狸猫换太子之三

《打龙袍》和《断太后》（也叫“赵州桥”、“天齐庙”）《铡郭槐》等剧目一起，是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的后半段。这个剧目讲的是包公替宋仁宗找到亲母，并使宋仁宗和母亲团圆，惩处恶人的故事。

诡异的情节

故事一开始，是包拯从陈州放粮归来，经过赵州桥，忽然一阵狂风，把他坐的轿子的顶盖吹走了。包拯立即断定本地有重大冤情未能伸张，“想是妖魔魍魉到，定有恶棍与土豪”。包公于是下令进驻本地的天齐庙，叫来本地的地保，“这有铜锣一面，命你去到庙前庙后，庙左庙右，高声喝叫喧说：老夫在此宿堂，有冤枉者前来伸诉”！

当年从着火的冷宫里逃得性命的李妃，听说包拯到此，出来喊冤：“破瓦寒窑，有一瞎婆，有二十载的含冤！”地方官将李妃带进天齐庙，要她向包拯下跪行礼，而李妃说一定是真包公她才愿意下跪，“你若真包，我就伸诉；你若假包，说也枉然”！她要包公给她摸一摸脑袋，她就知道是真是假。

原来包公的脑袋后面有一块肉疙瘩，当年包公考中状元，一般的状元帽子戴不上去，皇帝特意传旨后宫按照包拯头型裁剪特制帽子，恰好是冷宫里的李妃裁剪制作的。包拯自己下去给李妃摸了脑袋，李妃才开始诉说自己的冤屈。

李妃提交了最重要的证据：当年寇准题写诗句的黄绢。于是包公带了李妃回到京城。正好宋仁宗为包拯陈州放粮庆功，宣布放花灯。包公布置灯官在给宋仁宗报花灯名的时候，特意将“吕布戏貂蝉”、“天雷打死张继保”也列进去。宋仁宗不高兴了：“将扮灯人拿下！”包公故意装糊涂，问个究竟，宋仁宗：“这样不忠不孝之灯，要它何用？”包拯跟进：“若论不孝，就是万岁！”

宋仁宗大怒，甩手回宫。要宰相王延龄把包拯抓来，审问包拯：“为何午门藐视君？”包公这才将遇见李妃（现在要尊称国太了）的事情述说了一遍。请求传景阳宫老太监陈琳为证。陈琳到来，将当年事情一讲，说如果是真太后，应有黄绫诗帕。

包拯这时已经被刀斧手架到午门准备问斩，宋仁宗把他赦免回来，包拯这才出示了“黄绫诗帕”，上面题写的果然是“春风得意花千里，秋月阳晖桂一枝。天降紫薇接宋后，一对行龙并雌雄”。

宋仁宗赶紧赦免包拯，派人去抓刘妃，这时刘妃已听见风声，悬梁自尽。郭槐被捕后照样嘴硬，“三朝元老，斩我不得”！宋仁宗急了，“将他碎尸万段”！郭槐还说：“这倒干脆！”

李妃立刻升格为李太后，现在要称呼“国太”了，坐了龙车凤辇进皇城。包公建议宋仁宗在宫前“设摆香案，哀求上苍”，祈祷国太眼睛复明，果然应验，国太的眼睛也好了。宋仁宗上前行礼，“儿臣见驾，愿母后千岁”！国太开骂：“我打你这无道的昏君！”她责怪宋仁宗一开始不相信包拯，“我越思越想心头恨，不由得哀家动无名。内侍看过紫金棍”，叫包拯，“替哀家拷打无道君”。

包拯于是请宋仁宗赶紧脱下龙袍，“俺包拯打龙袍犹如臣打君”。这下李后高兴了：“好一个聪明小包拯，打龙袍如同臣打君。”于是国太封包拯为太子太保，“赐金铛翅，再赐你尚方剑一把。三宫六院你管定，满朝文武任你行。倘若是皇儿不从命，画影图形也要充军”。

这个剧目的故事来源于《龙图公案》第六十二回“桑林镇”，以及晚清按评书艺人石玉昆评书改编的小说《三侠五义》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遇国母晚宿天齐庙”一直到第十九回“巧取供单郭槐受戮，明颁诏旨李后还宫”。不过小说里包公破案的故事，在这个剧目里全部被删除。而李妃位列国太后作威作福，要包公打宋仁宗的情节，则完全是戏曲所增加的。

