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型H1N1流感国内主流报纸新闻报道分析

媒体在每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中,除了告知事实和引导公众行动之外,其实都扮演着沟通公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居间人角色。我国传媒关于甲型H1N1流感及时而稳重的跟进报道说明,传媒迅速告知,积极引导,危机中注重沟通双方,就能够较为成功地引领危机向良性方向发展。

甲型H1N1流感所带来的威胁如今已经蔓延全球。世界卫生组织4月29日晚在日内瓦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历史上首次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至5级。5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出通报,四川省确诊了中国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截至6月16日,中国内地共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237例。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经历自2003年SARS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健康危机,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也于6月11日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六级。

在一个社会的公共健康危机中,大众媒体无疑应该承担及时告知事实,正确引导舆论的作用。本文选择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这三份在北京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进行随机抽样,在凯瑟琳・罗温的危机传播框架下,通过对三份报纸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内容进行分析,旨在考察国内主流媒体在此次健康危机传播中的作为与得失。

及时、全面、适当告知事实:担当传媒的基本职责

美国著名危机传播学者凯瑟琳・罗温(Katherine Rowan)认为危机传播的功能是双重的。第一,危机传播必须告知危机本身的现状和可能性后果,并告知对于受众可能产生的影响;第二,危机传播应当争取实现受众之间的对于危机的良性共识和行动。①简言之,媒体危机传播既要告知事实,更要制造共识。

首先是及时公开告知。在危机传播中,媒体应当有效地告知准确信息,在传播相关危机新闻的时候做到及时、公开。以“世界卫生组织4月29日晚在日内瓦宣布,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高到5级”这条信息为例。北京日报在5月1日第4版头条位置刊登报道《全球流感警戒3天内提至5级》,北京晚报在4月30日第22版刊登新闻《世卫组织提升警告级别至5级,大规模疫情“正在逼近”》,新京报更是在5月1日A07版刊登整版专题报道《猪流感全球疫情警报升至第5级》,从世卫组织三天内两度升级预警、全球疫情概况、墨西哥病故者特写、应对建议四个方面全面解读了“猪流感”疫情。

5月11日中国内地出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之际,三家媒体也都在显著位置及时报道。随后北京晚报开设专版“抗击甲型H1N1流感”,新京报开设了专版“迎战甲型H1N1流感”,几乎每日用整版报道相关情况,每日更新中国疫情数字。由此可见,三家报纸基本做到了及时、公开告知事实,履行了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的职能。

第二是全面告知。三份报纸关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主题基本上覆盖了受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报道主题的分布包括全国和北京的疫情发展、患者康复情况、甲型H1N1流感预防措施、流感疫苗研制情况、密接者医学观察情况、抗甲一线医护人员手记等。其中疫情发展在报道比重上成为告知核心。

第三是合适的方式告知。三家报纸的受众群有差异。其中北京晚报受众大多数为北京市普通市民,所以在新闻报道方面尤其注重使用大众化语言。例如在另两家报纸上报道的“甲型H1N1流感毒株进京”,北京晚报描述为更简单易懂的“毒种”。

告知,永远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媒体的“告”,不一定绝对等于公众的“知”。这其中有一个公众对于信息的解读过程。面对公共健康危机,媒体报道在及时、公开、全面的同时,更应该回归新闻传播的特征。换言之,媒体的报道应该建立在有效告知信息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众对相关风险化解机制信任的基础上。

媒体的有效传播可以分为两个纬度。如果说公开透明的报道可以赢得“诚实”的形象,对于“政府关注度和解决的能力”的报道则可以给公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三份报纸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报道中,无一例外地使用政府和专家作为首要信源,以达到“专业性形象”的塑造。北京日报作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在5月份甲型H1N1流感暴发期间,报道重点放在了政府决策方针和专家文章之上。例如5月30日第2版刊登《考察中国医学科学院和疫苗研制企业时强调:加快疫苗研制和抗病毒药物生产储备》;5月21日第15版发表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的文章《防控甲型H1N1是场持久战》。

北京晚报和新京报在这次健康危机的报道中不约而同地开设了“释疑”栏目,针对公众可能产生的疑问和忧虑,邀请专家答疑解惑。例如在北京晚报6月2日第2版刊登“释疑”,就“输入病例连续增加仍属疫情正常现象吗”这一问题进行解答;新京报的“释疑”栏目频率更高,就“是否需要担心隐性感染者”、“二代病毒是否意味传染风险增大”、“为何不寻找每一个地铁接触者”等问题多次邀请专家“坐诊”。这样的报道方式既强化了其“专家资质”,又巧妙地解决了纸媒天然的反馈滞后问题。

综上所述,在告知层面,媒体较好地担当了传媒的基本职能,引导并疏导着舆论。民众的困惑、可能存在的对政策的误解,在较早的阶段转化为对信息的科学理解和信任,进而获得信心、安全感。通过报道,公众对相关政策措施得以正确理解,行动上支持,避免了危机中可能发生的公众集体恐慌。

