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贴标签式的解读中国问题

摘要：近些年来，国内学人喜欢用“左”、“右”来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无助于理解中国问题，只会遮蔽我们分析问题的视角，掩盖解决问题的路径。深入探讨“左”、“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危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为解决各种问题找到新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左右；标签；中国；思维方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内学人喜欢用“左”或者“右”来解读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事情。大到某一领域的学者、专家，小到青年学生，他们解读中国大多采用“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比如，某人在公开场合谈到毛时代中国社会一些健康的方面，立刻就会有人群起而攻之，将其扣上“毛左”的帽子；而有人稍微对西方社会的某些方面表示一下赞同，立刻就会被人扣上“右”、“五毛”或者“自由化”的帽子。仔细想来，这样标签化、扣帽子式的解读中国社会，益处微小而害处实大。

一、“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放大了正常的社会争论

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社会，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百姓生活，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各自的观点，同时与其他不同的观点进行交流、讨论，在争论中达成共识、取得一致。然而，当代中国，“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放大了正常的社会争论，将不同观点之间正常的争论上升为“左”“右”之争、派别之争、路线之争。

比如，重庆的事件发生之后，许多人认为在重庆推行极左路线，将其称为余孽，是对“毛左”的致命一击。笔者听到这样的观点，真是哭笑不得。我们看待事件首先应当超越“左”“右”之争，用一种现代法治眼光来理解，即是因为其违法乱纪、、滥用权力造成的，而不是其所谓的“极左路线”。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如果社会民众仍用一个“左”字来定性，那不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而是法治思维的衰退。

二、“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削弱了社会的整合能力

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稳步前进，是因为这个社会具备了处理日常冲突的整合能力。如果社会不具备这样的整合能力，那么，社会的完整性迟早会被各种各样的冲突所撕裂。“左”“右”之争，不仅无助于提升中国社会的整合能力，反而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整合能力，将众多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冲突化约为两股强大的水火不容的社会冲突。

这一点，从众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位经历的老人，因为说了一句对不敬之类的话，就遭到了韩德强的掌掴。而民众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大多将韩德强定性为“左”，认为韩德强是站在毛左的立场上教训了这位老人。且不论这一事件中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光就韩德强掌掴老人这个行为，首要涉及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左”“右”的问题。用“左”“右”的视角解读这个事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遮蔽群众的法治眼光，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严重遮蔽了社会各界对问题的认识

只有认识问题，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问题。“左”“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严重遮蔽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决策者、管理者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妨碍了问题及时有效的解决，给社会方方面面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比如政治领域的改革，持多党制、选举制的人士大多会被社会各界划分为“右”，而认为中国必须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的认识则会被划分为“左”。许多人不仅将持上述观点的人相应的划分为“左”“右”，更可怕的是，当其自身持相应的观点时，其本人居然也会认同为自己是“左”或者“右”。仔细想来，这样空洞的“左”“右”之争显得可笑而又无实际意义，结果只会让我们离最初探讨的问题越来越远，走进一个脱离实际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泥潭。

超越“左”“右”之争，不是什么新的思维方式。邓小平晚年在回应国外对他的猜测时就说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P.209）尽管邓小平没有直接提到“左”与“右”，但是，在面对外界将其片面的划分为“改革派”“保守派”时，邓小平用一种超越二元对立之争的思维方式巧妙地回答外界的猜测，这种实事求是的超越“改革”与“保守”、“左”与“右”的思维方式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走出“左”或者“右”的历史惯性，真正成为一个中道之国！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