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文口述:“疯狂”的电影时代

口述 周晓文 采写 方舟

虽然人微言轻，但我还是很想借《大众电影》“口述辉煌”栏目表达一下我的愿望 ：电影要立法。如果电影不立法会无法可依，无法可循会出现很多问题。转型期，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个过程。回避遇到的问题于事无补；面对问题大惊小怪，更是大可不必。――周晓文

周晓文和他的电影在上个世纪中国电影最辉煌的十年间，可以说折腾得风生水起。如今，2007年的夏天，再把他拉回到上个世纪80年代，他的讲述充满了激情――他掏心掏肺的谢意，他唏嘘不已的感叹，他无比由衷的敬意，他真诚智慧的诠释……周晓文带着他心爱的影片和我们一起重温中国电影曾经的黄金时代。

《他们正年轻》：不能不说的故事

我的处女作是《他们正年轻》，我只想拍那样一群军人的战争生存状态。虽说这部电影没和观众见面，但拍摄中的一些故事至今难忘。那时候兴体验生活，我们全摄制组26个人集体到老山前线去体验生活。那时战争还在进行中，我们经过“炮火封锁线三转弯”一直到了落水洞；而目的地那拉口人家不让我们去了，那是最前线，出了事人家负不起责。我们当时搜集了很多素材，足够拍十个《他们正年轻》！影片所有取材于前线的内容都是经过我们创作集体认真筛选的。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我国军队形象的内容。一些特别打动人的英雄人物和耐人寻味的战争场景被我们放弃了，但那些故事和人物现在说起来还会带给我内心巨大的撞击。

我采访过的最让我震撼的人是一位中央军委授予的战斗英雄。那天，当这位最高级别的战斗英雄出现在我面前时，吓我一跳！他拿了个花手绢，两个指头一直捏着兰花指，我每问完一句话，他总是先拿手绢捂上嘴害羞地笑一下才回答。这就是全军的战斗英雄吗？一个18岁的小伙子，长的像女孩，所有动作都是女孩的！原来他从小就学戏曲，在湖南高腔里唱旦角。从小唱到大，所以浑身上下整个就是一女孩样儿了。但他的战斗英雄是怎么当上的呢？特别让人震撼，就是这个说话、动作完全女里女气的18岁男孩，他在一次遭遇中和敌人拼到最后什么都打完了，连枪都拼没了，结果他愣是用牙咬死了两个敌人。人物外形和行为反差竟如此之大，真是令人震撼，可是不好表现，我选择了放弃。

《最后的疯狂》：商业求索之力作

周晓文之“拆墙说”

电影界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周晓文有个“拆墙说”。

“拆墙说”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电影界有种说法，把中国电影分成艺术片和商业片。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概是1984 年到1986年这几年，我提出一种看法：电影就是电影，不存在商业片、艺术片之分。电影既是艺术，也是商品，两种属性是同时存在于电影这一个载体内的。我的意思是要说：难道标榜为艺术片了您就不卖票啦？就专给自己看吗？什么片不还是要卖票嘛！只要你进入流通领域，卖出一张电影票就已经成为商业片了。反过来说，如果一部电影很叫座很卖钱 ，这个片子就肯定在艺术性上不行吗？未必嘛。再如果，一部电影根本没卖出票去，就没人看，按照过去的逻辑那它肯定不能叫商业片了，可是一部都没人愿意去看的电影难道不叫商业片倒能叫艺术片吗？所以，我觉得，艺术片和商业片之间的这道墙，得拆！这道人为垒起的墙对中国电影是很有害的。所以我就憋足劲儿想拍一部电影，拆掉这堵没有意义的墙，要它既能卖钱，观众又愿意看。《最后的疯狂》结果太理想了，不仅卖了钱还得了政府奖、金鸡奖。我就是要用事实证明周晓文的“拆墙说”是成立的，这堵墙是完全可以拆掉的。

我坚定的认为电影不应该分成艺术片、商业片，我没当导演时就这么认为，现在还这么认为，电影就是电影，只要你卖得出去就是商业片，没卖出去那是你没得逞，或者卖得不好不理想就是你的目的没得逞。

我追求的是“好看”

《最后的疯狂》是我在1987年拍摄的。我个人觉得，1987年到1989年是中国电影最好的时候，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

