改增的不断深化，到最近关于房产税的讨论，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在稳步启动。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紧迫性，但更急不得。循序渐进，这是确保国家稳定、经济结构调整成功的基础条件。

高房价的第二个背景是企业股权的贬值，但这也并非实体经济的全部，实体经济内部依然有诸多亮色。它们代表着实体经济转型的方向。

任何国家，核心技术的创新一定是通过大企业来实现的，日本、韩国，走的都是这条路。因为，只有大企业才有条件和实力，而中小企业根本没有。对中国而言，大国企的创新可能受到产权激励方面的约束，因此民营大企业的创新更可能成为中国技术崛起、中国制造升级的主力军。

华为就是这样的典范。在外界唱衰中国实体经济的时刻，2015年，华为销售收入却达到了608亿美元（近4000亿人民币），比2014年增长37%，净利润57亿美元，增长33%。2016年上半年，其销售额同样大幅增长40%。无论份额，还是口碑，华为已成为国产手机第一品牌。

手机业务的崛起，是华为这家曾经的“通讯基建企业”转型的突破口。华为的蓝图已经很明确，一是向硬件上游要利润，在芯片等核心部件领域，中国造的“华为芯”未来可能成为全球电子终端的主流之一；二是向软件要利润，不断扩张的“花粉”（华为粉丝）版图，这是华为发力软件领域，乃至向娱乐休闲产业进军的基础。

除了华为，另一家龙头企业万达同样值得关注。不同于万科这样的住宅地产商，万达作为一家商业地产商，它更看重的不是卖房子、“做流量”，而是“盘活存量”。向已有的商业综合体要利润，从中国人的休闲娱乐要利润，这是方向。实际上，除了一般的商业综合体，侧重于旅游休闲的万达城项目早已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王思聪从国外回国，主动成为“网红”，短时间内崛起为介于一线和二线明星之间的“1.5线明星”。其实，不妨将其看作是万达转型中国版“迪斯尼”的铺垫。这种转型，正是中国经济所需，提振内需，更打造在娱乐产业的“中国品牌”。最终，也会汇聚为中国“软实力”构建的力量之一。

某种程度上讲，华为和万达的转型模式可以概括为：用中国的“大国红利”，养出“中国技术”和“中国品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企业和企业家，而龙头企业这种接地气、讲实际的转型路径，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因为房价而焦虑，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更应该有信心。在经济领域的纵深之处，一些积极的变化业已启动，而改革更将为这种变化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