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淳口述:怀念纯真的电影时代

口述/孙淳 采写/方舟

导读：和今天相比，当年的电影圈里少了许多诱惑，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令我无限怀念。那个年代，电影于我首先是艺术；当今这个时代，我得首先承认电影是我的职业。当年我的心态就是要抓紧时光，接好片子，塑造好每一个角色。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时代，就像在创造物质价值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的精神家园一样。――孙淳

1978年，孙淳考入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几乎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学校的表演中担纲主角，并且在临近毕业时，顺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见习律师》。这是一部带有伤痕文学色彩的影片。孙淳饰演的年轻律师言文刚坚持为一个杀人犯进行辩护。在这部云集了日后中国影视界诸多重量级导演的影片中，孙淳获得的不仅仅是自己电影事业的开端，更是日后很难获得的和这些电影精英们一起合作的机会。

《见习律师》：我的电影处女作

《见习律师》被称作是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集体作品，但是这部集体作品的男主角，却是我这个当时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并从来没有拍过电影的学生。

我还记得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江海洋在上海找我时的情景。当时，我演完毕业大戏《小狐狸》正在后台卸装，江海洋就走了进来。我演的是一个银行家，这个角色一共有三部分戏，后面两部分戏需要一直坐在轮椅里，有很大的表演难度。我还记得当时江海洋兴奋地跟我说：我看了你的演出，你演得真是太棒了，简直是上身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是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的，我们想拍一部电影叫《见习律师》，想请你去，你想不想去？我虽然有些吃惊，但还是马上就爽快地答应了，一点都没犹豫。也因为那时年轻啊，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我毕业了嘛，毕业了总要有个机会把四年所学的东西释放出来，最终还是要去对付一个个角色；毕竟读书不是目的，我是在利用四年时间积累一些经验、修正一些意识。所以当我迎来表演生涯第一个银幕形象时，真的没有丝毫犹豫和胆怯。因为，我准备好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的青影厂异军突起。他们当时拍的《樱》《沙鸥》都是业内非常叫好的片子，而且带来很多新鲜的电影观念。能在青影厂拍片，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至于为什么会选我做影片的主角，我当时也很疑惑。后来才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韩小磊对于电影大师巴赞的长镜头理论非常赞赏。巴赞认为用长镜头来拍摄电影，可以增加影片的客观性，所以韩小磊想在《见习律师》中试验这一理论。一般来说，一部一个半小时的影片可以切换1000多个镜头，但是《见习律师》只用了320个镜头就完成了。由于考虑到做过舞台剧表演的演员善于连贯地去表演，面对长镜头，要比一般的演员相对从容得多，所以摄制组找了我这样一个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来演男主角。

青影厂的前身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实习处，厂里出品的大部分片子的导演和摄影都是学校的老师，所以这里也成了北京电影学院各系学生实习的一个重要基地。

虽然《见习律师》是我的电影处女作，但我在表演时并不害怕，因为导演时刻会提醒我“这个处理大了”或者“这个表演小点儿”。我是个悟性不错的演员。当然戏剧表演和影视表演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靠时间和空间来完成的，大幕开关的物理时间有多长，你就生活在舞台上多久；电影则很不同，一部90分钟以上的片子即使只切割320多个镜头，表演的感觉肯定是不连贯的。但我是职业演员，从表演上来说艺术的区分不大，主要是技术上的区分，这对我而言不难适应。

“言文刚”其人

言文刚这个人物是改革之初挺典型的一个形象，那时很流行伤痕文学，这类作品中的男人角色多是负重型的，言文刚就是属于那种不苟言笑、忍辱负重、面目冷峻的类型。我并没把他刻意塑造成侃侃而谈的样子。我主要捕捉到他的一个特质――“见习”，我把更多的功夫下在了这两个字上边。我当时住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宿舍，跟学生们聊天，在校园里默默地观察学生们的言行，学习他们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那种强烈的责任感，这些东西是和言文刚这个人物很贴近，他也是因为学习了法律之后才在工作中对自己的过去有了很深的自省的。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今天看来，当时在《见习律师》摄制组的实习生真可以称得上是豪华阵容。在导演实习组实习的学生有江海洋、李少红、陈凯歌、彭小莲、赵劲（赵丹和黄宗英的小儿子）；在摄影组实习的有今天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主任；在美术组实习的有何群。李少红当时是导演实习组的组长，是最卖力的一个，导演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她，李少红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导演只骂她，所以李少红经常被导演骂得直哭。《见习律师》曾经在北大拍了几场戏，因为群众演员比较多，我记得当时还是陈凯歌去组织的群众演员。