当时我其实想法比较单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票房的概念，脑子里压根儿都没这个词儿。那时候还是中影公司一统天下，一个片子拍下来，通过的大章一盖就拿到中影公司去了。中影公司组织一些专家来看，大家看完以后认为好看，中影公司就订拷贝，一个拷贝版权费是一万零五百。厂里也不给什么压力，只是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厂长跟我说：你去拍这么个电影，给咱厂挣点钱。并没有硬指标压着我。拍《最后的疯狂》我记得投资不到一百万。我拍的时候也很节约，当时我们的概念是不好意思超支，觉得超了支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我那时拍电影就一个朴素的追求，就是要努力把我的电影拍得好看点，只有这么一个单纯到这种程度的想法。而我自己也有着对电影朴素的认识，我始终坚定不移地认为：电影都是拍给别人看的。只要想往电影院里放的电影，首先它就得好看！至于你要传递多少人生体验多么深刻的价值观和哲学内涵，你要表达多么高的目标，前提都得是您先得拍得好看。你拍得没劲，观众都看不下去，你的目的绝对实现不了！

我那时拍电影的想法就是为了拍个好看的故事给观众，至于它能不能赚钱？能不能得奖？真的不在我思考的范围内。一个电影想得奖这不是什么坏事，不管是国际奖还是国内奖，想得奖我觉得可能每个导演都想吧，我也想得奖。可得奖不是我拍电影的动力，而且我觉得要得奖的前提依然是电影必须好看。如果我拍的电影压根就不好看，得多少奖对我也毫无意义。

好看电影没有什么标准！电影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艺术。我个人在追求拍摄“好看”电影方面要求有几个必要元素。第一是人物要有意思：电影里的主人公，不管男女，几个，是否让人觉得有意思最重要，因为一切的故事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如果人物没色彩，那完了，这电影打根儿上就怎么拍都拍不好看啦。第二才是故事。再下来可能是场景、氛围、节奏感等等这些技巧的东西。我的电影强调第一位是人的重要性。观众是人，而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是什么？那就是人。

一场对自己影子的“追逐”

我在《最后的疯狂》里运用了十分商业的元素――追逐。这是一个到现在为止，所有卖座电影中都不可缺少的东西。有人说黑泽明的电影就俩字：追逐。我觉得《最后的疯狂》就是一个追逐的电影，故事线索非常简单。

我最初接到《最后的疯狂》剧本时，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追杀内容，说起来故事线、动作线都有了，就是一个警察追一个逃犯。可我看了剧本就觉得缺少重要的东西，缺的就是人没有立起来，这样的影片恐怕不好看。宋泽这个人原先剧本里就是一个简单的杀人犯。我和编剧芦苇接到拍摄任务后，我跟吴天明说：光是现在剧本样子，那这部电影就成了毫无意义的追逐了。我总想找到一个合理又震撼的切入点，我就天天琢磨。突然一天，忽发灵感，我想到应该让这罪犯和警察俩人变成一个人，这个故事就多了一些人文价值了。看上去是警察在追罪犯，其实是一个人在追逐自己的影子，因为人最难追上的就是自己的影子。而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每个人都会不遗余力地追寻自己，可是自己却浑然不知，如果自己意识到了就不叫潜意识了。电影拍不出潜意识，但可以体现这种人文价值，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把这两个人弄成一个人似的，设计他们两个性格相似，经历相同――都幼年丧母、家有老父，还得能力相当。刘小宁扮演的这个警察为什么非要找到这个罪犯呢？除了有他本人职业责任的浅层原因外，还有个深层原因，就是潜意识中他在追逐自己。电影有个原则，观众只相信你提供出的影像内容，这是一个聪明导演可以充分运用表达个人思想的原则，我在《最后的疯狂》里只是通过警局的对讲系统交代出了一个逃犯的声音，而我让观众见到宋泽的时候并没有表现一个他杀人的镜头，观众只看见他在逃。这是我有意没有交代的。我认为宋泽到底杀没杀人并不是我要给观众看的东西，我只想让他们看一个关于追逐的故事而已。