太后能否打皇帝？

《打龙袍》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被从破庙救出来的瞎老太婆，一旦确认了国太的身份，立即权高盖世，作威作福，连皇帝儿子也是任打任骂的对象。那么太后真的可以下令打皇帝？还可以将皇帝儿子判充军吗？

这样的情节，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礼教与法律。中国古代礼法，强调的是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的母亲即便是像武则天、刘太后那样垂帘听政，仍然要以皇帝的名义来命令。皇帝成年（一般是满20周岁）后“亲政”，太后就要退居幕后，不能再行使政治权力。

唐朝的法典《唐律疏议》明文规定，在法律里提到专指皇帝的“乘舆”、“车驾”、“御”字样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并同”。比如“盗乘舆服御物”的罪名，规定罪犯要判处流放二千五百里。法律解释说明：“若盗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服御物者，得罪并同。”但是皇帝下达的命令称为“制”、“敕”，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下达的命令只能称“令”，效力低于“制”、“敕”。法律规定皇帝下达的“制书”，有关方面有违反的，要判处徒二年；如果是违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令”的，就可以减一等处罚（判处徒一年半）。伪造皇帝印章的，要判处“斩”，而伪造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印章的减一等处罚（绞）。可见，立法者非常注意突出皇帝的权威。

当然，历史上有过一些皇太后的局面，尤其是晚清慈禧太后长期，给民间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就传统礼法来说，这不是正常现象。太后对皇帝的权威来自于皇帝年幼时候的监护，以及垂帘听政的惯例，延续到皇帝亲政时期。像这个剧目所宣扬的，好不容易从民间寻找到的生母，一临朝立刻当着群臣的面要处罚皇帝，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包拯打龙袍有无罪过？

中国古代一直有以衣代人的习惯，最著名的故事，是《战国策》里豫让的故事。豫让原来是晋国贵族智伯的家臣，后来韩、魏、赵三家分晋，灭了智氏。赵国的赵襄子最怨智伯，把智伯的头颅当作酒杯。豫让已经逃到山里。听说自己主人死后受如此侮辱，改了姓名，情愿受刑，在宫殿里打扫厕所，企图暗杀赵襄子。赵襄子有一次如厕，突然觉得心动，叫人把管厕所的人抓起来，一审问，就是豫让，还搜出了随身带的凶器。说是：“我欲为智伯报仇。”赵襄子说：“这是个义士，我只有躲避他吧。且智伯已死，没有后代，而其家臣来代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把他放了。豫让又易容变音，躲在赵襄子要经过的桥下，打算行刺。赵襄子至桥而马惊，赵襄子说：“这肯定是豫让了。”派人搜捕，抓住豫让。豫让表示愿意就死，只是希望能够击打赵襄子的衣服，以遂复仇心愿。于是赵襄子“义之”，派了人把自己的衣服给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而可以报智伯矣。”伏剑而死。

这个以衣代人的故事太有名，打龙袍这个故事就有它的影子，而在原来的小说《龙图公案》《三侠五义》中并没有这个情节。因为明清朝小说的作者都知道，击打皇帝的衣服也是犯下重罪。在中国古代，殴打皇帝是谋反，要处以极刑；而击打毁坏皇帝的衣服，同样也是属于重罪。

比如唐代法律《唐律疏议》规定，凡是毁坏、丢弃皇帝御用物品都是作为“十恶”中的“大不敬”罪名，要判处流放二千五百里。后来明清时代的法律没有这般严厉，毁坏、丢弃皇帝御用物品的，单列为一项罪名，不再属于“十恶”里的“大不敬”，仍然要处以杖一百徒三年，还算是一项重罪。

这条法律实际上就是针对豫让和赵襄子的历史故事而来的。统治者身穿的衣服、使用的器具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赵襄子让豫让破坏他的衣服来泄愤，是要成全豫让的名声；可是在后代统治者看来，成全了刺客的名声，就是败坏了统治者的权威，为了防微杜渐，使得老百姓不敢有损害统治者权威的念头，就需要特意立法严禁。