彭小莲的特点是经常见不到人。结果在杭州拍戏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打开小说类刊物《收获》，特别吃惊地看到彭小莲署名的一个中篇小说发表了。要知道，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能够在《收获》上发表小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当时还特别奇怪地问她：你这小说什么时候写的？她说：就是前几天，这个戏拍起来，我才写的。

《见习律师》中言文刚这个角色更多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审美特点，冷峻，忍辱负重，不苟言笑。对于演员来讲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发挥的角色，但是我个人感觉我的这部片子拍得还是比较不错的。

韩小磊导演如今已经去世了。不过幸运的是，当年实习组的导演现在也都成了电影、电视界的栋梁。也因为这部片子，我对电影这个陌生的领域有了一个专业化的认知，使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我得以和电影学院的这帮精英们结成了良师益友的关系。

《锅碗瓢盆交响曲》：功夫在片外

《锅碗瓢盆交响曲》改编自著名作家蒋子龙的同名小说，通过一个饭店的改革故事来透视中国社会的改革大潮。孙淳扮演饭店的经理牛宏。回忆起当年为了角色去饭店实习了一个月的往事，孙淳有些感慨。对于今天的影视制作，种种因素的制约已经很少容许演员有这样长时期来揣摩角色。今天的导演也不会像当年的滕文骥导演那样去耐心的指导演员了。

《见习律师》放映以后，反响很好。当时滕文骥导演正在筹备《锅碗瓢盆交响曲》，看了片子以后，就直接给韩小磊导演打了电话，询问我的档期，邀请我出演片中的男主角牛宏。滕文骥在当时是很牛的导演，能跟他合作是我的荣幸，我一听他的名字就接下来了，连剧本都没看。

我接受邀请后，就到书摊上去买了一本小说看，感觉非常好。牛宏这个角色和我当时的状态非常相似，血气方刚，敢说敢闯，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为了演好这个饭店经理，我在北京人艺旁边的翠华楼饭庄体验了一个月的厨师生活。80年代初的电影拍摄，还是计划经济，没有任何商业的影响，完全是按照艺术规律来拍摄的。那时候，一个电影要拍半年，演员体验生活，根本不用自己提出来，剧组就会给你找一个地方去练习。每天，我和所有的厨师一样正常上下班。一开始，人家做菜，我就在旁边打下手，拌作料或者练刀工。后来，就天天练习炒菜掂勺，经常是那个菜高高的带着火星落到手上，一落就是一个大泡。一个月下来，我已经练得像模像样，直到现在这一套动作我都非常熟练。之所以下这么大工夫去练习，目的就是培养角色的自我感觉。要不然，演起戏来看着扮相差不多，其实连油盐都分不开。当时，我们还坐火车到深圳去看各种各样的酒店，了解各种人物的事迹。

牛宏这个人物有个突出特点就是他虽然是改革先进人物，剧本里提供的形象也很立体，但是他也有些小毛病，比如去买鱼时总是要和小贩斤斤计较价钱，他是一个有毛病的改革先锋人物。当时我在研读剧本时也是被这些人性化的设计打动了、感染了，这些立体化的东西刺激了我的创作激情。因为80年代初期的大多电影作品几乎都是改革片，你接什么片子都是改革者，可能牛宏这个改革者更立体、更像生活中的常人，我演起来就更来劲儿！我也不去和别的电影作品中的改革人物比较，只是低头把自己的角色本本分分演好！

跟滕文骥导演合作的收获非常大。当时我们下生活的时候，演员之间要相互作一些小品练习。滕导很懂表演。他给我们进行了很多专业上的训练。比如我记得有一个题目叫擦肩而过。两个人设定的场景是一个人提工资了，另一个人没有提，两个人擦肩而过。他会马上问你：他嫉妒你了吗？然后马上问另外一个人：他说的对不对。对，就可以通过。这些都是在拍摄之前的铺垫。

