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不是“空中楼阁”

少了空话、套话，直接从民本的角度去审视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李光耀这种务实的姿态值得中国许多政府官员思考。

没有任何一个年代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会对一项纪念活动如此兴师动众。从政府高层到众专家学者，再到一些民间组织，无不热衷于大谈特谈亚洲金融危机。一曰，金融危机给我们什么警示，二曰，金融危机是否还会重现。

看似具有反思和前瞻意识，实则乏善可陈。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在于几乎三分之二的反思，无不站的太“高”，看的太“远”，最后却都摆脱不了“隔靴搔痒”的宿命。1994年，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上称，东南亚经济是一只“纸老虎”，“亚洲奇迹”建立在沙滩之上，“迟早会坍塌”。克鲁格曼当时的理由很是“落地”，也很“实在”―即东南亚国家只重数量扩张，高投资和所谓的劳动力优势制造了一种财富幻觉。

世人在事后大夸克鲁格曼的独具慧眼，却丝毫没有学习“老克先生”从细节看经济发现与金融状况的意向，再一次“飘”在了空中。这厢是一如既往地斥责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那厢又是对架构问题的大讨论。

先来看看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吧，日前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一边称亚洲地区经济基础已经加强，危机不会重演，一边开始关注起新加坡房地产价格的节节上涨，并发出提醒，称“绝不能让新加坡房价与房屋租金像香港那样昂贵”。

少了空话、套话，直接从民本的角度去审视十年前的金融危机，李光耀这种务实的姿态值得中国许多政府官员思考。今年以来，北京、深圳、广州等我国主要核心城市房价不断攀升，然而在不少官员看来，这似乎与金融危机扯不上什么关系，换句话来说，与金融危机有关系的是汇率制度，多盖了几座房子似乎没什么影响吧。

要知道，10年前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正是房地产的过度投机，1992年到1996年的5年间，泰国曼谷新建住宅就有76万套（其中15万套闲置，到1997年危机发生时，闲置住宅高达85万套）。

尽管多数人认为，短时期内我国房地产投资需求不会出现萎缩，外资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银行也不用为呆坏账感到太多的担忧，但是又有多少人会为“居者难有其屋”的社会困局发出一声唏嘘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官员、学者们与其为国家的汇率制度指点江山，不如以社会个体为关注和研究对像。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几年前曾撰文称“不应把马车放在马前面”，他认为东南亚及韩国的最大错误在于没有让泰铢、印尼盾、林吉特和韩元变得灵活前就仓促地放开资本管制，致使热钱泛滥。然而现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则盲目将埃斯瓦尔的寓意给“延伸”，随心所欲地调控，并美其名曰市场手段与行政手段并用。这种调控往往是一种扭曲的调控，不但没有使得市场上的疯狂投机行为有所减缓，没有令平民百姓的福利增加多少，反而使得寻租行为更为泛滥。房地产市场上诸如“限外令”等三令五申的调控是最为鲜活的明证。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便在于各种内在不稳定的新力量、一些权力色彩浓重且“超常规”的恶性调控，正在被建构成或默认为一套金融新制度。房市与股市光怪陆离般飞速发展的景象，和阴差阳错式调控的愈学愈烈，使得穷者愈穷，强者极强。其更为严重的后果之一是，整个社会的信任系数急剧下降。民众不相信市场也不相信政府，市场不相信政府，政府也不把市场当市场。本来应相互依赖而共生的三方主体之间，信任感却越来越淡薄，如果我们继续将之看成经济转轨时期的“正常现象”，那么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伯“危机每隔十年轮回一次”的预言或很快就会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