形成“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话过程”

对于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媒体的责任不仅在于告知公众以事实,更重要的是在行为层面引导公众以正确的方法共同应对危机。美国传播学家特里和科利认为,形成“同意的传播”(consensus communication)不仅仅是通过真实迅速的信息,更本质是通过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话过程来完成。②简言之,即在建立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媒体是否有效地引导了公众的具体观念和行为。具体到报道文本上,便是媒体是否有意识地通过报道强化社会行动的共同体,并为之指引正确的方向。

媒体首先应该为公众提供甲型H1N1流感的应对措施。三家报纸中,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北京日报。在其每周四的健康专版上,如何预防甲型H1N1流感成为了最重要的报道主题,例如北京日报在5月21日第15版发表了《流感专家组副组长晁恩祥教授说:我们就把它当作流感预防》和《甲型H1N1 决战是在秋后》两篇文章。

引导公众在预防流感方面行动起来,媒体需要通过报道,塑造应对甲型H1N1流感的社会“行动共同体”,这一目标的达成,除了事实层面的行动指南之外,还应当在价值层面讲述“群体”和“群体”中个人的故事,以形成“价值共同体”。简言之,在相对冰冷的数字和专业医学术语之外,公众希望看到的还有触动内心的集体故事。

北京晚报在5月份开设了“抗甲一线手记”专版,邀请在抗甲一线工作的医生护士写作。在6月3日第2版上,北京晚报刊登了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的抗甲一线手记“我没有害怕,你怕吗”,文章说的不是大道理,而是日常工作中的琐事;讲述的不是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家有老小的普通医务工作者。文章开头便写道:“没错,地坛医院有流感病人,我每天都在与发热的、疑似的、确诊的患者打交道。但我在医院还要与专家领导开会,回家有老人和孩子,节日也与朋友小聚,我没害怕,他们没害怕,你害怕吗?”5月21日同一专版刊登小通讯《我把小刘逗乐了》并附带彩色照片,则让读者通过图文接触了北京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的住院生活状态,从侧面告知读者应如何对待这种流感。

在“卫生部建议归国留学人员自我隔离7天”的报道中,北京日报并没有从道德高度进行劝说,而是讲述了一个集体故事。针对在美华人留学生中间掀起的“因为爱国,所以不回家”倡议,北京日报邀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曾光写了一封亲笔信,名为“祖国大门大敞开,请你学习防护知识”。同样是宣传“留学人员归国自我隔离”,采取这样的方式,从情感层面入手,比起生硬的报道政策和道德劝说,显然效果要好很多。这正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对话过程”的具体体现。6月7日新京报 “迎战甲型H1N1流感”专版的“病历卡”栏目文章《打车留下出租车司机电话》,讲述了第16例北京患者在自己患病治疗初期负责任的做法。一则报道,其正面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

6月7日,各报迅速报道的消息“厦大研制出甲流快速检试剂”,是除了有效治疗药物外又一令人感到宽慰的信息,因为此试剂比以往的试剂诊断速度快10-100倍。这些,在时效上反映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传媒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我们如何做得更好

总体来看,在告知层面,三份报纸基本做到了及时、准确、全面、恰当地告知疫情相关信息。但是也应当指出,在报道主题的比重上,疫情发展占有绝对优势,相对而言,对于甲型H1N1流感预防措施的相关报道数量相对少些。

其次,在报道主题方面,政府和专家为信源的报道固然起到了稳定社会情绪的作用。但面对甲型H1N1流感这样重大的疫情,理性的报道应该更多地采用“两面提示”,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提高人们的危机意识。

在“形成共识”的层面,三份报纸在价值层面都利用了讲故事和对话的方式来疏导舆论,帮助形成社会行动共同体。但是在三份报纸的报道当中,均缺少关于此次疫情的深度报道。关于“人”的故事,篇幅偏少且基本是消息体裁;关于此次疫情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三份报纸关注的也是我国传媒总体的报道问题。

总书记在2008年对人民日报社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媒体需要“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更需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③

从更宏观的角度着眼,媒体在每一次公共健康危机中,除了告知事实和引导公众行动之外,其实都扮演着沟通公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居间人角色。我国传媒关于甲型H1N1流感及时而稳重的跟进报道说明,传媒迅速告知,积极引导,危机中注重沟通双方,就能够较为成功地引领危机向良性方向发展。综观SARS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实践,进步毋庸置疑,但也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次甲型H1N1流感危机的传播,带给我们的是一次机遇,更是一次挑战。

注释:

①Rowan, K. E. (1991). Goals, obstacles, and strategies in risk communication: A problem-solving approach to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about risk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 300329.

②Terry & Kelli (2008). Risk Communication Failure: A Case Study of New Orleans and Hurricane Katrina.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3, 211228.

③:《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