蒋子龙曾在拍摄之前给我们做报告，讲小说前前后后的创作。蒋子龙当时40岁左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善谈，对于时展的脉搏有着特别敏锐的捕捉能力。当时我还特意问他，这样一部作品是怎么产生的？故事是不是有原型？他就跟我慢慢地讲牛宏的这个人物形象是怎样综合不同的生活中的人形成的。

1982至1983年，正是改革开放刚刚兴起，滕文骥导演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变革的观念。我还记得牛宏上任发表演讲的一个镜头。当时，滕导选了一个故宫筒子河旁边的一个饭店，我就站在大玻璃门前，背后恰好就是故宫的角楼。通过这样一个对比，导演破旧革新的意图一目了然。

那些改革年代里的影片

从《见习律师》到《锅碗瓢盆交响曲》，孙淳的表演事业一起步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上。此后，他的片约不断。1986、1987两年，孙淳连着拍了五部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孙淳试着去挑战和突破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只可惜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其中的一些片子大都没有立刻通过。若干年后，当这些影片公映时，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1986年初，陈凯歌邀请我出演《大阅兵》中的孙放一角。为了演好这个军人的角色，我和其他演员在湖北英山的机场和当地的部队同吃同住了两个月。当时之所以把外景地选在那里，就是因为那个机场没有一棵树，太阳直射下来，没有一点遮挡。每天早晨，我们和所有的战士一样围着机场跑步，一直跑到呕吐为止。白天骄阳似火，我们和战士一样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地站军姿，走正步。

刚刚到部队的时候，我们六个男演员站在方队里，一眼就认出来哪个是演员，哪个是真正的士兵。两个月以后，陈凯歌站在方队前面，愣是找不出我们六个演员来，只好说了一句：对不起，请我们的演员举手。我们几个“啪”地举起手来，凯歌一挥手：明天开拍。

张艺谋当时是《大阅兵》的摄影师。他希望用训练场上的单镜头和训练场外的移动镜头相互交错，构织他的整个造型。一开始他拍的样片是一个小战士到农民地里去收庄稼，拍回来一看不怎么样。当时张艺谋非常苦恼，整天思考怎样修改。

有一天，我要去美术组串门，看见张艺谋在院子里的花坛前来回踱着步子。我叫他：艺谋；他答应一声：哎，接着又低头踱步。等我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还在那儿来回走着。我当时非常震惊，就想：这个人的能力不可估量。结果第二次样片出来以后，大家全震住了。张艺谋就是这种吃喝拉撒睡都要想着电影的人，所以他能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现在人们看到的只是鲜花和掌声，根本不知道这些辉煌后面的艰苦过程。

很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大阅兵》当时并没有公映，等到最后公映的时候已经是1987年了。现在公映的版本中，结尾加进了当年天安门前大阅兵的镜头，而在原来的版本中只是方队迈着正步走向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

1986年，我相继有几部作品面世。《大阅兵》之后，我又拍摄了我哥哥孙周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的第一部影片《军人的证明》，以及江海洋导演的《荒岛枪声》。遗憾的是，这两部电影当年都没有立刻获得通过审查。

不过因为拍摄《军人的证明》，我也得以出演另一部影片《魔窟中的幻想》。这是一部更接近儿童片的电影，讲述在监狱中出生的小萝卜头的童年故事。影片的导演王冀邢是孙周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当时孙周就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的一个老大哥搞了这样一部片子，想让你演。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出演了典狱长的角色。

当时的中国电影创作在第五代崛起以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反传统，强调造型艺术和造型感。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人们很赞赏这个时期的电影，但是这一时期的电影有一个普遍的缺点就是人物的塑造不够有力。

而《魔窟中的幻想》的典狱长恰好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是有所突破的。当时流行的电影中，的形象普遍都是残酷和没有人性的，但是《魔窟中的幻想》的典狱长却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反面角色中加入了人性的色彩。比如片子中有一个镜头是典狱长很怜爱地看着小萝卜头说：你叫我叔叔，我就给你一块糖。虽然典狱长最终也没有摆脱对的认同，但是这样的镜头在当年还是突破了那种“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的框架。

第五代导演崛起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部分电影拍摄的都是北方农民的故事，城市题材的片子普遍偏少。1987年，我接拍了珠江厂的电影《太阳雨》，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广告人的角色。珠影厂所在的广州正是当时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改革开放对每个人具体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个人的价值观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题材恰好是他们容易把握的。