男主角易人风波

起初，《最后的疯狂》的拍摄过程一直很顺。可是进行到中间阶段时，演员方面出了个问题，一个大问题！最初扮演男一号警察何磊的演员是尤勇，当年他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没什么名气。我觉得小伙子很有潜力，就定了。电影开拍时正是暑假期间，也就是尤勇在上戏四年级快开学时。我们当时也缺乏经验，按说不管是不是暑假期间拍摄，人家尤勇都是上戏的学生呢，我们应该跟上海戏剧学院签合同。可当时尤勇说：不用吧，这不是放暑假吗，学校也没人负责这事了，就跟我自己签得了。结果，我们的制片部门就跟他本人签了合同。拍摄过程很顺利，他的戏都拍了百分之八十了，其实剩下的部分最多一个星期就拍完了，但都是在火车上的戏，是全剧最重要的戏。为了拍这段戏，我们专门请大连铁路局配合，因为是专线专列拍摄，大连铁路局局长告诉我：我们这车轮一动，那可就是五十三个部门的配合呵。所以这些戏的拍摄时间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时候尤勇开学的时间到了。他回校报到，学校就不让他回来了，说你这是属于私自背着学校签了摄制组的合同，已经错误在先。你现在要是还敢回去的话，学校就要开除你。尤勇害怕了，我们一听也傻眼了，赶快派了两个人去上海苦苦哀求，求到上戏的院长、系主任、系党支部书记、班主任，全求遍了，结果还是没戏。人家说了，坚决不能开这个头，这个头一开，那四年级学生全走光了，我们这教学还怎么进行，我们得严肃校纪。吴天明还亲自给上戏打了电话，也给尤勇本人打电话。吴天明都跟尤勇说了：你怕什么？如果上戏真的敢把你开除，我西影厂接收你，工资比你同级的学生提高两级。可尤勇不愿意，他是西安人，觉得西安是苦海，好不容易从西安考出去了，不想回来！等于我们的所有努力都没用。尤勇特别的后悔，也特别的内疚，所以后来我拍《疯狂的代价》的时候，尤勇跟我说：周导，我不挑，不管大小什么都行，我弥补一下。我就让他演了里边一个小警察。有一场爬青岛那个高塔楼的戏，塔那么高，他也不用替身，一定要自己爬，所以我觉得尤勇是个很真诚的人。

万般无奈之下，我又想到了刘小宁。刘小宁和尤勇都是我的首选，两人都各有千秋，尤勇看着相貌堂堂一点，刘小宁形象很硬汉，戏也好。恰巧开拍时刘小宁正在拍一部电视剧下不来，这样我们定了尤勇。出了岔子后我只好又找到刘小宁，这时正好他的电视剧拍完了，他很愿意来拍。我就告诉他：咱们得创造一个奇迹试试――争取二十来天塑造一个男主角。因为我用仅有的二十几天的时间把尤勇前边拍过的80%的戏重拍，再把剩下的戏全拍完。结果我们用了25天。等于他一进剧组当天就得开拍，我跟他说：你就什么也别想了，剧本也来不及研究，就全凭直觉演吧，就演你自己，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我最后给你把着，感觉不对了我给你说说。每天跟打仗似的。刘小宁猛的一进组，来不及准备什么，表演倒更本色更率真，使得男主角一下子立了起来，25天时间刘小宁成就了一个“中国第一刑警”。

我在片场一向鼓励演员随意发挥，因为你的天性就是我想要的，我既然选了你演，我就是信任你，我就认为你本人的个性中就有吸引人的地方，要不然我不会选你。只要按他自己的本性率真去做了就很好，就一定能达到我的要求。相反，演员他想的越多越麻烦，因为我最担心电影演员的自我检验。电影演员不像舞台演员，舞台演员需要自我检验。而电影的表演最忌讳的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自我检验，如果一个演员在镜头面前不断的进行自我检验的话，那我们称之为杂念。电影院的屏幕是八米高，一个镜头特写在八米上，什么东西都暴露无疑，你的自我检验观众能看不出来吗？专家能看不出来？如果你在摄影机面前只是力图去经历你要表现的人物的生活，而不是去表演，才可能称职地胜任这个角色。我认为在电影中只有本色，越本色越好。所以我特别肯定刘小宁的表演。最让我高兴的是在开完一次座谈会以后，很多圈里人都来问我：“你从哪找来这么一个警察呵？他还真会演戏！”这真让我太开心啦！人家刘小宁是正经中戏科班出身的。

我很欣慰，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为《最后的疯狂》开了好几场研讨会。这种关注是对我的最高评价。结果是我始料不及的，《最后的疯狂》一公映，那报道、评论一时间扑天盖地来了，说这部电影在中国电影商业片探索上如何成功，是一部很有艺术追求的商业片等等。所有的声音都是一样的，可我自己怎么就觉得挺难受的！我想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搞成什么商业片呀？真没这么想过！没想到拍一部好看的电影最后得到这么一个“下场”！而且我这个人从此好像就给定了位了――周晓文就属于只能拍商业电影的导演。我不觉得自己属于

