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废除后文人的出路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1300年间（605-1905年），科举产生的进士将近10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明清两朝，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50万人，把童生计算在内，则以100万计。科举废除后，除了部分年轻者选择进入新学堂或留学外，大部分旧文人为了解决生计，选择了不同的谋生存、求发展的道路。

从政 从政原本是旧文人的正道，但在近代，因为科举被废除，选官之路逐渐被新知识分子代替，旧文人要想进入政界，就必须参加保荐选拔考试，或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家财形成的能量和影响力来达到从政的目的。能够进入政界的旧文人多是上层精英，也就是官绅、省绅以及有身份、地位、财富的乡绅。1909年谘议局开始选举的时候，汇集了各地士绅名流，选入谘议局的士绅，要么是学界精英，要么是官绅代表。

从幕 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底层文人被疏离在政权之外。民国时于右任对冯玉祥感叹说：“在中国，只有在要做对联、祭文，通电时，才想到文人，平时哪个把他们瞧在眼里。”近代动乱的政治生态，让做幕僚的文人毫无尊严，这些文人不得不极为卑微的把自己异化成乞食的猪狗。比如袁世凯幕下有几千文人，他要求幕僚无条件地执行其命令，贯彻其意志。对推荐而来的士人，他每月只给坐薪10个大洋（约今人民币1100元），让他们坐冷板凳，并称之为“豢豚”（养猪）。军阀割据时代，军阀喜欢用从人格上完全附庸自己，仰其鼻息的文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优秀读书人是没有出路，甚至会被残杀。老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军纪败坏，其幕僚赖文盈评论他“羽翼丰满，可惜‘山气’未除。”沈鸿英当时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请亲兵用轿子把赖师爷抬回家去。亲兵们将赖师爷抬到野外，铺开一红地毯，让他跪下，把他枪杀了。

从军 科举废除后，清政府同时开始编练新军，那些年龄接近成年人的秀才、廪生等成为新式军队选拔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人才的重要人才库。1905年前后，清政府的新军编练正好进入高潮，全国36镇（师）的庞大编练计划，约需军官总数在3万人以上。新军有如此多的饭碗，加上军官俸禄颇为可观，无疑对那些急于寻找新出路的读书人有很强的诱惑力。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秀才从军的热潮，大批青年文人涌入新军。1905，湖北当局在黄陂县募兵，96人中有12个廪生，24个秀才。这只是一个地方的入伍情况，在全国而言，投笔从戎的文人更多。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弃儒从军的人更是难以胜数。

从教 在清末的最后10年间，至少有10万旧文人成为新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人成为清末“学绅”。之所以这么多旧文人从事教学，主要是因为新学堂学生猛增。据统计，新式学堂学生在1904年有将近10万人，次年递增到26万人，1906年科举废除后猛增到55万人，1907年为102万人，到了1909年，高达164万人。

卖文 科举的废除，从体制上切断了旧文人对政权的依附，稿酬的出现也使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许多无以为业的旧文人将目光投到稿酬丰厚的小说上。吴研人曾经诙谐地说，他是佛山人，终日无所事事，以卖文为业，有人劝他注意休养，他指着桌上的饭碗说，他也想休养，无奈为了这个。吴研人所吃的饭靠自己的文字换来，他完全靠卖文为生，所谓“咬文嚼字”。陆士谔是科举废除后上海职业小说家代表。1905年，陆士谔到上海谋生，正当小说流行，他试着写了几篇，竟然一举成名，成为宣统年间上海滩最走红、最多产的小说家。清末11年间（1900-1911），中国通俗小说出现了两次高峰，一次是1903年（39部，是1900年的13倍），一次是1907-1909年间（1909年104部，为1900年的34倍）。当时创作的小说作品中，断案小说最畅销，约占四成，次之，约占三成，搞笑花边故事约占二成，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的为最下，约占一成。

经商 在以前，商业是末业，商人地位卑微，远不如士人。但在近代，列强的发展与扩张，文人逐渐开始走向从商的道路。近代新商业的出现，也为文人进入该领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比如印刷业、书馆、报业等一批文化产业。报刊杂志的出版在10世纪初期形成高峰，与以前相比，发行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内容也日趋丰富。新报刊大多成为传播新知、倡导变革的载体。与此同时，由留日学生们翻译、编译的各类教科书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也开始流向全国各地。1895年到1911年，仅翻译自日文的书籍就有985种。许多读书人从事制造业、贸易业。江苏南通的张謇便是经商的典型。如小说家陈蝶仙，童年入私塾求学，曾考取优贡生，后参加主编了《著作林》、《游戏杂志》、《女子世界》和《申报》副刊《自由谈》，除了写作、编辑之外，他还开办了许多公司，生产牙粉、酒、汽水及碳酸镁玻璃。

革命 部分旧文人接受了新思潮，开始倡导革命，现行体制。如蔡元培就是以翰林转向革命的著名革命家。在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领袖集团中，黄兴、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原来都有生员（秀才）身份。据台湾出版的《革命先进先烈传》一书记载，328民革命党人中，有43人有功名（进士2人，举人6人，贡生2人，秀才33人），占13%。据《革命人物志》统计，在参加辛亥革命的1900人中，有功名者有219人（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183人），占11.5%。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其中不少有秀才功名。

科举废除后，作为精英的旧文人的大多数被抛出权力中心，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作用、价值、地位、认同和尊严也随之而去，守旧的愁怨牢骚，不再为社会出力，图新的奔走于达官军阀之间，闲暇则放浪形骸、纵情歌舞，本该由他们担当的责任与使命――正人心、兴太平，根本无从谈起了。从此，晚清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政坛道德的败坏随之而来。科举废除后，以文治武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对军官任职资格的考试、审查权的放弃，依靠裙带关系崛起的军阀蜂起，中央难以与武夫共天下，结果造成近代军人干政，林立的军阀走上穷兵黩武之路，给民初的中国带来大劫难。科举废除后，激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场革命，如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最后将马列主义引入中国，可以说，科举的废除为中国的进步，积蓄了强大的助推力量。