因此在明清时期的小说里，一般不会写这样公然违法的情节。只有到了民国初年，传统法律的禁忌没有那样严厉了，才会把豫让和赵襄子的故事转版过来套用到包公和宋仁宗身上。

被删除的破案情节

在原来的小说里，主要是讲包公智破这个大案的故事。

《龙图公案》第六十三回“桑林镇”里，在包公找到了仁宗生母后，仁宗要包公拷问郭槐，可是郭槐“苦不肯招”。包公先是叫手下的董超、薛霸假扮刘太后的使者去看望郭槐，诱骗郭槐：“刘娘娘传旨着你不要招认，事得脱后，自有重报。”郭槐不知是计，还大包大揽地许愿：“你二牌军善施方便，待回宫见刘娘娘说你二人之功，亦有重用。”董超、薛霸立刻翻脸，使用重刑拷打，郭槐只得招供。

可是当宋仁宗亲自审问郭槐时，郭槐再次翻供：“臣受苦难禁，只得胡乱招承，岂有此事。”宋仁宗无法处断案件。于是包公将郭槐押到张家园吊打审问，郭槐被打得昏死过去，到了半夜三更，“忽然天昏地黑，星月无光，一阵狂风过处”，郭槐醒过来，“见两边排下鬼兵，上面坐的是阎罗天子”。只听阎王在问判官，郭槐的阳寿到期了没有？判官回答：“郭大使尚有六年旺气。”郭槐一听，赶紧向阎王求情。阎王说道：“你将刘娘娘当初事情说得明白，我便饶你罪过。”郭槐这才将当年如何陷害李妃的事情一一讲出来。“左右录写得明白”，这时那阎王一甩手，喝道：“奸贼！今日还赖得过么？朕是真天子，非阎王也，判官乃包卿也。”郭槐吓得哑口无言，低着头只请快死而已。

《三侠五义》第十九回“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基本沿用了这个套路，只是稍微复杂一点。包公先是用重刑将郭槐反复拷打，又派人以刘太后名义到牢房里慰问郭槐，将郭槐灌醉。又要一个化妆成寇珠的鬼魂去向郭槐索命，拉拉扯扯带到布置成阴曹地府的审讯室，包公自己装扮阎王，王朝、马汉等化妆成牛头马面、众多小鬼。假扮阎王的包公喝令：“郭槐，你与刘后所作之事，册籍业已注明，理应堕入轮回；奈你阳寿未终，必当回生阳世。惟有寇珠冤魂，地府不便收此游鬼。你须将当初之事诉说明白，她便从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隐瞒了。”郭槐信以为真，连忙朝上叩头，便将当初刘后图谋正宫，用剥皮狸猫抵换太子，陷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说一遍。“忽见灯光明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两旁衙役罗列，真不亚如森罗殿一般”。郭槐后悔莫及，口供已经记录在案，包公就此破了这个奇案。

可是在戏曲里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精彩的情节。显然戏曲的创作者意图表现的主题并不在于破案故事，而是将这个剧目作为披着惊险情节外衣的伦理剧，宣教家长权威重于一切。

孝重于忠的时代背景

在《打龙袍》这个剧目里，突出的是李后一旦恢复了身份那种对儿子（皇帝）作威作福的情节，尤其是用太后要包公打皇帝――被包公折换为打龙袍的情节来突出一个重点：那就是母亲的权威至高无上，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哪怕是皇帝，仍然要对母亲俯首帖耳地服从。

这实际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是清末慈禧太后长期当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到了民国时代，皇帝已经消失了，但家长权力犹在。历代法律都明文规定“称家长者，父母同”。父亲在的时候，相对于子女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亲属以及奴仆），母亲和父亲并列为家长；父亲去世后，母亲单独掌握家长的权力，对于子女有管教控制之权。民间很自然地将普通家庭的这一传统制度投射到皇帝家庭上去，很自然地认为太后自然对皇帝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皇帝只能俯首帖耳地听从太后的一切指令。虽然这样不符合古代的法律，不过恰恰可以吸引广大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眼球。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导、央视法律讲堂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