那样的导演呵。一时间挺发蒙的。

《疯狂的代价》：渴望着 拒绝着

因为《最后的疯狂》，我被评论为“商业电影导演”的高帽后，吴天明厂长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中国商业片的NO.1！他还用了个英文词。刚好那时我想拍《命若琴弦》，就是后来被陈凯歌拍成《边走边唱》的那个小说，可吴天明这么说：既然你已经被评价成这样了，你还拍什么《命若琴弦》啊，那是陈凯歌应该干的事儿，你现在已经是商业电影方面的第一了，你就奔着这个方面走吧。

转眼到了1988年的《疯狂的代价》，就更逗了，吴天明出国访问前找我说：“有个剧本叫《戈壁血腥路》，刺激！从新疆乌鲁木齐杀到兰州，估计能卖钱，你拍吧。”我们七个剧组成员就到陕北采景了，找到刘志丹当年干革命的古堡。采景的结果是我们发现这个剧本没劲，就是一个纯报私仇的故事，加上很多实际条件根本实现不了，我决定不拍这个戏了，重新写一个剧本。这时候，我偶然在一本《读者文摘》上读到一篇豆腐块大的小报道，说美国有个中年妇女，她女儿十几岁的时候被人了，这个妇女很有毅力，带着七个孩子找了好几年，终于找到犯把他绳之于法了。我们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姐姐执著寻找妹妹的人的故事。思路一定，我们立刻从陕北跑回西安，说服了领导。

按照我拍电影追求“好看”的标准，我和芦苇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剧本创作，把有毅力的老太太找犯找了七年的故事进行了再创作：老太太当然不好看了，换成一位少女；那就不能是小姑娘被了，就换成少女的妹妹被；可是为什么父母不来找犯呢？又设计成父母离异……就这么一步步推着往下写，步步都得让它合乎逻辑。根据这样的剧情，这个姐姐必须是一个特有主意、坚韧不拔的人，必须是个一条道走到黑的比较爱走极端的人！而这个形象，恰恰是我在那个年代，我个人对中国女性的一种肤浅的认识。

从我懂事后，也接触过一些男男女女，我对男孩的心理很了解，但对女孩的内心世界揣摩得并不透彻。 1988年，西边的风吹进来了，年轻人来不及消化，我们自己的传统观念又扔得不彻底，都市女性的内心充满着矛盾，渴望着又拒绝着。对于，她想得到却又不敢承认。这种思想状况正是当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因为传统观念告诉她们：拒绝是高尚的，接受是可耻的。拒绝着内心的渴望，她们的内心很复杂。青青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倒是那些再小一点的少女反而更单纯，率真，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我的电影里就表现着姐妹俩对待这件事的不同态度：姐姐的执著近乎偏执，她对犯的恨很复杂，并不是简单的恨他了自己的妹妹，而是有种莫名的怨在心里。她内心有一种对生的渴望，又衍生出不平衡的感觉。她对犯既怨又恨，所以最后才会一脚把他踹了下去。而妹妹的单纯使得她对姐姐的行为不理解，她不那么恨犯也是缘于她的率真本性，她承认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就是我要表现的那个特定时期、那些特殊少女群体的特别复杂的内心轨迹。我觉得换句话说，这样来设计人物我们还是根植沃土的，并不是凭空捏造，这种女性心态是当时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集合体，每一个细节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个体身上提取出来，提炼出来的。

我就想给观众拍一部好看的、真实反映当代青年女性内心世界的电影。至于和商业有没有关系，我当时是模糊的，没想那么多。我只考虑拍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好看，里边的人物特别有意思。包括头尾那两场戏，想的就是得从妹妹的一个人生变化开始展开故事，这个人生变化就是初潮。选择浴室，是因为它具有合理性，姐妹俩在浴室谈论这个话题最合情合理。结尾的这场浴室戏里头我们还给电影一场美好，尽管故事的结局可能有点让人痛心，但是我不想让观众过于压抑。整个设计理念中，完全没有在商业上动过心思。

这部电影审查时让我惊讶了。因为影片一头一尾是两场裸戏，审看的时候黑着灯我心里就直打鼓。结果灯一亮，我们最爱挑剔的王树舜老师说：“我先说两句吧。”我心里一紧，他很挑剔也很传统，他会怎么说呢？人家老王同志是这么说的：“这个电影太好了，就连片头片尾这两场裸戏都是美，我看一个镜头都不用动。”审片会一结束，制片一处的杨大姐对我说：“你来领通过令吧 。”1988年，好时候呵，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