当时这个片子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后，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被认为是反映都市意识的好电影，而我的表演也在业内得到了肯定，我个人也感觉到自己更善于驾驭这种都市题材的角色。

其实，每个演员都有一个先天的条件，这个先天的条件决定了我们对各种角色的驾驭能力。就像凯歌不会选我去演《黄土地》，张艺谋也不会让我去演《菊豆》一样。我的形象就决定了我和都市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演过一个农村的角色。我记得当时吴天明导演曾经邀请我演一个农民。我说：吴导，你觉得我像一个从庄里走出来的农民吗？我都不信，我怎么能演好这个角色?

《死期临近》：把想像的东西演出来

从影片一开头的“少儿不宜观看”到影片中悬疑紧张的气氛，即使今天重新观看《死期临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部影片强烈的商业气息。然而给人留下更加深刻印象的是孙淳的表演。在这部影片中孙淳扮演了一个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杀人犯，表演难度极大。同时，这也是孙淳最喜欢的角色之一，也因此，他获得了自己表演事业上的第一个奖项――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第3届“学会奖”。

80年代末期，中国的电影体制虽然依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商业片已经开始慢慢抬头了。这个时候，我接拍了《死期临近》。

当时我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回峨嵋厂，正好碰到了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导演谢洪。他跟我说：有一个片子叫《死期临近》，你看看，有没有兴趣演。一看剧本，我心里有数了：我能演得非常好。

《死期临近》讲的是一个在“”中心灵受到伤害的青年利用自己的社会身份疯狂报复社会的故事。看完剧本，主人公王克伟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考演员功力的角色，也需要演员有很强的爆发力，还考演员的想像力，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角色！他有很大的张力。你演杀人犯不能真的体验杀人的生活，这就靠演员的想像力了。这是一个介于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的人物，人格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当中，作为演员来说，会很有演头，我觉得我也有能力去驾驭这个人物。我当时接下这部戏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对这个人物充满了想像，并且我迫切地想把我想像到的东西表现给观众看，把想像的东西演出来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

这部片子是我从影以来演得最过瘾的一部。在此之前，我演的都是好好先生，所以演这样的角色我感觉充满了挑战。这也是我从影生涯中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以至于从此以后我都不接类似的角色，因为感觉构不成挑战，无法超越这部片子的表演水平。

这部片子的女主角是林芳兵，当时在全国观众眼里，林芳兵基本上就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可是拍摄初期，因为种种原因，林芳兵和摄制组其他部门的关系一直存在问题，结果剧组迫不得已让她离开了。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跟导演说：导演，你告诉我，你还能找一个比她更好的女演员吗？还有哪个女演员是观众眼中的大众情人吗？导演想了想说：没有。我说，如果这样，那就把她找回来。他说：那你去机场吧，她现在正在机场。

于是我就马上赶到了机场。我问林芳兵：你觉得可惜吗？她说：我也觉得可惜呀，可是我就是和他们合作不好。我说：会合作好的。然后我问她：你是好演员吗？你觉得我是好演员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合作一次呢？就这样，我终于把林芳兵从机场接回了摄制组。

之所以要把林芳兵从机场叫回来，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扮演的这个角色的疯狂是建立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如果影片拍出来后，观众觉得我不可能为这样一个女性而疯狂，大家就会认为我是作假，而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正确。

在内容上，这部片子也是非常大胆，直接触及到性的话题，而且有一个镜头在表现上也很有突破。影片最后还在片头直接打上“少儿不宜观看”的字样，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业性的体现。我记得，当时片子出来以后，卖了三四百个拷贝。只可惜，当时片子无法公映，等到可以公映的时候，早已经是时过境迁了。

所以，回忆那十年间的作品，我也有遗憾，但并不后悔，我从来不指望一部电影能满足我所有的释放，至今如此。要是那样的话，拍一部片子把我所有的才华都表现出来，那拍完这个角色以后不用干了，一辈子不是当三辈子使了吗？

孙淳简历198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同年分配到峨眉电影制片厂。主要电影作品包括《见习律师》《锅碗瓢盆交响曲》《大阅兵》《太阳雨》《死期临近》《大撒把》《缉毒英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